《離騷》重點句

　　《離騷》不僅開辟了一個廣闊的文學領域，而且是中國詩賦方面永遠不可企及的典范。

　　1、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以善淫。

　　評析：這幾句詩使抒情主人公除了作為政治家和詩人的自我形象出現(xiàn)外，又常幻化為，一個美麗而遭逢不幸的女子。她有愛美的天性，喜歡用芳潔的東西修飾自己，還親手栽培了許多芬芳的草木。起初與丈夫(“靈修”有時也可理解為丈夫)締結了婚約，后來卻受到眾女的嫉妒和讒毀，終于被拋棄。這一條“美人香草” 式的寓意伏線和詩人的政治抒情疊合在一起，造成《離騷》全詩特有的寫實與虛擬二重世界相互交融、迷離惝恍的藝術效果，給全詩增添了綽約的風姿和芳菲的情韻。

　　翻譯：怨恨君心荒唐啊，始終不能理解我的心思。那些女人也嫉妒我的嫵媚，誹謗我好放蕩淫亂。

　　2、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評析：這一句表明屈原志向不改，堅貞不屈。真可說是一條鐵骨錚錚的漢子。屈原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群無恥小人對他的惡毒誣蔑，一會說他穿著奇裝異服，一會又說他面容姣好，肯定是個善淫之輩。這群人追名逐利，篡改法令，歪曲是非，混淆黑白，競相諂媚，把朝廷弄得烏煙瘴氣。屈原下決心絕對不和他們合流，他自比不合群的鷙鳥，孤傲、矯健，“自前世而固然”，他不想改變，也無法改變，這就像方圓不能周，異道不相安一樣。在這里，屈原清楚地預感到了自己的結局，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選擇。句中“雖九死其猶未悔”和同出自于《離騷》的“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詩句是后人引以自勉和共勉最多的句子。

　　翻譯：只要是我心中所向往喜歡的，即使死去九次也不會后悔。

　　3、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評析：這幾句詩所表現(xiàn)出的詩人自知之明、自謀之熟、自勉之嚴、自決之勇，令人感慨萬分。經(jīng)過激烈的思想斗爭，他不僅又回到了“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境界，而且感情更加深沉，意志更加堅定。通過這一段情感的抒發(fā)，詩人將構成自己心靈世界悲劇性沖突的兩個方面──理想與現(xiàn)實的對立、進取與退隱的對立，初步展現(xiàn)出來了。繼之又更加堅定地作出了選擇。

　　翻譯：我生各有各的喜好，我獨愛美，并且習以為常。即使肢體分解也不會改變，難道我的心志是可以挫敗的嗎?

　　《離騷》分段賞析

　　第一段。通過自敘的筆法，提出了積極用世的人生觀：首先追溯世系，表明自己是楚國宗室之臣;詳紀生年和名、字的由來，強調稟賦的純美。這和愛國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就成為屈原生命中進步的動力。奠定了他那種堅強不屈的戰(zhàn)斗性格的基礎。接著敘述他對待生活的態(tài)度。由于熱愛生活，所以特別感到時間的易逝，生命的短暫;因而孜孜不倦地培養(yǎng)品德，鍛煉才能，來充實自己的生活。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遠大的理想，明確的目標，在楚國政治改革中，貢獻出自己一份力量。

　　第二段。承接上文，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以及事君不合的經(jīng)過。首先述三后以戒今王，接著陳堯舜以示典范。在古代社會里，凡是具有政治抱負的士大夫，他們的理想都必然寄托在最高統(tǒng)治者的身上，因而屈原就必須爭取楚懷王的合作，首先是取得他的信任。可是懷王的態(tài)度是不堅定的。這一矛盾的存在，就展開了屈原和“偷樂”的“黨人”之間的劇烈斗爭;同時，懷王的聽信讒言，也就決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觀遭遇，為下文提出張本。

　　第三段。敘述自己在政治斗爭中的客觀遭遇，并分析其原因。綜合起來，有下面幾層：第一，政治上的改革，單靠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除了爭取君王的合作，必須培植人才，廣結同志，共赴其成。屈原在這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可是想不到“眾芳蕪穢”，致使他的計劃落空，陷于孤立。第二，指出了他和“黨人”之間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他們之所以勾心斗角，排除異己，只不過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屈原的堅持理想，則是為了“恐修名之不立”，“哀民生之多艱”。這里，他強調法度繩墨，進一步提出他的法治思想;這和腐化沒落的貴族勢力絕不相容，因而這一斗爭是不可調和的。第三，在這樣不可調和的斗爭中，懷王的昏庸糊涂，“不察民(人)心”，不辨黑白，助長了邪氣的高漲，造成了群小進讒的有利條件。第四，從邪正不能相容，預測自己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強調不屈服、不妥協(xié)的頑強精神，并準備為此而不惜作任何犧牲。下文展開了劇烈的思想斗爭而終于取得勝利，就是確立在這樣一個堅實基礎上的。

　　第四段。承上文說，既然理想不能實現(xiàn)，則退隱可以獨善其身;為個人計，又何嘗不心安理得?可是這種知其不可為而不為的逃避現(xiàn)實的態(tài)度，和屈原的個性是絕不相容的。這使他暫時寧靜下來的情感又掀起無限的波瀾;在波瀾起伏中，一層一層地展開了內(nèi)心深處的矛盾、彷徨、苦悶與追求，以及在這種心情中的斗爭過程。從這段起，所寫的都只是一種思想意識的反映，并非事實的敘述。

　　第五段。敘述女媭的勸告。她指出處于沒有是非曲直的社會里，屈原如果不改變他那種孤忠耿直的作風，是不會見容于當世，而且會遭到殺身之禍的。她是屈原人世間唯一的親人，她所說的也是娓娓動聽的人情話;可是她的話僅僅是單純從愛護屈原、關心屈原出發(fā)，提高到思想原則上來說，她對屈原卻缺乏本質上的認識。女媭尚且如此，那末屈原內(nèi)心深處的痛苦又向誰去申訴呢?于是詩人就不得不把他生平的政治見解假托于向他所最崇拜的古代圣君帝舜來傾吐衷腸了。他征引了豐富的史實。主要是為了證明他所堅信不渝的一個真理，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必然歸于覆亡，只有“義”和“善”，“循繩墨”“舉賢能”才能使國祚昌盛;而他所堅持的，正是關系楚國國運興衰的根本問題，他自然不能聽從女媭的勸告，作明哲保身之計了。“陳詞”中的反復論證，即第二段“彼堯舜之耿介兮”四句的基本內(nèi)容的具體發(fā)揮。這種認識所構成的理論上的完整體系，就使得屈原更進一步表現(xiàn)出一種“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的頑強信念。和其他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樣，他是“百變而不離其宗”，決不可能放棄他的主張的。這種主張在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于是下文就進入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在精神活動的領域里開拓了一個更為寬廣的世界，把極其深刻而復雜的內(nèi)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

　　第六段。寫幻想中的境界，借求愛的熾熱和失戀的苦痛來象征自己對理想的追求。綜合它的內(nèi)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屈原愛國之深，盡管在上述惡劣環(huán)境中備受各種打擊，但耿耿此衷，他仍然是鍥而不舍的。這種發(fā)自內(nèi)心不可抑制的強烈情感，亦惟有愛情的追求能仿佛其萬一;因而就產(chǎn)生了以“求女”為中心的幻想境界，并形成這種上天入地馳騁幻想的表現(xiàn)形式。第二，要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須爭取統(tǒng)治者的信任，正如愛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須有其具體的追求對象一樣。屈原所追求的，有九重的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間的佚女，她們的身份不同，但在她們的身上同樣可以寄托愛情;也如楚國統(tǒng)治集團當中的任何一員，都有可能通過他們來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舊說，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于屈原當時的心理狀態(tài)。可是所謂“女”，決不僅僅是象征 “君”。張惠言認為這一段是說“以道誘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為切合原文文義。至于哪一類的女性是影射哪一種人，則文學作品里的藝術形象不同于哲學社會科學的邏輯思維，是不可能刻舟求劍機械地加以分類的。第三，屈原求愛的心情是熾熱的，可是他選擇對象的條件則是極其苛刻的。他不僅追求美麗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質。那就是說，政治上的結合必須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基礎上;同時，即使有了適當?shù)膶ο螅�又必須通過媒介的關系。那也就是說，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決不肯枉尺直尋，不擇手段以求進身的。愛情的熾熱和求愛條件的苛刻，正是矛盾的焦點;失戀的苦痛，就是在這個焦點上形成的。因此在“上下求索”的過程中，回答他滿腔熱情的只是空虛和幻滅，悵惘與彷徨。他在幻覺中的一切感受，正是“溷濁不分，蔽美稱惡”的丑惡現(xiàn)實的反映。

　　第七段。屈原在極度苦痛的復雜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去和留的問題而加以分析。戰(zhàn)國時代，是中國大一統(tǒng)局面出現(xiàn)的前夕，當時所謂士，為了實現(xiàn)其理想，政治活動的范圍并不限于本國。求謀個人功名富貴的“朝秦暮楚”的蘇秦、張儀之徒固不用說，就是儒家的大師孟軻也是終身過著“革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以傳食于諸侯”的生活。荀卿則以趙人終老于齊。法家的韓非、李斯也都不是為故國效力。以屈原所具備的卓越才能，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當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理想不可能在本國實現(xiàn)的時候，考慮到去留的問題是非常自然的。這一段分三個部分：首先是問卜于靈氛，接著取決于巫咸。巫咸和靈氛對同一問題的看法所得出的兩種不同的結論，再一次地引導屈原把楚國的現(xiàn)實和自己的處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問題的癥結是在于整個環(huán)境的日益惡化。盡管自己能堅持理想，決不動搖;但留下來，希望又在哪里呢?結果，靈氛的勸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暫時的優(yōu)勢;于是他就沖破了楚國的范圍，進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另一幻境。

　　第八段。屈原考慮接受靈氛的勸告以后，在迷離恍惚的心情中展開了最后一次的幻想。幻想終于破滅，這樣就結束了全篇。綜合其內(nèi)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表現(xiàn)在本篇里，屈原的內(nèi)心矛盾正如蠶的作繭自縛一樣，愈來而愈益錯綜復雜，無法解脫;而這錯綜復雜的矛盾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沿著一條線索逐步向前發(fā)展的。那就是個人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如何求得統(tǒng)一的問題。假如單純?yōu)榱瞬蝗倘�國，則留下來而采取一種消極逃避的態(tài)度;盡管在極端黑暗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里，又何嘗不能作和光同塵，明哲保身之計?但這是屈原所萬萬做不到的。假如單純?yōu)榱耸阏箓�人的政治抱負，則屈原的主張正符合于大一統(tǒng)前夕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要求，正如司馬遷所說的，“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本傳贊)但這又是他心所不忍的。留既不能，去又不可，最后所接觸到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個人的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的不但無法統(tǒng)一，而且引起了正面沖突的問題;這樣就把矛盾推進到最高峰，而無可避免地使得馳騁在云端里的幻想又一次掉到令人絕望而又無法離開的土地上。第二，在這段里，極馳騁想象之能事，浪漫氣息非常濃厚。這是屈原靈魂深處苦痛的絕叫，生命活力最后的顫抖，這種精神活動，盡管迷離恍惚，空闊無邊，但它所反映的現(xiàn)實心情并不是不可捉摸的。在準備離開楚國的大前提下，屈原究竟想到哪里去呢?他所飛翔的幻想始終是指向西北方，而且明確地說，“指西海以為期”，這決不是偶然的。中國民族來自西北高原，蒙昧時期，我們祖先的活動是以西北地區(qū)為起點。因而遠古的神話傳說，絕大部分集中于以昆侖為中心的西方和西北一帶。這是從我國最早的民族發(fā)展史上所形成的一個古老的神話系統(tǒng)。到了戰(zhàn)國后期，隨著生產(chǎn)的發(fā)展，疆宇的開拓，東方文化中心的齊國，以陰陽家鄒衍為代表又出現(xiàn)了一支以瀛海、蓬萊為中心的新的神話系統(tǒng)的萌芽。秦漢以后，有關神話傳說才漸漸由西北轉向東南。楚國在當時是保存遠古文化最完整的唯一的國家，因而以神話傳說為背景的屈原的創(chuàng)作，自然是詳西北而略東南。這僅僅是從文章的取材的地域性和歷史意義而言的。就作品本身所表現(xiàn)的語氣結合著當時的客觀現(xiàn)實，則其中透露出一個作者所不忍明言的隱約心情。那就是它所指向的西北方，正是秦國所在地。李光地曰：“是時山東諸國，政之昏亂，無異南荊。惟秦強于刑政，收納列國賢士;士之欲亟功名，舍是莫適歸者。是以所過山川，悉表西路。”(《離騷經(jīng)注》)這話是不錯的。七雄并峙的局面，到了后來，大勢漸趨統(tǒng)一，山東六國必然被強秦所吞并，已成為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和屈原同時的荀卿在他所著“強國篇”(見《荀子》)里就有具體的分析。屈原也不可能不是從這一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因而出現(xiàn)在他思想里暫時的幻境，不但要離開父母之邦，而且是適仇讐之國，這樣就使得矛盾的沖突表現(xiàn)得更為尖銳，更為劇烈。這段一開始，屈原驅役龍鳳，揮斥云霓，表現(xiàn)得如何的活躍和愉快!他的精神似乎已經(jīng)超越現(xiàn)實境界，而離開了苦難的深淵;可是當他忽然臨睨到故鄉(xiāng)的時候，血肉相聯(lián)的情感，又立刻粉碎了那一剎那間所呈現(xiàn)的美妙幻境;也就在幻想的破滅里，放射出強烈的萬丈愛國主義光芒;而這種駿馬注坡，帷燈匣劍的表現(xiàn)手法，和他當時真實心情是完全相適應的。

　　最后五句是全篇的總結和尾聲，在上面八段外具有其獨特意義。它高度地概括了全篇的主要內(nèi)容，簡要而深刻地闡明了屈原以身殉國這一偉大悲劇的真實歷史意義。五句分兩層：龔景瀚曰：“ ‘莫我知’，為一身言之也;‘莫足與為美政’，為宗社(祖國)言之也。世臣與國同休戚，茍己身有萬一之望，則愛身正所以愛國，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國有萬一之望，國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與為美政’，而望始絕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計無復之，而后出于死，一篇大要，‘亂’之數(shù)語盡之矣。太史公于其本傳終之曰：‘其后楚日以削，后數(shù)十年竟為秦所滅。’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離騷箋》)死，在今天看來是消極的，但兩千年前屈原所采取的這種行動其中卻包涵著極其嚴峻的積極的現(xiàn)實斗爭意義。王夫之日：“原之沉湘，雖在頃襄之世，然知幾自審(預見未來，考慮到自己所應該采取的態(tài)度)，矢志已夙(早)。君子之進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樹立，惟極于死以為志(在思想上能作最后犧牲的準備)，故可任性孤行也。”(《楚辭通釋》)先大父(名其昶，字通伯)曰：“死，酷事耳;志定于中，而從容以見于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有了正確的人生觀)! 豈與匹夫匹婦不忍一時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屈賦微》序)這些，不但說明了為什么屆原在沉湘前二十多年的《離騷》里會出現(xiàn)“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這樣的句子，而且有力地駁斥了一般封建正統(tǒng)文人們有意誣蔑屈原，毀謗屈原，像漢朝班固所說“露才揚己，忿懟沉江”之類的謬論。

　　拓展閱讀：《離騷》寫作背景

　　《離騷》關于《離騷》的創(chuàng)作背景，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它創(chuàng)作于屈原被楚懷王疏遠之時，還是流放中。《史記·屈原列傳》里說，年輕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讒害，楚懷王因而疏遠了他。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而《史記·太史公自序》里說：“屈原放逐，著《離騷》。”《報任安書》里也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對同一事件的表述明顯存在著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決這個問題，從這首詩本身找證據(jù)是好辦法。詩中有這樣的詩句：“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自疏”意味著主動的態(tài)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為詩中有“濟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懷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這并不足信。因為《離騷》后半部分，全是寫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濟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實有其事。

　　總之，《史記·屈原列傳》的說法是可信的。而《史記·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時不大忠實于史實，是有可能的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引劉安《離騷傳》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說：“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的“憂愁幽思”和怨憤，是和楚國的政治現(xiàn)實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離騷》就是他根據(jù)楚國的政治現(xiàn)實和自己的不平遭遇，“發(fā)憤以抒情”而創(chuàng)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詩。由于其中曲折盡情地抒寫了詩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歷程的形象記錄,稱它為詩人的自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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