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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詞學思想和＂易安體＂的特點
【導讀】李清照出生于書香門第，早期生活優裕，其父李格非藏書甚富，她小時候就在良好的家庭環境中打下文學基礎。出嫁后與夫趙明誠共同致力于書畫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據中原時，流寓南方，境遇孤苦。所作詞，前期多寫其悠閑生活，后期多悲嘆身世，情調感傷。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徑，語言清麗。論詞強調協律，崇尚典雅，提出詞“別是一家”之說，反對以作詩文之法作詞。能詩，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時詠史，情辭慷慨，與其詞風不同。
一、《詞論》的著錄和"別是一家"說的創立
集中反映李清照詞學思想的《詞論》的篇名是后人命名的。此文最旱由胡仔在其《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三《晁無咎》條下著錄時，稱"李易安云"。胡仔所引是否全文，至今尚有疑議。鑒于此文不僅是李清照唯一的詞學論著，也是詞史上最早產生巨大影響的一篇詞論，篇幅又很簡短，茲將胡仔所引之全文迻錄于下：李易安云："樂府、聲詩并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愿與坐未'，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位下，羅拜日：'此李八郎也。'自后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終、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茸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邪？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鴦》，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苕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為此輩發也。"繼胡仔之后，第二位著錄《詞論》的是南宋人魏慶之，見于其《詩人玉屑》卷二一《詩余》條，在《晁無咎評》之后，題作《李易安評》，又另作《李易安云》，文字除將胡仔所引的"雖極妍麗豐逸"句作"非不妍麗"，又將胡仔所引的"皆摘其短"句作"皆指撾其短"外，其他悉同胡仔所引，并將"苕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正為此輩發也"一段全文引錄。
第三位著錄《詞論》的是清人徐釚，其《詞苑叢談》卷一《體制》題作《李易安詞評》，文字系據《詩人玉屑》，而未引"苕溪漁隱曰正為此輩發也"一段。上述引文中的"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就是李清照首次為詩、詞之別立下的界碑，也是后世論者常常引用的"詞'別是一家，"的原始出處，如引作"詞別是一家"，則不是現存李清照《詞論》的原文。
二、《詞論》的貢獻
以往人們對《詞論》所作出的貢獻，大都只就其"文本"涉及到的諸如詞史、詞律、詞評等問題加以論列，而對其貫穿全文的一個盡在不言中的重要問題，至今仍被忽略，這個問題就是《詞論》堪稱：
（一）為"小歌詞""補天"之作
把宋代的這種特定的文學體式稱之為"宋詞"無疑是后世的事，李清照還不時把它叫做"小歌詞"，在她之前，詞更被叫做"曲子詞"、"樂章"、"樂府"、"琴趣"、"長短句"、"詩余"等等，別名很多，但沒有一個能作為其獨立"人格"的揭橥，名字也不夠響亮。這都是因為那時的詞尚處在詩的附庸和棄兒階段的緣故。到了北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歌樓舞榭遍及城市，官伎、私伎比比皆是。這種被叫做歌詞的創作權，不僅從民間轉到了一些文學大家的手里，甚至還有一些名公大臣加入了"小歌詞"的寫作行列，從而給這一畔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時李清照挺身而出，為"小歌詞"的純潔和獨立，大聲疾呼。上引《詞論》的第一段是說詞應象唐朝開、天盛世時的"樂府、聲詩"一樣，是供歌壇名星演唱的；第二、三段分別指出"鄭、衛之聲"和"亡國之音"都不合時宜，前者則更是被指摘的對象；第四段是全文的核心，它以實例說明，象柳永《樂章集》那樣"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不行，象晏、歐、蘇等人那樣寫一些"不協音律"的"句讀不茸之詩"也不行。不論是晏、歐、蘇，還是王安石、曾鞏，他們所作"小歌詞"之所以"不可讀"，主要是他們不知詩、詞之別，或"知之者少"。而對詩、詞之別"始能知之"的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又各自有"無鋪敘"、"少典重"、"專主情致"、"少故實"等缺久。總的看李清照的這篇《詞論》，對時弊的批評是擊中要害的，建樹是獨特的，對后世的影響是深遠的。詞這一體式之所以能夠膺任宋代文學的代表，被光榮的稱為"宋詞"，在一定意義上說，對于詞的本質的確立和流弊的匡正，李清照幾有"女娟""補天"之功。
（二）對詞之為體要義的建樹
李清照對于詩、詞之別的劃分，應該說是首先著眼于詩、詞不同的社會作用的。詩的社會作用已為人們所共認，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從李清照的詩歌實踐看，無疑她對孔子此說是身體力行的。關于詞的社會作用，《詞論》中雖亦無直接論述，其贊成曹元謙、念奴、李八郎等"歌壇"高手，在曲江宴上大顯身手，就說明她是格守《花間》、南唐之風習，也把"小歌詞"看成"娛賓遣興"、侑筵佐筋的工具。既如此，在她看來，"小歌詞"要想唱得"眾皆泣下"，除了要有象李八郎那樣的"擅天下"的"能歌"者，歌詞本身不僅要摒除"鄭、衛之聲"，"亡國之音"和"詞語塵下"者，還要有與詩文大不一樣的、為詞所特有的音韻格律，她《論語·陽貨》，朱熹《四書集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
認為詩文只講究平仄即可，而歌詞則既"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如不烙守音律方面的這一系列的嚴格規定，那么所作歌詞"則不可歌矣"，這樣的人作為歌詞作者，即使"學際天人"，也是不稱職的。要想稱職，必須首先弄清詞是"別是一家"的，與詩很不一樣，它們必須各立門戶的道理。在這個基礎上，作者還進一步強調，詞還要有"鋪敘"、要"典重"，既不能象秦觀那樣"專主情致，而少故實"，也不能象黃庭堅那樣"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暇，價自減半矣。"以上是李清照在其《詞論》"文本"中直接論述到的關于詩、詞的主要區別之點。對此，她從理論上作了明確的、反復的強調。但對于詩和詞別一方面的主要區別，即二者在題材內容方面的差異，在現存《詞論》"文本"中，沒有明確的、直接的論述，但在李清照的創作實踐中，其詩、詞的題材內容則敻不相埒。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不難設想，即胡仔在其《苕溪漁隱叢話》中所錄"李易安云"，并非全文。其闕文一則可能在論述詩，詞題材之別的段落上；一則又可能在"價自減半"的戛然而止處。后者的內容，顯然不便妄測，試對前者擬補如下：詩、詞之間，除了《詞論》中著重強調的音律，即形式方面必須嚴加區別外，后面提到的對于詞在情致、鋪敘、典重、妍麗、豐逸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均取決于內容，而內容如何又往往取決于題材。實際上李清照對于詩和詞在題材內容方面的規定十分嚴格，可以說她為二者劃了一條很深的鴻溝。比如她的詩的題材內容幾乎都是關系到社稷江山和興觀群怨的，偶爾寫了一首被認為"甚工致，卻是詞語"的《春殘》詩（詩云："春殘何事苦思鄉，夢里梳頭恨最長。梁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基本也沒有超出《論語·陽貨》所規定的興觀群怨和"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范圍。至于其詞的題材內容，所涉及的或是伉儷親情，或是離懷別苦，或是私生活方面的隱衷。即使后期的個別詞中帶有一定的家國之念，她也將其托之"酒朋詩侶"、閨事閨情出之，絕無直抒壯懷之篇。至于李清照在詞的題材內容方面，嚴把私房門的做法是否完全可取，那是尚須另外探討的問題，但如果在《詞論》中，讀不出作者對于詩、詞題材的嚴格分工，那就勢必造成對其作品（主要是詞）的誤解，甚至曲解。比如她的《聲聲慢》，如果把它理解成借惟悴的黃花、雨中的秋桐和不再為她捎書的鴻雁，表達其中年被疏無嗣的隱衷，就很符合作者對于詞的題材規范，而象以往那樣，大都把這首詞說成是表達恢復無望的苦悶，從而把"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三句，等同于朱敦懦南渡以后寫的"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等句，把"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諸句，說成與張炎的"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一樣，都是表達對時事的憂傷云云，這種種說法，無疑都是牽強附會的，因為這遠遠超出了李清照為其詞所規定的題材范圍。如果細讀一下其《詞論》，就會知道，這樣人為地拔高李清照，恰恰違背了她對于詞的理論主張。
同時還應該看到，《詞論》對于詞在格律方面迥異于詩的獨特要求，無疑是基于時人對于詞合樂、應歌的現實需要；而李清照對于詞的題材內容的界定，則無異于強化了詞的自身特色。她從兩個方面所花費的苦心，集中到一點，就是她不遺余力地為詞爭取生存權，如果沒有李清照對于詞之為詞的特質的強化，那么在已經出現的"以詩為詞"、"以文為詞"，以及對詞的格律屢屢有所突破的現實面前，詞不但會處在作為"詩余"的名實相當的附庸地位，久而久之，隨著其自身特點的弱化和消失，在失去其獨立存在的必要性之時，也就是其被詩取代之日，然而詞在以后的歲月中，不管出現了什么樣的為李清照所始料不及的生存環境，它不僅沒有消融于詩，反而在面對著比唐詩更加紛壇勢眾的宋詩面前，出"人"頭地。宋詞的出息，固然非借助于清照一人之力，但在它爭執牛耳的過程中，李清照以其理論和創作的雙重業績，立下了頭功。
三、《詞論》的偏頗
以上對《詞論》的肯定，并不意味著看不到它的偏頗和其它不足之處，又因為現存《詞論》非系原貌的可能性較大，所以其理論與創作之間的扦格不入之處、其"文本"自身不盡密合之點，以及包括現存"文本"的主要論點、論據在內，均有可議之處，綜合起來，大致有以下兩方面：
（一）對音律的要求有細瑣過苛之嫌
在第二章中已論定，《詞論》系作于大觀年間（1107—1110年），當時李清照只有二十六、七歲，又身處遠離汴京的青州，其論著中對于音律的理論要求，與其作品的能否及時付諸管弦接受實踐的檢驗，當系兩回事。她在詞的音律方面提出了一些他人未曾有過的嚴格要求，不僅一般詞家難以做到，就是《漱玉詞》也只能做到講究平仄，而無法處處烙守陰陽四聲，甚至有的詞協韻頗寬，以至采取通葉。如她的《瑞鷓鴣》詞，上片三韻"都"、"奴"、"枯"屬虞部；下片二韻"真"、"新"屬真部，被認為與詞體不合。還有她說晏、歐、蘇的"小歌詞""皆句讀不茸之詩"，亦與現存事實不符，比如《東坡詞》雖有"曲中縛不住者"，但那是"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至于晏殊、歐陽修的傳世之詞對于詞律則是相當考究的。因此，王國維曾特意從音樂效果方面褒美歐詞，稱其《蝶戀花》（面旋花落）為"字字沉響，殊不可及"。又如她還說："《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實際作為詞牌名的《玉樓春》是因"花間"詞人顧敻有"月照玉樓春漏促"句，因以得名。又名《惜春容》、《西湖曲》等。雙調五十六字，上下闋各四句，三仄韻。此調在五代和北宋時，未見有如《詞論》所云"押平聲韻"者。除了這類或疏或脫的問題外，《詞論》對音律的過分強調，還說明作者只看到音律在歌詞傳播中相輔相成的正面作用，而尚未認識到它對歌同的束縛，從而把蘇拭的具有革新意義的嘗試，說成是"皆句讀不茸之詩"，這不僅表現了在傳統面前的不應有的拘泥，恐怕還有意無意地助長了"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的偏重形式的傾向。在這種詞學思想指導下，清照有的詞作，如壽詞和個別詠物詞，幾近"無謂"之什。
（二）對詞人的批評有挑剔不實之處
應該說《詞論》對其所涉及的問題，所抱態度，基本正確，如對"鄭、衛之聲"的批評、對柳永《樂章集》得失的判斷，尤其是批評黃庭堅"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可謂切中要害，極有見地。這是《詞論》的主流。但是它在非主流方面也存在著不應忽視的問題。梁啟超曾針對李清照《詞論》對王安石的批評，以其《桂枝香》（登臨送目）為例，提出了不同看法："李易安謂介甫文章似西漢，然以作歌詞，則人必絕倒。但此作（指《桂枝香》）卻頜頏清真、稼軒，未可謾詆。"李清照去世時，辛棄疾只有十四、五歲，她無緣讀到《稼軒詞》。但在她寫《詞論》時，對于王安石和周邦彥的詞作，她應該是熟知的。既然她對周邦彥的歌詞未提出異議，而批評與周作不相上下的王作，在梁啟超看來，李清照對王安石不應該如此輕慢地加以批評。應該說梁啟超對李清照持論偏頗的這一反駁是必要的。類似的問題還表現在《詞論》對秦觀的批評上，"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平心而論，李清照的這段話既無分寸，也不符合事實。如果把"專"字去掉，以"主情致"評騭秦詞，就較恰切了。"情致"，本來是指風味、意趣，本身是抽象虛泛的，其規定性要通過一定的事態和景物來體現，比如《世說新語·文學》篇稱清風朗月。江諸估客之詠為"甚有情致"；顏之推謂："《詩》云：'蕭蕭馬鳴，悠悠篩施。'毛傳云'言不喧嘩也。，吾每嘆此解有情致"。此處所說的"有情致"，是指"清風朗月"、"悠悠篩旌"之景和詠詩、馬鳴之聲交會產生的靜謐、肅穆的意趣。但細審《詞論》的上述語意，它所指的"情致"當與"風情"相近，即指男女相愛的情懷，也就是說李清照認為秦觀專寫愛情詞。實際上，《淮海詞》中約有半數以上的篇目其旨趣不在異性之戀。所以《詞論》在此下一"專"字，是失據和武斷的，秦觀詞的"情致"是由其摹寫的景象派生的，是情景交融，"意境兩渾"者。秦觀是注重形象的，他善于"以實為虛，化景物為情思。"即以其"戀情"詞中所寫的與"玉樓"女和"東鄰"的關系，也大都是比擬性的，秦觀并不是真有那么多兒女情長，說他"專主情致"是不應該的。
再說，"少故實"未必不好。在詞中"祭魚"或弄成掉書袋并不可取。粗服亂頭而下掩國色的貧家美女，未必不及珠翠滿頭的富家千金。問題還在于秦觀詞也并非不用故實，且不說他的一些登臨懷古詞所用"故實"，幾乎多到"無一字無來歷"的程度，就是在其它一些"主情致"的詞中也不乏"故實"。比如在《淮海詞》中有這樣一首《如夢令》："樓外殘陽紅滿，春人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乍一看這是一首常見的春景詞，包括李清照在內的以往的《淮海詞》的論注者，均未發現此詞中的深長寓意，其中的"桃李"既是春日即景，又借喻門生。秦觀是蘇軾薦拔的"四學士"、"六君子"之一，自稱"桃李"非常貼切；用在這里又極為自然，以致使人不易發現是在使用"故實"。秦觀寫此詞時，蘇拭的"門墻桃李"大都因被誣為元枯黨人，或被貶滴，或歸鄉隱居，先后離開朝廷，飄零云散。秦句之"不禁風"和"回首落英無限"，不正是政治風云變幻和人物不幸命運之象征嗎？秦觀不僅常常使用"故實"，還能加以改造使其更契合于自己的身世，其用事用典的功力，可謂達到了"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的地步。總之，《詞論》以"少故實"云云詬病秦觀，并不符合事實。
四、為《詞論》一辯
《詞論》是一篇首次系統論述詞體特點的很有鋒芒的好文章，又是出自一位年輕女性之手，本來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它卻"生"不逢時，長期淪為"棄兒"，無人問津。后來遇到了胡仔，它的幸運和不幸，都得從這位"苕溪漁隱"者談起。
（一）胡仔及其與《詞論》有關的功過
胡仔，字元任，大約比清照晚生十一、二年，比她后卒十四、五年，二人基本同代，所以胡仔有關清照的記載是值得重視的。他是徽州績溪（今屬安徽）人。其父舜陟，字汝明，號三山老人，官至徽猷閣待制、廣西經略。《苕溪漁隱叢話》中所載《三山老人語錄》，即述其父語。胡仔少時以父蔭授迪功郎。紹興六年（1136年）侍父赴廣西七年。父母喪后，曾賦閑20年。休官后退居吳興苕溪，自號"苕溪漁隱"，并以此作為其論著的名稱。
《苕溪漁隱叢話》是繼阮閱《詩話總龜》而纂輯的前、后兩集詩話選本。前集成于南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年），后集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中間相隔整整20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胡仔此著云：其書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前有自序，稱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而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矣。然閱書多錄雜事，頗近小說，此則論文考義者居多，去取較為謹嚴；閱書分類編輯，多立門目，此則惟以作者時代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瑣聞軼句則或附錄之，或類聚之，體例亦較為明晰；閱書惟采摭舊文，無所考證，此則多附辯證之語，尤足以資參訂。故閱書不甚見重于世，而此書則諸家援據，多所取資焉。
今天看來，胡著不僅以其擇取謹嚴、條理明晰、載有撰者評語等方面優于阮書，前者的更為可貴之處是它補輯了元祐黨人的有關資料。《詩話總龜》成書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是時元枯雖已多次下詔解除，但在此書纂輯過程中，作為北宋文壇盟主的元祐黨人的一切著作均不得收錄，已收錄的也要遵詔刪除或焚毀。而胡仔則"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為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纂集，庶免重復"。《詞論》就是在胡仔的這種纂集原則下，幸蒙收錄，從而得見天日的。但《詞論》和它的作者又是不幸的，竟然遇上了胡仔這么一位重男輕女，處處維護舊禮教的迂腐者。在他的這本著作中，凡女子都被列入《麗人雜記》的"另冊"。李清照的《詞論》之所以得入"正冊"，完全是沾了晁補之的光，胡仔對她則是極盡譏諷之能事的。所以說他既是率先收錄《詞論》的功臣，也是低毀《詞論》的始作俑者。到了清代，裴暢云："易安自恃其才，藐視一切，語本不足存，第以一婦人能開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則是拾人牙慧而已，不值一駁。至于當代人對《詞論》的看法，雖未曾見到比裴暢更加過激的言辭，但也曾有相當一部分論者一度對其采取了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態度，究其原因大多與維護蘇軾的革新詞風有關。所以弄清《詞論》對蘇軾的態度，是對它作出正確評價的頗為重要的一環。
（二）《詞論》不滿蘇詞的背后
當代的《詞論》否定者，如果是基于對蘇軾改革詞風的擁護，那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有相當一部分論者只看到了清照對蘇軾的不滿，沒有看到她對蘇拭的服膺，更不理解她那顆義無返顧地維護詞的純潔性的赤誠之心。誠然，從表面上看，《詞論》是與蘇拭唱反調的，甚至在言辭上對于長輩還有些冒犯。但如果把眼光放到當時的政治背景和詞壇現狀之中，恐不難發現清照對蘇拭所采取的是明貶暗褒的障眼法，運用障眼法，對于別個年輕女性來說，可能求之過深，但對于年紀輕輕就深受黨爭株連之苦的清照來說，不失為一種可取的自衛之道。寫《詞論》時的李清照，不僅其自身仍未完全擺脫黨爭株連的羅網，其時她的丈夫趙明誠也因受到庭爭株連被迫回鄉。正在偕丈夫屏居鄉里的李清照無疑必須在一些較為敏感的人事問題上或謹言慎行，或避人耳目，而涉及到蘇軾，李清照的心境當更加復雜和微妙。對她的父親李格非來說，蘇軾是一位值得感戴的知遇者，對其翁舅趙挺之來說，蘇軾又是一位政敵和死對頭。不管趙家三兄弟是否要求李清照在對待蘇軾時必須與趙家保持一致，李清照也不能不有所避忌。因為在當時即使在一些不相干的問題上，說一點被追究的元祐黨人的好話，都是違背朝廷的旨意，在風聲緊的時候，十有八九會招致麻煩甚至是禍患。作為早已成了廷爭的驚弓之鳥和無辜犧牲者的李清照，她又何苦來呢？再者，本來就把詞的音律放在首位的李清照，看到蘇軾對于音律的要求不象她那么嚴格，遂致不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此說來，李、蘇的分歧僅在于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還是把內容放在第一位的問題上。回答這個問題時，今天的論者如果不考慮詞的衍變史，就會簡單化地把內容說成是第一位的，而把詞律說成是束縛思想內容的枷鎖，從而對《詞論》采取否定態度。實際上在當時恰恰相反，在多數人的心目中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的。《詞論》的偏頗僅在于它把詞的傳統因素看得過于重要，在音律問題上不準"革命"、不準越雷池一步。從這個意義上批評李清照的詞學思想有保守、落后的一面是合乎實際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推尊詞體的問題上，李、蘇又有著驚人的共識，或者說在這個問題上，李清照是打心眼兒里佩服蘇軾的。《詞論》里對柳永和秦觀的批評，她所接的基本上是蘇軾的話茬兒。詞話中有這樣兩件趣事常被提及：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
——蘇軾《與鮮于子駿書》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曰："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后，公卻學柳七作詞。"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然已流傳，不復可改矣。——黃升《花庵詞選》卷二蘇軾不僅自己與繼承"花間"詞風的柳水分道揚鑣，也不贊成他的門人秦觀沾染"柳詞句法"，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清照《詞論》也批評的柳詞內容有猥褻低俗之處。由此可見，從內容上維護詞的純潔和尊嚴，李、蘇間不但無枘鑿之乖，還頗有點蘇唱李隨的味道，但這種隨從絕不是指蘇軾的"自是一家"與李清照的"別是一家"說之間有什么共同之處。相反，它們雖只差之一字，卻異之千里。蘇說是指自己與柳永的詞風不同，而能自成家數。李清照是說詩、詞間應有嚴格的區別。不難看出，蘇拭是針對柳永的，言外之意，有與柳詞比個高低而又堅信其詞遠勝柳永之意。上引胡仔譏諷李清照"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一步說清照是這樣，那么蘇軾不是這樣嗎？他不僅是這樣，他還只著眼于爭"我"蘇軾一家之長，而李清照是為詞這種文體爭取地盤和生存權，以求其不被詩所同化和吃掉。如果上引裴暢批評清照"其妄"、"其狂"成立的話，那么她也只是說自己在對詞不同于詩的特點的"知之"上，高出晏、歐、蘇等人一籌，而她對知道詞"別是一家"的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則只是在"鋪敘"、"典重"、"故實"等方面，指出他們各自的不足，其間除了對秦觀的批評與事實不夠相符外，對其他人可以說是切中其弊的，絕不是如裴暢所譏諷的妄"開此大口"。遺憾的是有論者很不理解清照的這番苦心，他們甚至是出于意氣用事，對清照其人其詞作出了極不公允的評價。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與清照大致同時的王的。說他意氣用事是基于這樣的事實，即王的很服膺蘇拭，他對《東坡詞》評價極高，同時也就不滿于清照《詞論》對蘇詞的非議，從而說了這樣一番倚輕倚重的后："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其中"今少年妄謂"云云，顯然是沖著李清照《詞論》來的，又顯然是只看到了《詞論》拘于傳統的不足的一面，而沒能看到其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更有不怕得罪名公大臣、舍己為"詞"的，一面。在這一點上，李清照以其"壓倒須眉"的《漱玉詞，的創作實績，作了最好的回答。
（三）《詞論》對歐詞的不滿和清照對歐句的酷愛
這里所謂歐詞是指歐陽修詞作的總體；"歐句"是指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詞中的首句。對于前者，李清照在《詞論》中曾表示不滿，而對于后者，她又說"予酷愛之"。對這種矛盾現象如何解釋？是不是清照言行不一，或出爾反爾？自然不是。
《詞論》涉及到歐詞時，是這樣說的："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應該說這段話是有問題的，而問題主要不是在觀點和事實本身，主要是話說得過于籠統、表述不夠圓滿。因為在晏、歐、蘇三者很不一樣的情況下，把他們放在一起統而言之，難免顧此失彼。蘇軾的情況已見于上文，而時人對于晏殊的看法，主要當不是他的詞寫得怎么樣的問題，有一王灼《碧雞漫志》卷二，知不足齋叢書。
則記載說明晏殊認為自己的詞，與柳永的淫冶之曲不能同日而語：柳三變既以詞件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么？"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于。"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彩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柳永因為其《鶴沖天》詞中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之句，犯了上顏，吏部不予提升，柳永就到政府去找宰相（相公）晏殊，而晏相公同樣認為柳永是那種整日價泡在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的浪子，認為他得不到晉升是活該。這與李清照對柳詞的看法基本一致，所以她對晏詞的不滿，當主要不在其內容本身，而很可能象王安石那樣認為作小詞與其宰相身分不符："王荊公初為參知政事，閑日因閱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這一觀點就是在今天，從一定意義上看也不無道理，在當時恐怕是被當作至理名言的。名公大臣即使為了自娛偶作小詞，也往往被看成是一種不光彩的事。歐陽修除了與晏殊一樣，身為名公大臣因作小詞而受到非議外，其《醉翁琴趣外編》還被認為"鄙褻之語，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這種尖銳的批評，雖出自李清照不可能得知的后人之口，但歐詞本身的這類問題卻是早已存在了的。對于致力于詞的純潔和尊嚴的清照來說，針對這方面的問題對歐詞表示不滿，說明她是抓住了問題的癥結，比在晏、歐詞的音律問題上尋找微瑕，更為合理而有意義。
關于李清照為什么從不滿歐詞到"酷愛"歐句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完全是借"醉翁"的酒杯澆她自己的塊壘，即以歐詞中所寫的"章臺""游冶"者，來影射和規勸其丈夫趙明誠。這方面的來龍去脈，已在本書第二章的"趙明誠縋城宵遁被罷官"一節中，作了交代。
五、《詞論》中捉摸不到的"易安體"
近十多年來，"易安體"仿佛成了李清照研究的熱門話題，但它仍然是一個任憑誰也做不出標準答案的難度很大的問題。既然在李清照唯一的理論文章《詞論》中，捉摸不出一個完整"易安體"，看來只能從與其有直接、間接關系的問題中加以追尋。
（一）"易安體"的來歷及其主要特色
與李清照同時而稍晚的諸城籍詞人侯寘，他所寫的《眼兒媚》題作《效易安體》，這便是"易安體"的首次亮相。它的再次亮相是在同是濟南府人士的辛棄疾的筆下，辛棄疾被貶閑居江西上饒帶湖期間，經常到附近的風景區博山游覽，并寫了好幾首記游詞，其中的《丑奴兒近》題作《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為便于對"易安體"的玩味，茲將侯真和辛棄疾的兩首效仿"易安體"的詞作，依次引錄如下：花信風高雨又收，風雨互遲留。無端燕子，怯寒歸晚，閑損簾鉤。彈棋打馬心都懶，攛掇上春愁。推書就枕，鳧煙淡淡，蝶夢悠悠。
——侯寘《眼兒媚·效易安體）千峰云起，驟雨一霎兒價。更遠樹斜陽風景，怎生圖畫。青旗賣酒，山那畔別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無事過這一夏。午醉醒時，松窗竹戶，萬千瀟灑，野鳥飛來，又是一般閑暇。卻怪白鷗，覷著人欲下未下。舊盟都在，新來莫是，別有說話？
——辛棄疾《丑奴兒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可以說這兩首詞所體現的思想藝術特色，就是侯、辛心目中的"易安體"。具體說來，借翎毛花卉隱括身世、傾吐心事，是"易安體"的特點之一。李清照早期所寫的風景和詠物詞，則是侯、辛"易安體"的主要效仿對象。
在上引辛詞中，有許多語句是出自《漱玉詞》，如"驟雨"見于李詞《轉調滿庭芳》；"霎兒"見于李詞《行香子》；"怎生"見干李詞《聲聲慢》。"只消山水光中"以下諸句，不僅與含有"水光山色與人親"字句的李詞《怨（憶）王孫》用語相近，意境亦多有牽合。即使在辛棄疾沒有標出效李易安體的《水調歌頭》的"有時三盞兩盞淡酒醉蒙鴻"，則更進一步以李同《聲聲慢》的"三杯兩盞淡酒"為典。還有辛詞《西江月》的"一川落日熔金"，用的是李詞《永遇樂》的成句，而辛詞《行香子·三山作》結拍的"放霎時陰，霎時雨，霎時晴"，又用了清照同調詞中的類似語句。通過以上的探究可以看出，辛棄疾"效李易安體"的《丑奴兒近》，雖然不失其風趣幽默、高遠沖淡的《稼軒詞》的自身風貌，但它又與作為獺祭魚和掉書袋的稼軒詞很不一樣。此詞對于白描和口語的運用，儼然是《漱玉詞》的模樣。對"易安體"的這一特色古人已作了精辟的概括："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
當然侯、辛的以上兩首詞不可能反映出"易安體"的全部內涵，但卻體現了它的基本特點。
（二）研究"易安體"的價值所在
"易安體"的價值是由它的特點決定的。它的特點除了上文已提到的兩點外，張端義《貴耳集》卷上謂李清照"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煉句精巧則易，平淡人調音難。"在《漱玉詞》中，這兩方面的實例都不難找到："綠肥紅瘦"（《如夢令》）、"寵柳嬌花"（《念奴嬌》）等堪稱"煉句精巧"；而《念奴嬌》的"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聲聲慢》的"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永遇樂》的"如今惟淬，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等等，既是"尋常語"，又極富表現力，它們淋漓盡致地揭示了詞人的心靈重負，創造了既是"鋪敘"的，又是"典重"的"別是一家"的詞境。這既體現了"易安體"的最主要的特色，也是《漱玉詞》的魅力所在。以上提到的"易安體"三方面的基本特點，遠非標準答案。因為"易安體"所體現的當是《漱玉詞》的總體特點，它既應有婉約的一面，也應有豪放的一面。鑒于今天已無法窺見《漱玉詞》之全貌，所以對"易安體"的特點的探討，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約年長李清照三、四歲的朱敦儒，在他的詞集《樵歌》里，有一首《鵲橋仙》題作《和李易安金魚池蓮》，由于李詞已快，便無法得知其特點，我們只能由此推想李清照的作品在當代和稍后就曾受到人們的重視，否則誰會與她唱和，至于其被尊為"易安體"，固然可說明她在詞壇上的重要地位，但更主要的是說明她的詞極有個性、自成一體、獨立名家。這是創作中最可取的一點，也是研究"易安體"的出發點和歸宿之所在。
至于除上述"借翎毛花卉隱括身世、傾吐心事"；"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以尋常語度入音律"三個基本特點外，關于"易安體"的第四個特點，筆者擬定其為"表層從容柔曼，內里筋骨崢嶸"，這將在第四章第三節"傳寫心曲的身世詞"的有關段落加以論述。
（三）"易安體"的最初標本
在孔凡禮所輯的《全宋詞補輯》的第26頁上，有一首新發現的調名為《新荷葉》的"宋李易安詞"，詞云：薄露初零，長宵共、永晝分停。繞水樓臺，高聳萬丈蓬瀛。芝蘭為壽，相輝映、簪笏盈庭。花柔玉凈，捧觴別有娉婷。鶴瘦松青，精神與、秋月爭明。德行文章，素馳日下聲名。東山高蹈，雖卿相、不足為榮。安石須起，要蘇天下蒼生。
——《詩淵》第25冊從李清照的行實推斷，在她偕趙明誠"屏居鄉里"的第二年，也就是大觀二年（1108年），恰好是晁補之閑居金鄉的第六個年頭，這一年晁氏重修了他在金鄉隱居的松菊堂。可能就在這一年，或是下一年晁補之五十六歲生日時，清照偕明誠親往金鄉向晁氏祝賀，從而寫了這首從內容到形式都能體現"別是一家"的壽詞，并很可能是她在《詞論》中提出詞學主張后的第一次創作實踐，但在《漱玉詞》中，這類作品不多，加之沒過幾年，她便親自嘗到了"長門陳"和"臨邛卓"所吃的苦頭。將這種苦衷隱括入詞，就無法完全遵循她原來對詞的"別是一家"的規定，從而產生了其思想性和藝術性均可"壓倒須眉"的、風格獨特含義接近于蘇軾的"自是一家"的、以《聲聲慢》為代表的、具有鮮明個性的詞中別調。再以后，當她將家國之思攝之人詞時，其《漁家做》（天接云濤）和《永遇樂》再也沒有作繭自縛的痕跡了，并以其題材內容和語言風格的獨特性，遂使《漱玉詞》成了獨樹一幟的"別是一家"之作，但這個"別是一家"的含義已有所變化。
（四）詩中有無"易安體"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只是詩中的"易安體"不曾為他人所標榜和摹擬，代表性篇目也較少罷了。本章第二節所舉清照《春殘》詩，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這首詩很象秦觀筆下的被稱為"詩似小詞"的"女郎詩"，由此可以看出，將具有家國之思的詩材加以軟化，便可成為詩中的"易安體"。
詩中"易安體"的另一種類型，可以傳主乍到萊州所作《感懷》詩為代表。此系"緣事而發"之作，所緣之事是丈失對妻子的冷遇，按清照的詞學觀點，這當被視為詞材。要把它寫成詩必須經過一番硬化處理，即把本來是兒女私情，以與袁術和蘇拭等人有關的掌故出之，既抒發了其與袁術有某種共同點的悲苦之遇，又能象蘇軾那樣以達觀幽默的態度處之。這比求人寫《長門賦》的用心更加良苦百倍千倍。所以心猿意馬的"武陵人"趙明誠，當曾為清照此舉所感動，他在萊州一度不再過那種尋花問柳般的夜生活。白天勤于政事，晚上在靜治堂，專心致志地進行《金石錄》的編撰。此事給李清照留下了極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以致趙明誠逝世五、六年后，在她所寫的《后序》中，還充滿感情地敘及此事。在其悼亡詞《南歌子》中，也仿佛暗含著此類難以忘懷的事情。
以往人們對清照這首《感懷》詩的解讀，即使知道其中的某些故實，也未曾深究詩人為什么要使用這類故實，對其中含有關于蘇拭的掌故從無人發現不說，有的竟說此詩表達了李清照對官場和金錢的厭煩云云。這種捕風捉影般的拔高，一則可能因為對李清照的身世一知半解，二則當是因為不了解李清照的文學思想和她對于詩、詞界限的劃分有關。這里之所以為李清照的《詞論》和被后入效仿的"易安體"之間，"明修棧道"，指出它們的聯系、溝通之點，主要是為了對李清照的文學思想有個系統了解，以對其作品的內容和風格有個總體和實質性的把握。因為"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也應該成為李清照研究中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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