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李賀的簡介

　　李賀是中唐的浪漫主義詩人，與李白、李商隱稱為唐代三李。 是中唐到晚唐詩風轉變期的一個代表者。

　　李賀(790-816)，字長吉，福昌(今河南宜陽)昌谷人，后世因稱“李昌谷”。李賀是唐宗室鄭王李亮的后裔，祖籍隴西，故自稱“隴西長吉”。李賀少為詩章，十五六歲時，以工樂府與先輩李益齊名。

　　凡少年得意者，大都命運多蹇。早歲，李賀受到前輩皇甫湜、韓愈的獎掖。當是時，李賀意氣風發，應進士第，然父名晉肅，“晉”、“進”同音，詆毀者怕其爭名，遂攻擊他不避父諱。為此，名震一時的大文學家韓愈為其鳴不平，作《諱辨》回擊詆毀李賀者，然賀終不能登第。

　　后來，李賀入京任從九品的奉禮郎，官微俸薄，因困頓無援多有不平之氣。在京時，李賀住崇義里，與名士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等成為密友。三年后，李賀辭官離開長安回昌谷老家。然貧無以繼，遂赴潞州(今山西長治)依好友張徹。

　　李賀一生體弱多病，27歲英年早逝。據杜牧《李長吉歌詩敘》，李賀曾將手編詩集四編付于好友沈子明，收詩233首。稍后，李商隱亦稱李賀詩存四卷。很有意思的是，杜牧與沈子明亦為至友;賀姊嫁給王氏，李商隱亦娶王氏之女。杜牧、李商隱的生活年代雖略晚于李賀，但由于他們與李賀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故其說法可信。據此可知，后世流傳的李賀詩集實出自李賀之手，基本上保持了李賀詩集的原貌。亦可知，李賀詩名實播自唐代，得力于沈子明、杜牧、李商隱等人。

　　宋代以后，李賀詩名鵲起，與李白、李商隱并稱“三李”。北宋初傳的《李賀集》為四卷，詩為219首，卷數與自編的相同，但篇目、篇數、編次略有不同。后又有五卷本，在四卷本的基礎上加《外集》一卷，收詩22首，與四卷本合計，共241首。五卷本今有汲古閣�？痰谋彼熙U欽止本、董氏誦芬室及蔣氏密韻樓兩家影刻的北宋宣城本，集名為《李賀歌詩編》。又有《續古逸叢書》影印的南宋本，名為《李長吉文集》。又有鐵琴銅劍樓、《四部叢刊》影印的蒙古刊本，集名《李賀歌詩編》。

　　李賀詩最早的注本為南宋吳正子的箋注本。以后，不同的注本相繼問世，相比較而言，以清人王琦注本較為完備。王琦視野開闊，其《李長吉歌詩匯解》選錄了吳正子、劉辰翁、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佺、姚文燮、錢飲光、吳炎牧等諸家的評注。王琦本最大的優點有三，一是匯集了前人精彩的點評和注釋，為后人深入研究李賀詩免除了多方求索之苦;二是注釋精審。在字句發生歧義時，以求實的態度并存多解。當一些字詞無法作出準確的詮釋時，或以不確定的態度提出看法，或直言未詳;三是注意把佚詩收入集中。其中，雖有不確定者，但不輕易剔除，采取存疑的態度。近年來，王琦本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視，自《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王琦、姚文燮、方扶南三家注，中華書局1959年版)出版以后，王琦本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

　　進入20世紀以后，李賀詩的新注本多有出現，其中，最有份量的當推葉蔥奇的疏注本《李賀詩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葉本有六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廣泛吸收了先賢的成果，以王琦本為疏注的主要依據;二是引征古籍時一一標舉書名，其中，書名相同者標出著者;三是凡遇諸本異同字時均用小字附注于下，并加以說明;四是除釋字詞外，對深奧紆曲的句子也加以闡釋;五是充分考慮今人的接受能力，用白話文作新注;六是采用撮要疏解的方法幫助讀者理解詩意。

　　李賀生活的年代是充滿了危機和憂患的年代。早年，李賀歷世不深。當他從相對閉塞的昌谷看待紛繁復雜的大千社會時，以為獵取功名如探囊取物，由此產生了“一朝溝隴出，看取拂云飛”(《馬詩》十五)的自信。然時事維艱，當李賀面對宦官專政、藩鎮割據等日益深重的社會危機時，當坎坷的人生與被剝奪施展抱負的痛苦擰結在一起，李賀寫下充滿憂郁和悲憤的詩篇是必然的。換言之，身世之感、落魄失意與體弱多病、自知朝不保夕的心理混融在一起，反映到李賀個人的行為中，遂形成了以詩為載體傾訴個人情感的格局。從這一意義上講，李賀詩歌關心的對象是個人的，但由于這種個體化情感表達的方式十分特別，特別之中又聯系著時代的風云，因此，李賀在表達這種情感時很容易勾起人們相似的生活積累，進而引起共鳴。

　　在中唐詩壇上，李賀詩別具一格。前人認為李賀詩歌的藝術成就超過其思想成就，應該說，這一評價是中肯的。從藝術的角度看，李賀詩歌最顯著的特征有二，一是想象奇特，詩歌節奏的跳躍性大;二是善于著色，用色彩詞營造奇詭冷艷的藝術情境。

　　想象奇特造就了李賀光怪陸離、凄厲孤憤的詩風，為其詩歌形成跳躍性的節奏奠定了基礎。為文時，人們經常會遇到辭不達意的情形，然李賀除了能竭盡山川萬物之妙外，還能通過物象曲折己意，傳達無法描述的心象。杜牧在稱贊賀詩時寫道：“云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怨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杜牧《李長吉歌詩敘》)杜牧兼及兩面，在贊美賀詩語言生動、準確、傳神的同時，還充分肯定了李賀超越前人的想象能力。

　　想象奇特一是源于李賀獨特的感悟力，二是與李賀的個人氣質及行為有密切的聯系。詩人長期生活在昌谷，昌谷山清水秀，給詩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和記憶。在現存的詩歌中，李賀直接以昌谷為題的詩有十首之多，昌谷有南園，以南園為題的詩又有近二十首。昌谷的奇山異水激蕩在詩人的心中，培養了李賀不同凡響的想象能力。細致地觀察和描摹昌谷山水四季變化中的景致，一方面為李賀攝物取象、寫景抒情帶來不同于他人的內容;另一方面使李賀詩歌顯示出不同于他人的節奏。具體地講，在表現情感與思想情緒變化時，李賀總能突破一般意義上的比興，獨具慧眼地選擇新的寄托之物來承擔復雜而豐富的情思。在這中間，物象與心象之間的鏈接，遂使賀詩產生了跳躍性的節奏。 　　晚唐詩人李商隱論述李賀獨特的創作過程時寫道：“恒從小奚奴，騎蹇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李商隱《李長吉小傳》)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李賀傳》亦有類似的記載。李賀出游時每得詩句，當即投入囊中，回家后再連綴成篇。然而，要想把佳句和諧地嵌入詩中，與詩所表達的思想融為一體，自然是件困難的事，由此產生跳躍的節奏是理所當然的事。先得佳句，佳句又必須出現在詩中，由此造成晦澀難懂的現象也就純屬必然。

　　劉昫《舊唐書·李賀傳》云：“(李賀)尤長于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仿佛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于云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舊唐書》卷137，中華書局1975年版)李賀擅長樂府，一生寫下了數十首樂府歌行。在創作中，李賀或用樂府舊題寫舊事，或用舊題寫時事，或自創新題開拓樂府詩的領域。其主要價值取向是關注現實，具有遠紹漢魏樂府、近襲老杜的思想特征。問題是，李賀為什么特別鐘情于樂府?如果說僅僅是為了關心現實，那么，完全可以運用其它體裁。其實，這種選擇與李賀精通音樂、嫻熟地把握樂府歌行的抒情特點有極為密切的關系�！缎绿茣�·李賀傳》云：“樂府數十篇，云韶諸工皆合之弦管。”李賀的樂府歌行問世后，受到樂師的普遍歡迎，樂師以此配樂無不與管弦相合。李賀入長安后任奉禮郎一職，李賀樂府歌行創作的豐收期出現在任奉禮郎之后，以此為考察的原點，李賀樂府歌行的創作一是以精通音樂為前提，二是精通音樂又與李賀入長安任奉禮郎一職相關。奉禮郎一職掌祭禮、祭樂。職責上的要求，使本來就精通音樂的李賀在詩歌創作時有了自覺地以樂府為詩的藝術傾向。古人為李賀編集或論李賀詩歌時，將其稱之為“歌詩”。這種做法雖有以偏概全的傾向，但它從一個層面說明了樂府歌行是李賀詩歌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說明了李賀擅長樂府與他精通音樂息息相關。

　　音樂是聽覺藝術，詩歌是視覺藝術，樂府歌行是這兩者的結合。與視覺藝術相比，聽覺藝術更強調想象力。當李賀用樂府舊題或自選曲調創作歌行時，遂給詩歌創作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獲�！缎绿茣�·李賀傳》在評價李賀詩歌時指出：“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追究其原因，應與李賀精通音樂有直接的關系。李賀直接吟詠樂師和描繪音樂形象的詩有《李憑箜篌引》、《聽穎師彈琴歌》等。從“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李憑箜篌引》)等詩句中，完全可以看到李賀對音樂的獨特理解和把握。如果以此為綰合點考察李賀其它類型的詩作，我們明顯地感到，是音樂涵養培養了李賀的空間想象能力，這種能力不但給李賀詩歌增添了浪漫主義的色澤，而且還為其完善詩歌跳躍性的節奏提出了探索的路徑。進而言之，當音樂培養李賀想象能力時，比詩歌更強烈的音樂節奏則為李賀鑄造跳躍性的詩風提供了先決條件。

　　在探討李賀詩風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他在錘煉字詞以及選用色彩詞方面的特點，注意到李賀通過色彩營造詩歌意境的特點。與其他詩人相比，李賀顯然是善于著色的詩人。據統計，善于運用色彩詞的唐代詩人有王維、韓愈等，其中，王維詩中的色彩詞占總用字數的1.5%，韓愈是0.8%，李賀是3.3%。

　　注意到李賀詩歌善于著色的特點是從唐代開始的。如李賀的好友沈亞之在《送李膠秀才序》中說李賀之詩“多怨郁凄艷之巧”。唐代詩人張碧說：“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拆紅翠，霹開蟄戶，其奇峭不可攻也”(《唐詩紀事》卷四十五引)。齊已《讀李賀歌集》云：“玄珠與虹玉，燦燦李賀抱。”(《白蓮集》卷十)唐人的認識直接影響宋人的看法。如李綱《讀李長吉詩》云：“長吉工樂府，字字皆雕鎪。”(《梁谿集》卷九)嚴羽《滄浪詩話》指出：“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宋人引語陸游語謂李賀詩：“如百家錦衲，五色炫耀，光奪眼目，使人不敢熟視。”(范晞文《對床夜語》卷二)承接唐宋余緒，元明清三代繼續對李賀善于著色展開論述，元人郝經《長歌哀李長吉》稱贊李賀詩如“赤虬嘶入造化窟，千丈虹光繞明月”(《陵川集》卷八)。明人王思任謂賀詩“時而花肉媚眉，時而冰車鐵馬，時而寶鼎熇云，時而碧磷劃電，阿閃片時，不容方物”(清·陳本禮箋注《協律鉤玄·書首諸家評論》，《續修四庫全書》，第1311冊，第431頁)。清代方扶南用“如鐵網珊瑚，初離碧海，映日澄鮮”(清·陳本禮箋注《協律鉤玄·書首諸家評論》，《續修四庫全書》，第1311冊，第432頁，齊魯書社1997年版)之語來形容賀詩的特點。清人毛馳黃認為賀詩，“設色濃妙，而詞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語，渾于用意。”(《詩辯坻》卷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45冊，第194頁)在前人的基礎上，錢鐘書先生亦指出：“長吉穿幽入仄，慘淡經營，都在修辭設色。……幻情奇彩，前無古人。”(《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6—49頁)。這些意見均從不同的角度關注到李賀善于著色的特點，從而使詩歌色彩成為李賀詩歌研究中重要方面。

　　色彩詞與李賀的情感世界存在著某種內在的聯系。在李賀的筆下，色彩除了具有靜態的特點外，還有動態的、變幻不定的、單色的、混色的，等等。通過運用不同的色彩，詩歌既承擔了詩人內心的苦痛與悲憤，同時也使詩人躁動不安的心靈在描繪色彩有過程中獲得了解脫和慰藉，并有效地承擔起了詩人關心的內容。如李賀喜愛描述白色，在詩人的筆下，白色不但具有了潔白無暇、神圣、純真的象征意義，而且還映照著李賀憂憤傷感的心境以及孤高自賞的性格。進而言之，繽紛艷麗的色彩與李賀捕捉霎那間的感受擰結在一起，既宣泄了李賀個人的情緒，同時也為李賀創造冷艷、詭秘的意境打下堅實的基礎。總之，李賀詩歌意新語麗，色彩繽紛，自備一格，堪稱中國古典詩歌寶庫中的璀璨明珠。李賀大膽地使用色彩艷麗的詞匯，以色彩詞表現自我，通過色彩詞創造意境，從而形成了富有個性的藝術風格。

　　這本小書是在我《李賀李商隱韋應物杜牧詩精選》(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的基礎上拓展完成的。田金霞老師是浙江大學畢業的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來到淮陰師范學院中文系后擔任我的助教，由于這樣的原因，我有責任指導她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在撰寫中，我們的分工合作是這樣的。一、田金霞老師在《李賀李商隱杜牧韋應物詩精選》一書的基礎上續寫新稿;二、在新稿的基礎上，由我進行全部的修改和審訂。在這一過程中，詩歌翻譯部分由我完成，新評部分也由我完成，注釋部分由我和田金霞老師共同完成。在撰寫這本小書的過程中，我們對先賢的成果多有吸收，在此表示感謝。特別需要感謝的還有落馥香女士，沒有她的信任和支持，這本小書是無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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