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詩歌風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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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和杜甫是中國唐代詩歌的乃至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座高峰，我們分別稱他們為“詩仙”“詩圣”。他們共同經歷了唐王朝由極盛到動亂的歷史。面對這個亂世，他們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詩歌藝術風格和個人性格。

　　李白詩歌的風格形成于唐帝國最強盛的年代，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個人價值的渴望與追求。（《中國文學史》）他的詩自由奔放明白順暢想象豐富氣勢宏大。他繼承了自《楚辭》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發展出自己獨到的風格。

　　杜甫的詩歌風格形成于安史之亂時期并逐漸在苦難中成形。杜甫深入社會并關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視寫實。他背負著對國家和民族任務的沉重責任忠實描繪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心的感受。杜甫“沒飯不忘君”，藝術風格沉郁頓挫。自中唐到宋代以來都繼承了杜甫的寫實風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詩派更是杜甫視為宗祖。他的影響力巨大。

　　李白年少時博覽群書，“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他還仗劍任俠，“十五好劍術，遍于諸侯”。（《中國文學史》）他年少是曾廣有游歷。這一切都對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響，還直接導致了他詩歌浪漫主義風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輕儒，輕財好施，喜歡豪飲。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又是積極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別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審言是初唐重要詩人，所以對杜甫來說從仕與詩歌都是家業。他曾對兒子說“詩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養，終身都有輔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窮困潦倒，從而形成了他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性格。他的詩歌也因此偏重于現實主義。

　　李白終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與高蹈之間。他在《蜀道難》中著力描繪了秦蜀道路上奇麗驚險的山川，從中透露了對社會的某種憂慮，他說“黃鶴之飛尚不得過”“劍閣崢嶸而崔嵬”這可能是對當時政局混亂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種隱喻。在他的《行路難》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等太行雪滿山”來形容自己艱難處境。由于當時高力士楊國忠的受寵，賢士都被據在朝門之外，因此他發出了“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嘆，但他的樂觀主義天性又使他對理想追求都是執著的。他唱出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的充滿信心與展望的強音。在《夜泊牛渚懷古》中他寫道“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借用謝尚知遇袁宏的典故來表明自己的懷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說明李白對仕宦生涯是積極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響，不時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隱居過。在《廬山遙寄盧侍御虛舟》中他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現了他對道家的崇信和對儒家的嘲弄和擺脫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夢游天姥吟留別》中他描寫奇幻的夢境表達了對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說“安能催眉事權貴，使我不能開心顏”表明了自己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說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著。

　　而杜甫就簡單的多。他一生都在謀求獲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進雕賦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堯舜上，再使民風淳”。這種精神一直滲透在杜甫詩的字里行間他的七律《登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這首詩十分能體現杜甫詩歌的特點，詩開頭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緒，與“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樣有動人的對比。其后寫出“萬方多難”的境況，最后寫出個人報負，他想像諸葛亮一樣建功立業。全詩即景抒情寫山川聯系古往今來社會的變化，說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滲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國家災難個人情感于一爐，體現了詩人沉郁頓挫的風格。他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寫的是唐軍攻克安史老巢后詩人聽到消息后的喜悅。全詩以流走的音韻真摯的情感快速的節奏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詩對仗工整，寫景抒情融合一體。前兩聯寫景，后兩聯結合自身衰老，歸結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名句。

　　在詩體上說李白擅長古歌行體，擅長五七絕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韻，他的《蜀道難》長短參差，他的《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云》的前兩句“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長鋪陳排比。因此律詩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長處。在詩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遜于杜甫。而在風格美方面，李白的飄逸豪邁，談吐天然是別人所不能學的。李白直抒胸臆多，樂則大笑悲則大號。而杜甫的詩多含蓄曲折沉郁頓挫。這也是年輕人多喜歡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歡杜甫的一個原因。

　　李白熱愛現實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務而對不合理現象毫無顧忌的投之以輕蔑。這種已被現實所牢籠卻不愿接受想征服現實的的態度，與杜甫那種始終以嚴肅的悲憫的心情注視關心祖國人民命運那種現實主義精神是相反而本質又相同的。用韓愈的話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他們的藝術成就和高風亮節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代表。

　　為何將李白和杜甫進行捆綁

　　李白和杜甫并稱為“李杜”，兩人在詩歌發展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并為后人所崇拜敬仰，后人喜歡將兩人進行捆綁，并且多番進行比較，也出現了“揚李抑杜”或“抑李揚杜”兩大人群。

　　李白和杜甫一個是“詩仙”，一個是“詩圣”。晚李白、杜甫六七十年的詩人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中有“時人謂之李、杜”句。可見，李白杜甫去世一個甲子前后，就有“李杜”之說了。

　　李白與高適、孟浩然、賀知章等詩人的關系都不錯。李白曾寫“我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說明他與孟浩然的深沉友誼。李白與詩人高適（他是唐朝詩人中官做得最大的一個）關系也不錯，只是兩個人沒有走在一條“道”上，后來關系疏遠了。李白與賀知章更是好朋友。

　　李白第一次進長安街，遇見賀知章。這時，賀的詩歌已有大名，官是三品，無論哪個方面都算是頂尖人物。李白的一篇《蜀道難》使賀知章驚嘆：“你真是個被下貶的太白金星啊！”從此李白有了“謫仙人”的雅號。

　　李白第二次進長安，也有賀的功勞。但這一干人的詩歌光彩、家國情懷及個人魅力，顯然和李白與杜甫不在一個級別，后人將“李白與杜甫”并列起來，稱為“李杜”，那是反復掂量、經得起考驗的。

　　聞一多說：李、杜相遇，就是兩顆星相遇，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里，除了孔子和老子會面，再沒有比這兩個人的會面更重大更可紀念的了。

　　李白與杜甫，無疑是兩座聳立的高山，是兩個藝術生命的標本，是支撐起中國文學、東方文明的其中的兩根支柱。自唐以來，人們說到他們其中的一個人，一般地說都會聯系到另一個人。其實，兩人見面有據可查的紀錄也就是三四次的樣子。有人把他兩人詩歌中的涉及對方的詩歌統計了一下，李說杜，三四首：杜說李，近二十來首，通過這個數字來說明杜甫更懷念和牽掛李白一些。

　　中唐之后的中國，逐漸形成“揚李抑杜”或“抑李揚杜”兩大人群。

　　喜歡誰不喜歡誰，喜歡他的作品或不那么喜歡他的作品，本屬于個人偏好，這也無可厚非。可是，中國一些人好分勝負，好排座位，喜歡戲劇效果，于是，將兩人拉在一起，互相對比，尋找差異，比較著比較著，就將兩人簡單地對立起來了，褒一個貶一個，一個打倒另一個，非此拼出個高下不可。

　　喜歡他，則寬容他、包庇他；不喜歡他，則損他、罵他。或者為了一時的政治需求，來扭曲他。這是我們的毛病，要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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