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園田居·其三原文
在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對那些朗朗上口的古詩很是熟悉吧，古詩是中國古代詩歌的一種體裁，又稱古體詩或古風。還在苦苦尋找優秀經典的古詩嗎？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歸園田居·其三原文，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歸園田居·其三
作者： 陶淵明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注釋
南山：指廬山。
稀：稀少。
興：起床。
荒穢：形容詞作名詞，指豆苗里的雜草。穢：骯臟。這里指田中雜草
荷鋤：扛著鋤頭。荷，扛著。
晨興理荒穢：早晨起來到田里清除野草。
狹：狹窄。
草木長：草木叢生。長，生長 沾：(露水)打濕。
足：值得。
但：只.
愿：指向往田園生活，“不為五斗米折腰”，不愿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意愿。
但使愿無違：只要不違背自己的意愿就行了。 違：違背。
譯文
南山下有我種的豆地，雜草叢生而豆苗卻稀少。
早晨起來到地里清除雜草，傍晚頂著月色扛著鋤頭回家。
道路狹窄草木叢生，傍晚的露水沾濕了我的衣服。
衣服沾濕了并沒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只要不違背自己的意愿就行了。
鑒賞
《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的結尾二句，是“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所謂“自然”，不僅指鄉村的自然環境，亦是指自然的生活方式。在陶淵明看來，為口腹所役，以社會的價值標準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追逐富貴，追逐虛名，都是扭曲人性、失去自己的行為。而自耕自食，滿足于儉樸的生活，舍棄人與人之間的競逐與斗爭，這才是自然的生活方式。不管這種認識在社會學中應作如何評價，終究是古今中外反覆被提出的一種思想。當然，陶淵明作為一個貴族的后代，一個很少經歷真正的苦難生活的磨礪的士大夫，要完全憑借自己的體力養活一家人，實際是難以做到的;而且事實上，他的家中仍然有僮仆和帶有人身依附性質的“門生”為他種田。但他確實也在努力實踐自己對人生、對社會的特殊認識，經常參加一些農業勞動，并在詩歌中歌頌這種勞動的愉悅和美感。讀者應當注意到：不能把陶淵明的“躬耕”與普通農民的種地等量齊觀，因為這并不是他維持家庭生活的主要經濟手段;也不能把陶淵明對勞動的感受與普通農民的感受等同看待，因為這種感受中包含了相當深沉的對于人生與社會的思考，在古代，它只能出現在一小部分優秀的知識分子身上。如果要找相類的表述，讀者可以在托爾斯泰的著名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看到。小說中的列文，在某種程度上是作者的化身，也曾親身參加農業勞動，而從中求取人生的真理，以此來批判貴族社會的虛偽、空洞、無聊。
所以，這首詩看起來極為平易淺顯，好像只是一個日常生活的片斷，其實卻有不少需要深入體會的內涵。
首先，這詩中不易察覺地涵化了前人的作品，那就是漢代楊惲(司馬遷外孫)的一首歌辭：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此詩原是楊惲得罪免官后發泄牢騷之作。據《漢書》顏師古注引張晏說，南山為“人君之象”，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豆實零落在野，“喻己見放棄”。此說大體不錯。
將陶詩與楊詩比照，相似之處是顯而易見的。“種豆南山下”，便是“田彼南山”;“草盛豆苗稀”，便是“蕪穢不治”;“晨起理荒穢”，也是針對“蕪穢不治”這一句而寫的。考慮到陶淵明對古代典籍的熟悉，這種明顯的相似，可以斷定不是偶然巧合。
那么，陶淵明暗用楊詩，用意又何在?首先，這種化用，已經把楊詩的一部分涵意移植到自己詩里了。對于熟悉《漢書》的人來說，馬上會聯想到“朝廷之荒亂”、賢者無所用這樣的喻意。
但是，這詩又并不是單純地脫化前人之作，詩中所寫種豆鋤草，都是作者實際生活中的事情。陶淵明既移植了楊詩的某種涵意，表達他對現實政治的看法，又用自己親身種豆南山的舉動，針對楊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的喻意，表明自己的人生態度：在污濁混亂的社會中，潔身自好，躬耕田園，才是一種可取的選擇。楊詩結尾說：“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在一定前提下，這也是陶淵明所贊成的。但他通過自己的詩又表明：勞作生活中包含著豐富的人生樂趣。忙時種植收獲，閑來杯酒自娛，縱身大化，忘情世外，這就是真正的“人生行樂”。
解析了此詩運用典故的內涵，便可以對詩本身作進一步的分析。
種豆南山，草盛苗稀，有人說這是因為陶淵明初歸田園，不熟悉農務。其實他的田主要不是自己耕種的，他只是參與部分勞動，這話說得沒有意思。組詩第一首《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有“開荒南野際”之句，可以證明南山下的土地是新開墾的。所以不適合種其它莊稼，只好種上容易生長的豆類。這道理種過田的人都懂得。如果不考慮運用典故的因素，這兩句就像一個老農的閑談，起得平淡，給人以親切感。
草盛就得鋤，所以一早就下地了。這是紀實。但“理荒穢”三字，用得比較重，似乎別有用心。楊惲詩中“蕪穢不治”，是比喻朝廷之荒亂。那么，在陶淵明看來，社會的混亂，是由什么引起的呢?那是因為許多人脫離了自然的生活方式，玩弄智巧，爭奪利益，不能自拔。于是天下戰亂紛起，流血無盡。“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這詩表明陶淵明把自耕自食看作是每個人都應遵循的根本道理。所以，“理荒穢”，亦包含了以自耕自食的生活方式糾治整個社會的“蕪穢”之深意。
“帶(戴)月荷鋤歸”，說明整整干了一天。陶淵明畢竟不是真正的農民，既有僮仆和他一起下地，即使他干起活不那么緊張勞累，這一天也夠受的。但他的心情卻很愉快。因為沒有好心情，寫不出這樣美的詩句。月光灑遍田野，扛著鋤頭，沿著田間小路往家走，這是多么漂亮的畫面!另一首詩中，陶淵明對田間勞動說過這樣的話：“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身體雖然疲勞，卻避免了許多患害。這不但包括兵兇戰厄，也包括人群間的爾詐我虞。在勞作中生命顯得切實、有力，所以是愉快的，美的。
因為是新開墾的土地，道路狹隘，草木卻長得高。天時已晚，草葉上凝結了點點露珠，沾濕了衣裳。“衣沾不足惜”，把這么一件小事提出來，強調一句，好像沒有什么必要。衣服濕了，確確實實是沒有什么可惜的，陶淵明這么一個豁達的人，按理不應該去說它。但“衣沾”并不只是說衣服被打濕而已，而是一個象征。從前做官，雖然不舒服，總有一份俸祿，可以養家活口，沽酒買醉。辭官隱居，生活自然艱難得多，田間勞動，又不是他這么一個讀書人所能輕易勝任的，而且這種境況還將持續下去。高蹈避世，說起來容易，沒有多少人能做到。陶淵明自己，也是內心中“貧富長交戰”的。只是詩人不愿說得太遠、太露，以致破壞整首詩的氣氛，只就眼前小事，輕輕點上一筆。
“但使愿無違”是全詩的歸結和主旨。“愿”，就是保持人格的完整，堅持人生的理想，以真誠的態度、自然的方式，完成這一短暫的生命。這太重要了。所以一切艱難，與此相比，都變得微不足道。而自己確做到了“愿無違”，也是頗值得自我欣賞的。
用淺易的文字，平緩的語調，表現深刻的思想，是陶淵明的特長。即使讀者并不知道詩中運用了什么典故，單是詩中的情調、氣氛，也能把作者所要表達的東西傳送到讀者的內心深處。
詩人躬耕田畝，把勞動寫得富有詩意。“種豆南山下”，多么平淡的口語;“帶月荷鋤歸”，多么美的畫面。語言平淡而意境醇美，這就是陶詩的獨特風格。
歸園田居·其三
作者：陶淵明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譯文
南山下有我種的豆地，雜草叢生而豆苗卻稀少。
早晨起來到地里清除雜草，傍晚頂著月色扛著鋤頭回家。
道路狹窄草木叢生，傍晚的露水沾濕了我的衣服。
衣服沾濕了并沒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只要不違背自己的意愿就行了。
鑒賞：
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其隱逸文化總的風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遠。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的體系，使中國古典詩歌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淡泊邈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同時對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原因以及他的隱居生活情況進行研究分析。本詩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通過本詩的鑒賞即可領略陶淵明田園詩的風采一二。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南山”在中國古籍中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泛指在南邊的山，特指秦嶺山，具體來說指的是秦嶺山的終南段。歷史上因為秦嶺山脈位于唐代長安都城以南，故稱為南山。“南山”在眾多詩詞中的，多指宏大、久遠，如“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又如“壽比南山”等。而在此詩中又有暗喻朝廷的意思。“草盛豆苗稀”，“盛”與“稀”的對比實則是朝廷的奸臣當道與忠良難存。這兩句平淡至極，像似閑談，卻親切入題。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草盛豆苗稀就得理，所以一早就下地了，又是一句平淡的紀實。細品“理荒穢”三字，喻“草”為“荒穢”，作者心中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在陶淵明看來，這些荒草像極了社會中的黑暗、不公、爾虞我詐。許多人脫離了自然的生活方式，玩弄智巧，爭奪利益，不能自拔。于是天下戰亂紛起，流血無盡。不是每個人都能“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堅守著自己的寧靜，表明陶淵明把自耕自食看做是每個人都應遵循的根本道理。所以，“理荒穢”，亦包含了以自耕自食的生活方式糾治整個社會的“蕪穢”之深意。“帶月荷鋤歸”，勞動歸來的詩人雖然獨自一身，卻有一輪明月陪伴。月上枝頭，干完了一天的活，帶著充實的成就感，涼風習習，肩扛鋤頭，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歸耕圖啊！其中洋溢著詩人心情的愉快和歸隱的自豪。“種豆南山下”平淡之語，“帶月荷鋤歸”優美之句；前句實，后句虛。全詩在平淡與幽美、實景與虛景的相互補襯下相映生輝，柔和完美。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峽”“長”“沾”一連串的形容詞，表現了詩人深陷田園生活，忘情世外，悠然自樂。詩人既表達了他對現實政治的看法，又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態度。在污濁混亂的社會中，潔身自好，躬耕田園，才是一種可取的選擇，勞作生活中包含著豐富的人生樂趣。忙時種植收獲，閑來杯酒自娛，縱身大化，忘情世外，這就是真正的“人生行樂”。
全詩的語言樸素、平淡，自然隨口而出，不見絲毫修飾，但又清新怡然、富于情趣，平淡和詩意的醇美和諧地統一起來，形成“陶詩”平淡、醇美的藝術特色。
陶淵明詩的情趣來自于寫意。年幼時，家庭衰微，九歲喪父，與母妹三人度日。受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陶淵明少年時期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大志，然而為官的十三年，卻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后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陶淵明辭官歸故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于前，妻鋤于后”，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臨死時，他在給自己寫的《擬挽歌辭三首》中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征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閑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
陶淵明處于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系。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而最終掛官歸田。陶淵明的詩中蘊藉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愿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于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陶淵明的隱居生活并非完全出世，他隱居的本身就是對于黑暗現實不同流合污的一種反抗，這和逃避現實不一樣。詩人在農村長期參與田間勞作，感情上越來越貼近勞動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因此，在他的詩中對勞動人民的貧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虛偽多有反映。
雖然歸隱田園，但詩人心中并不平靜，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拋卻社會現實，他將自己未盡的政治理想寄寓詩中。在《桃花源記》里，詩人描述了一個心中的理想社會：“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重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人人都“怡然自得”。這里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勞動，大家過著富庶和平的生活。這個“世外桃源”反映了詩人美好的愿望，它和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是詩人對現實社會的一種否定。它是詩人歸田后對農村生活實踐的結晶，是詩人思想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也足以證明，歸隱后的陶淵明并未完全脫離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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