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象征

　　偉大的惠特曼曾斷言：一個民族的最高檢驗是自己所產生的詩歌。當然，這一定義不僅僅是為他個人所準備的，用在與他對稱的地球的另一半，中國唐朝的一位偉大詩人杜甫身上，同樣的合適。實際上，在世界級的大詩人中，他們之間還擁有著最多的相似性：他們都是為人的文學;他們的精神與腳步都從未離開寬廣的大地;他們宏偉的詩歌大廈，都是由短章所構筑，并在其中包容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至今仍居住在他們的庇護里──無論我們正經受著如何的苦難與命運的不幸，然而，只要一想到自己是在重疊著杜甫的足跡與漂泊的大地，那么，所有的一切就擁有了一種神圣的慰藉。

　　盡管每位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對這位偉人的生平再熟悉不過了，但簡單地回顧一下還是必要的，朝圣的路程，要求著無限的重復。他幸運地生于一個詩的時代──唐朝;又幸運地生于一個詩的家庭──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期的著名詩人，有“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這樣的佳句傳誦千古。但他的幼年卻稱不上幸福，很早就失去了母親。雖然早慧，卻體弱多病，寄居在姑母家里──這些征象似乎是為了要與他晚年的孤獨，悲劇完成某種對接。公元731年至公元741年這十年間，可謂杜甫一生最快意的日子，它包含了唐王朝的鼎盛期與自己青春期的兩次壯游，由“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這樣的詩句，可見他當時的氣象，自負。但與他困頓的一生相比，這樣金色的時間畢竟太短暫了。仿佛回應著唐王朝天寶年間政治上的走向灰黯，成了婚有了家室的杜甫，亦陷入了生存的奔波，掙扎，“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處處潛悲辛”。當然，于他的精神世界來說，金色的時間仍不時地跳躍，閃現：公元744年(天寶三年)的孟夏，一個被聞一多先生喻為“青天里太陽和月亮走碰了頭”的奇景出現了──杜甫與李白在東都洛陽相會。雖然他們一起漫游的日子不是很多，但以普通的時間觀念來對此計算，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這段時間至今仍在激動著我們的想象。

　　公元755年，多年的奔波后，杜甫終于得到了一個官銜為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掌握武庫兵器和門禁鑰匙的八品小官，但他所做的官卻連家庭的溫飽都不能保證，他的幼子在他的任職期間餓死──這于他的才華與青年時期的自許，簡直是一個諷刺。與此諷刺相呼應的，是盛唐亦進入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末期，這一年的十一月，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變，從此，杜甫與他的家庭被拋入了戰亂的漂泊，掙扎，其涉及的時間之漫長，距離之遙遠，地域之遼闊，處境之艱辛，都是世界大詩人中罕見其匹的。而作為補償，詩人的生命與詩篇亦由此堅實地走向了偉大的階段。雖然晚年成都草堂的數年歲月，還算平靜，但詩人仍是生活于社會的邊緣與孤獨之中，他完全是憑著一種偉大的詩歌信念在支撐著自己──他不可能象今天的詩人作家們這般動輒地考慮名聲或市場。公元770年的一個寒冷的冬天，湘江的一條破敗的小舟里，貧病中的杜甫默默地停止了呼吸。以上的敘述對于一個偉大的生命而言，或許過于簡略，而歷史最終為他所冠的“詩圣”二字，卻是恰如其分道盡了一切。我曾寫有一首十四行詩《杜甫》，但渺小的文字實在不配他的偉大，只是表達了對這位偉人的敬仰：

　　看群山腳下浮動/倦鳥歸入青靄/而你巖雕般轉身/由盛唐的潰瘍/踏入遍地烽煙/在明月碩大的淚滴下/憂郁焦黑的家園/無數飄泊的亡魂/一杯濁酒中相聚/你從容飲下人間苦難/吟出星瓦鋪排的詩句/成燦爛的天穹/并向時間深處/垂下一座風雨廣廈

　　在大詩人中，五十八歲的年齡，遠算不得高壽，然而，特殊的時代遭遇，際遇，以及他從不間歇的創作，創造，卻給我們以極其漫長的感覺。他為我們留下了一千四百余首詩歌，而他的生命，也就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于這些永恒的詩篇之中。這種生命與詩篇，是人類可遇而不可求的，均衡的天才，健全的人格，理性的生活，以及在不同的階段，發散著不同光澤的火焰，并且愈至晚年愈純粹。杜甫是一個民族的身心狀況俱佳時的偉大產物，他的詩篇，與他的詩篇和生命所合成的文化意義上的象征，同樣的偉大。如果就此角度對文學史做一番梳理，是頗有價值與挑戰的，如，二十世紀初的法國大詩人瓦雷里，被博爾赫斯推為歐洲文化黃昏的象征，而與艾略特，里爾克并列，但博爾赫斯同時又承認，瓦雷里的詩篇不及艾略特，里爾克的生動，有力;而幾乎同時代的另一位小說詩人普魯斯特的《追憶消逝的時間》，被列為二十世紀的巨著之一，但他的弱不禁風，閉居幽室的生活，卻又難以與之對稱。在中國文學史上，南宋大詩人陸游，論純粹的詩歌成就，無疑不能對稱于他作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的象征;而晚唐李商隱輝煌的詩歌成就，比之于陸游，無論多么具有創造性，但它與李商隱的生命所支撐起的一個“夕陽無限好”的詩人象征，卻無法超越陸游。我的文章進展至此，已不覺地欲逸出文學，文化之外，我警醒地收住筆，還是想留給另一篇文章或有興趣的朋友去發展它。但敏感的讀者或許已由前面的文字猜想到，我是在試圖選出自己心目中的中國的民族詩人與文學代表。是的，這是一個禁不住的誘惑，全世界都是如此，英國推出了莎士比亞，德國推出了歌德，俄羅斯推出了普希金，現在，我想為中國推出杜甫。

　　確實，在與杜甫并列的幾個偉大的名字，屈原，李白，曹雪芹之間作如此的選擇，是一件艱難的事，然而，卻不是沒有意義的。應該說，這幾位偉大的詩人(曹雪芹──我把他看作一位小說詩人)文學成就的輝煌，皆與杜甫在伯仲之間，有的可能還顯得奪目些。但是，再三斟酌之后，我之所以選出了杜甫，是因為我相信，衡量一個詩人的偉大，不僅僅要看他的純文學成就，還要看他對一個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強健的影響，并由此參與到他的民族的命運的洪流中去，形成他的民族的精神主脈。我以為在這一點上，杜甫是無與倫比的，只要這個世界還有苦難存在──實際上是不可能消除的，杜甫就將不可取代地屹立著。下面，我想就這幾位文學偉人之間的比較，淺談一些個人的看法：屈原的宏大的想象力，以及在詩的運動中構筑另一個世界的能力，古典詩人中無人可及。他的詩境是輝煌的，然而是天空云霞的輝煌，似乎難以承受一個民族如此漫長的沉重。這個民族在天性上是如此的親近土地，只有在枕著泥土時，方能踏實地入夢──而杜甫在大地上鋪排的廣廈，顯然地更適宜它。杜甫的承擔到最后一刻，與屈原的途中墜入汨羅江水，實有著某種象征意味;如果說杜甫具有融化一切的力量，那么，李白則具有沖決一切的力量，要在這兩個千百年來并置的名字之間做出高低比較，歷史已證明是徒勞。但若置于世界文學的范疇，李白那絢麗的想象，不羈的詩才，在更為宏大完整的《神曲》《浮士德》面前，總有些飛不起來的感覺。而杜甫的偉大詩篇，不僅是一部唐王朝的史詩及個人心靈史，它還與杜甫的生命合成了一個人類文化的偉大象征，他割據了《神曲》《浮士德》未能把握的大地;在包容一切，融化一切的力量上，曹雪芹堪稱是杜甫的對手，《紅樓夢》無疑是一部空前偉大的小說史詩。但杜甫的包容，是一種盛年期的翻騰著的海洋的包容，曹雪芹的包容，則是一種趨于靜止的巨大的湖泊的包容，誠如魯迅先生所體味的，《紅樓夢》“悲涼之霧，遍被華林”，它是一個民族在一段漫長的時間中的哀歌，挽歌。

　　寫于安史之亂及杜甫個人苦難深淵之中的偉大詩章《北征》，以對一種時間的堅定信仰而開篇：

　　皇帝二載秋

　　閏八月初吉

　　杜子將北征

　　蒼茫問家室

　　或許，你會覺得這四句不太象詩，不符合心目中的傳統詩境，然而，它所呈現的苦難中的鎮靜，卻是詩骨，是大廈的支柱。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似植入了大地的巖層，所有個人的苦難與民族的憂患，都被從容地梳理成格律的莊嚴與崇高，使你不能不產生著一種皈依──這種皈依，并非宗教意義上的順從，而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的吸附。擁有這樣的詩句與詩人的民族，可以暫時地被擊倒，但你不能想象它會被擊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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