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原文翻譯及賞析
《短歌行》內容深厚，莊重典雅，感情充沛，尤其是第一首，充分發揮了詩歌創作的特長，準確而巧妙地運用了比興手法，來達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歷來被視為曹操的代表作。
短歌行
朝代：兩漢
作者：曹操
原文：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短歌行》創作背景
此詩的寫作時期各說不一，歸之有兩種說法: 一是赤壁之戰之前。《三國演義》第四十八回有一段曹操橫槊賦詩的描寫。曹操平定北方后，率百萬雄師，飲馬長江，與孫權決戰。是夜明月皎潔，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設樂，歡宴諸將。酒酣，操取槊(長矛)立于船頭，慷慨而歌。二是赤壁之戰之后。第一種說法以章回小說為據，不可靠。第二種說法也無史政。所以這首詩的創作背景尚無定論。
《短歌行》鑒賞
《短歌行》是漢樂府的舊題，屬于《相和歌辭·平調曲》。這就是說它本來是一個樂曲的名稱。最初的古辭已經失傳。樂府里收集的同名有24首，最早的是曹操的這首。這種樂曲怎么唱法，現在當然是不知道了。但樂府《相和歌·平調曲》中除了《短歌行》還有《長歌行》，唐代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引證古詩“長歌正激烈”，魏文帝曹丕《燕歌行》“短歌微吟不能長”和晉代傅玄《艷歌行》“咄來長歌續短歌”等句，認為“長歌”、“短歌”是指“歌聲有長短”。現在也就只能根據這一點點材料來理解《短歌行》的音樂特點。《短歌行》這個樂曲，原來當然也有相應的歌辭，就是“樂府古辭”，但這古辭已經失傳了。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短歌行》就是曹操所作的擬樂府《短歌行》。所謂“擬樂府”就是運用樂府舊曲來補作新詞，曹操傳世的《短歌行》共有兩首，這里要介紹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這首《短歌行》的主題非常明確，就是作者希望有大量人才來為自己所用。曹操在其政治活動中，為了擴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統治基礎，打擊反動的世襲豪強勢力，曾大力強調“唯才是舉”，為此而先后發布了“求賢令”、“舉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實際上就是一曲“求賢歌”、又正因為運用了詩歌的形式，含有豐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獨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傳了他所堅持的主張，配合了他所頒發的政令。
《短歌行》原來有“六解”(即六個樂段)，按照詩意分為四節來讀。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在這八句中，作者強調他非常發愁，愁得不得了。那么愁的是什么呢?原來他是苦于得不到眾多的“賢才”來同他合作，一道抓緊時間建功立業。試想連曹操這樣位高權重的人居然在那里為“求賢”而發愁，那該有多大的宣傳作用。假如庶族地主中真有“賢才”的話，看了這些話就不能不大受感動和鼓舞。他們正苦于找不到出路呢，沒有想到曹操卻在那里渴求人才，于是那真正有才或自以為有才的許許多多人，就很有可能躍躍欲試，向他“歸心”了。 “對酒當歌”八句，猛一看很像是《古詩十九首》中的消極調子，而其實大不相同。這里講“人生幾何”，不是叫人“及時行樂”，而是要及時地建功立業。又從表面上看，曹操是在抒個人之情，發愁時間過得太快，恐怕來不及有所作為。實際上卻是在巧妙地感染廣大“賢才”，提醒他們人生就像“朝露”那樣易于消失，歲月流逝已經很多，應該趕緊拿定主意，到我這里來施展抱負。所以一經分析便不難看出，詩中濃郁的抒情氣氛包含了相當強烈的政治目的。這樣積極的目的而故意要用低沉的調子來發端，這固然表明曹操真有他的愁思，所以才說得真切;但另一方面也正因為通過這樣的調子更能打開處于下層、多歷艱難、又急于尋找出路的人士的心扉。所以說用意和遣詞既是真切的，也是巧妙的。在這八句詩中，主要的情感特征就是一個“愁”字，“愁”到需要用酒來消解(“杜康”相傳是最早造酒的人，這里就用他的名字來作酒的代稱)。“愁”這種感情本身是無法評價的，能夠評價的只是這種情感的客觀內容，也就是為什么而“愁”。由于自私、頹廢、甚至反動的緣故而愁，那么這愁就是一種消極的感情;反之，為著某種有進步意義的目的而愁，那就成為一種積極的情感。放到具體的歷史背景中看，曹操在這里所表達的愁緒就是屬于后者，應該得到恰當的歷史評價。清人陳沆在《詩比興箋》中說：“此詩即漢高祖《大風歌》思猛士之旨也。‘人生幾何’發端，蓋傳所謂古之王者知壽命之不長，故并建圣哲，以貽后嗣。”這可以說基本上懂得了曹操發愁的含意;不過所謂“并建圣哲，以貽后嗣”還未免說得迂遠。曹操當時考慮的是要在他自己這一生中結束戰亂，統一全中國。與漢高祖唱《大風歌》是既有相通之處，也有不同之處的。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這八句情味更加纏綿深長了。“青青”二句原來是《詩經·鄭風·子衿》中的話，原詩是寫一個姑娘在思念她的愛人，其中第一章的四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你那青青的衣領啊，深深縈回在我的心靈。雖然我不能去找你，你為什么不主動給我音信?)曹操在這里引用這首詩，而且還說自己一直低低地吟誦它，這實在是太巧妙了。他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對“賢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兩句話：“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曹操由于事實上不可能一個一個地去找那些“賢才”，所以他便用這種含蓄的方法來提醒他們：“就算我沒有去找你們，你們為什么不主動來投奔我呢?”由這一層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實在是太周到了，的確具有感人的力量。而這感人力量正體現了文藝創作的政治性與藝術性的結合。他這種深細婉轉的用心，在《求賢令》之類的文件中當然無法盡情表達;而《短歌行》作為一首詩，就能抒發政治文件所不能抒發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緊接著他又引用《詩經·小雅·鹿鳴》中的四句，描寫賓主歡宴的情景，意思是說只要你們到我這里來，我是一定會待以“嘉賓”之禮的，我們是能夠歡快融洽地相處并合作的。這八句仍然沒有明確地說出“求才”二字，因為曹操所寫的是詩，所以用了典故來作比喻，這就是“婉而多諷”的表現方法。同時，“但為君故”這個“君”字，在曹操的詩中也具有典型意義。本來在《詩經》中，這“君”只是指一個具體的人;而在這里則具有了廣泛的意義：在當時凡是讀到曹操此詩的“賢士”，都可以自認為他就是曹操為之沈吟《子衿》一詩的思念對象。正因為這樣，此詩流傳開去，才會起到巨大的社會作用。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這八句是對以上十六句的強調和照應。以上十六句主要講了兩個意思，即為求賢而愁，又表示要待賢以禮。倘若借用音樂來作比，這可以說是全詩中的兩個“主題旋律”，而“明明如月”八句就是這兩個“主題旋律”的復現和變奏。前四句又在講憂愁，是照應第一個八句;后四句講“賢才”到來，是照應第二個八句。表面看來，意思上是與前十六句重復的，但實際上由于“主題旋律”的復現和變奏，因此使全詩更有抑揚低昂、反復詠嘆之致，加強了抒情的濃度。再從表達詩的文學主題來看，這八句也不是簡單重復，而是含有深意的。那就是說“賢才”已經來了不少，我們也合作得很融洽;然而我并不滿足，我仍在為求賢而發愁，希望有更多的“賢才”到來。天上的明月常在運行，不會停止(“掇”通“輟”，“晉樂所奏”的《短歌行》正作“輟”，即停止的意思;高中課本中“掇”的解釋為：拾取，采取。何時可掇：什么時候可以摘取呢);同樣，我的求賢之思也是不會斷絕的。說這種話又是用心周到的`表現，因為曹操不斷在延攬人才，那么后來者會不會顧慮“人滿為患”呢?所以曹操在這里進一步表示，他的求賢之心就象明月常行那樣不會終止，人們也就不必要有什么顧慮，早來晚來都一樣會受到優待。關于這一點作者在下文還要有更加明確的表示，這里不過是承上啟下，起到過渡與襯墊的作用。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月明”四句既是準確而形象的寫景筆墨，同時也有比喻的深意。清人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說：“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無所依托。”這說明他看出了這四句是比喻，但光說“客子”未免空泛;實際上這是指那些猶豫不定的人才，他們在三國鼎立的局面下一時無所適從。所以曹操以烏鵲繞樹、“何枝可依”的情景來啟發他們，不要三心二意，要善于擇枝而棲，趕緊到自己這一邊來。這四句詩生動刻畫了那些猶豫彷徨者的處境與心情，然而作者不僅絲毫未加指責，反而在濃郁的詩意中透露著對這一些人的關心和同情。這恰恰說明曹操很會做思想工作，完全是以通情達理的姿態來吸引和爭取人才。而像這樣一種情味，也是充分發揮了詩歌所特有的感染作用。最后四句畫龍點睛，明明白白地披肝瀝膽，希望人才都來歸我，確切地點明了此詩的主題。“周公吐哺”的典故出于《韓詩外傳》，據說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周公為了接待天下之士，有時洗一次頭，吃一頓飯，都曾中斷數次，這種傳說當然是太夸張了。不過這個典故用在這里卻是突出地表現了作者求賢若渴的心情。“山不厭高，海不厭深”二句也是通過比喻極有說服力地表現了人才越多越好，決不會有“人滿之患”。借用了《管子·形解》中陳沆說：“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則南馳耳。分奔蜀吳，棲皇未定，若非吐哺折節，何以來之?山不厭土，故能成其高;海不厭水，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厭士，故天下歸心。”(亦見《詩比興箋》)這些話是很有助于說明此詩的背景、主題以及最后各句之意的。
總起來說，《短歌行》正像曹操的其它詩作如《蒿里行》、《對酒》、《苦寒行》等一樣，是政治性很強的詩作，主要是為曹操當時所實行的政治路線和政治策略服務的;然而它那政治內容和意義卻完全熔鑄在濃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詩充分發揮了詩歌創作的特長，準確而巧妙地運用了比興手法，來達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在曹操的時代，他就已經能夠按照抒情詩的特殊規律來取得預期的社會效果，這一創作經驗顯然是值得借鑒的。同時因為曹操在當時強調“唯才是舉”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所以他對“求賢”這一主題所作的高度藝術化的表現，也應得到歷史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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