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戀花·閱盡天涯離別苦賞析
蝶戀花·閱盡天涯離別苦作者王國維(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巨子，國學大師。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蝶戀花·閱盡天涯離別苦賞析，希望能幫到大家，更多內容請瀏覽(www.psalab.cn/wenxue)。
蝶戀花·閱盡天涯離別苦
王國維
閱盡天涯離別苦，不道歸來，零落花如許。花底相看無一語，綠窗春與天俱莫。
待把相思燈下訴，一縷新歡，舊恨千千縷。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譯文】
行遍天涯，看盡人情。想不到重回故地時，故人已如花飄零。憶當時與她花下別離，相對無言，只有離愁別緒噎胸間，現在只剩綠窗青天如故，卻已非當時風景了。
想在這螢螢孤燈下細訴相思，新人如玉好，舊人無奈向誰邊?早知道這世間美麗的東西都不長久，都難長留，明鏡空在，何處得照玉顏，恰似花兒飄落，只余空枝殘干，顯我孤清。
【注釋】
①閱：經歷。
②不道：不料。
③如許：像這樣。
④綠窗：綠色的紗窗，指女子居所。韋莊《菩薩蠻》：“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
⑤朱顏：青春年少的容顏。李煜《虞美人》：“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辭鏡花辭樹。
【創作背景】
光緒三十一年(1905)春天，長期奔走在外的詞人回到家鄉海寧。夫人莫氏原本就體弱多病，久別重逢，只見她面色更顯憔悴，不禁萬分感傷。這首詞，或許就是此時而作。“閱盡天涯離別苦”，開篇即直陳久別給人帶來的苦楚。離別誠然是痛苦的，在靜安眼里，連相逢也是苦楚的：時間無情，蕩去了容顏，一分重逢之歡難抵十分久別之苦。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說“一切少男少女皆將如掃煙筒者同歸于灰燼”，這正是王國維“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之深意。
【鑒賞】
“閱盡”三句：我早已歷盡天涯離別的痛苦，想不到歸來時，卻看到百花如此零落的情景。三句甚好。天涯離別之苦，不抵時光流逝之悲。加倍寫來，意尤深厚。
“花底”二句：我跟她，在花底黯然相看，都無一語。綠窗下的芳春，也與天時同樣地遲暮了。“無一語”，益覺悲涼。春暮，日暮，象征著情人們年華遲暮。
“待把”三句：本來準備在夜闌燈下，細訴別后的相思。可是，一點點新的歡娛，又勾起了無窮的舊恨。三句更著力寫遲暮的悲感。當日的別離，辜負了大好芳春，這千絲萬縷的怨恨是無法消除的。
最是”二句：在人世間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鏡中一去不復返的青春和離樹飄零的落花。“辭鏡”二字新，有點鐵成金之妙。兩“辭”字重用亦佳。
【作者簡介】
王國維(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巨子，國學大師。
王國維世代清寒，幼年為中秀才苦讀。早年屢應鄉試不中，遂于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
1898年，二十二歲的他進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校對。利用公余，他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結識主持人羅振玉，并在羅振玉資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學。
1902年王國維因病從日本歸國。后又在羅振玉推薦下執教于南通、江蘇師范學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復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獨學”階段。1906年隨羅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其間，著有《人間詞話》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國維攜3種生平著述，眷隨兒女親家羅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的身份處世。其時，在學術上窮究于甲骨文、金文、漢簡等方面。1916年，應上海著名猶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滬任倉圣明智大學教授，并繼續從事甲骨文、考古學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翌年，由蒙古貴族、大學士升允舉薦，與羅振玉、楊宗羲、袁勵準等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祿。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王國維引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國維受聘任清華研究院導師，教授古史新證、尚書、說文等，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一說吳宓)被稱為“五星聚奎”的清華五大導師，桃李門生、私塾弟子遍充幾代中國史學界。
1927年，北伐軍揮師北上，聽聞北伐軍槍斃湖南葉德輝和湖北王葆心(王被殺是謠傳)，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塊錢，雇人力車至北京頤和園，于園中昆明湖魚藻軒自沉。從其遺體衣袋中尋出一封遺書，封面上書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遺書內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我死后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于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移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茍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廢帝溥儀事后賜王國維謚號為“忠愨”。王國維為何自溺，至今仍爭論不論，一般學者論點有所謂的：“殉清說”、“逼債說”、“性格悲劇說”、“文化衰落說”。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言中寫道：“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劃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一人一事。”
根據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一書第四章“天津的“行在”(1924-1930)”中之說法，王國維早年受羅振玉接濟并結成兒女親家，然而羅振玉常以此不斷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將王氏女兒退婚作要脅，令王國維走投無路而自殺。然此說漏洞百出，溥儀亦是聽他人言傳，不足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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