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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恨歌》的流傳
日本流傳的《長恨歌》多種早期抄本，前面都有序，而中國本土流傳的《長恨歌》卻沒有序，這一情況長期以來并沒有引起國內(nèi)學者的注意。本文在中日學者《長恨歌》研究的基礎上，根據(jù)一些重要抄本和相關文獻資料，對《長恨歌》與《長恨歌序》、《長恨歌傳》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并在對《長恨歌》與《長恨歌傳》流傳情況考察的基礎上，對《長恨歌傳》的版本問題加以探討。
《長恨歌》的流傳主要有兩個系統(tǒng)。一個是與《白氏文集》的總體流傳情況相輔相成。《白氏文集》流傳至今也有兩個系統(tǒng)，一個是前后續(xù)集本，一個是先詩后筆本。前者比較完整地保持了白集編集的原貌，現(xiàn)存最早的本子是日本金澤文庫所藏的卷子本，其中卷33末云：“會昌四年五月二日夜，奉為日本國僧惠萼上人寫此本，且緣怱怱夜間睡夢，用筆都不堪任，且宛草本了，皆疏書之，內(nèi)題內(nèi)也。”[1]白居易卒于會昌六年(846)，故此本在其生前就傳到了日本。白氏也知道此事，其《白氏長慶集后序》云：“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2]而保存最全面的是日本那波道圓翻宋本刻印的本子，后傳回中國，收錄在《四部叢刊》內(nèi)。先詩后筆本可以說是宋代以后白集在中國流傳中產(chǎn)生的一次大變動，但這種變動只是整卷的移動，篇目之間并沒有太大的出入。現(xiàn)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先詩后筆本是宋紹興刊本，文學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影印出版。另外，保存較好的版本還有明萬歷三十四年(1606)馬元調(diào)刊本。無論是前后續(xù)集本還是先詩后筆本，《長恨歌》前都附有陳鴻的《長恨歌傳》。
另一個就是單獨抄本流傳系統(tǒng)。如日本的《弄花抄》有這樣一段話：
唐刻本《長恨歌》多作“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今作“舊枕故衾”，或出于日刻本，姑且存疑。余謂《古文真寶》所載“翡翠衾寒”等語，系據(jù)唐刻本《白氏文集》第十二勘引之者，而“舊枕故衾誰與共”等語尤諧源氏之心。永正七年七月三日記之。
所謂“源氏”指紫式部的《源氏物語》。《源氏物語》是產(chǎn)生于日本平安時代的一部古典文學名著，其內(nèi)容與《長恨歌》關系至為密切，有的是直接引用《長恨歌》故事，有的是化用《長恨歌》故事，如：
皇上看了《長恨歌》畫冊，覺得畫中楊貴妃的容貌，雖然出于名畫家之手，但筆力有限，到底缺乏生趣。詩中說貴妃的面龐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確當，唐朝的裝束也固然端麗優(yōu)雅，但是，一回想桐壺更衣的嫵媚溫柔之姿，便覺得任何花鳥的顏色與聲音都比不上了。以前晨夕相處，慣說“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之句，共交盟誓。如今都變成了空花泡影。天命如此，抱恨無窮。
這里的桐壺更衣，是指日本桐壺帝的妃子，受到桐壺帝的寵愛，更衣喪亡后，桐壺帝對她非常思念，故而《源氏物語》實模仿《長恨歌》表現(xiàn)其思念之情。可見《長恨歌》在日本已有單獨流傳，且受到了日本皇帝的深深喜愛。
因此，研究《長恨歌》必須利用日本的抄本資料，否則就不能恢復其真實面目。有關《長恨歌》的抄本資料，筆者已收集到三種：其一是日本正宗敦夫文庫本《長恨歌》抄本;其二是六地藏寺藏本《長恨歌》并序;其三是日本平安鐮昌時代的抄本。平安時代相當于中國唐代以后到南宋初期，所以是一個很古老的抄本，具有很大的文獻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以上的三個主要抄本在《長恨歌》前皆有序，中國本土流傳刊刻的《長恨歌》卻沒有序文。與白居易同游仙游寺的陳鴻寫了《長恨歌傳》，其中有這樣的話說明原委：“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盩厔，鴻與瑯邪王質(zhì)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質(zhì)夫舉酒于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日本《長恨歌》抄本并沒有將《長恨歌傳》置于歌前，這是其與《白氏文集》本《長恨歌》流傳的最大不同。以上這些情況，均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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