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長壽養生之道

　　詩人白居易長壽養生之道是如何的?白居易的長壽有什么秘訣呢?

　　唐代詩圣杜甫有詩：“人生七十古來稀”。在古代越過七十歲謝世的人確是很少的。經歷了唐朝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個皇帝的白居易，以七十五歲的高壽辭世。他在唐代詩人中是最有養生之道的人。

　　白居易清貧、高潔、愛民、重養德。在少年時很有志向和抱負。雖然家境貧寒，但讀書刻苦，在二十九歲時中第四名進士。步入仕途，在官場不得志，不斷遭受貶降，四十歲前一直疾病纏身，未老而先衰。在他與醫生、藥書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人生不滿百”是因為“不得長歡樂”的緣故，屆來他特別注重培養樂觀性格，修德養生。詩人在三十七歲才與夫人楊氏結婚，婚后他寫了《贈內》一詩與妻子共勉：“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人生未死問、不能忘其身，所須者衣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饑，何必膏梁珍?……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庶保貧與素，皆老同欣欣。”詩文充分表達了白居易的為人正直坦蕩和與妻子甘愿風雨同舟，白頭到老的樂觀情絲以及高尚的情操。他在為官期間，廉潔清正、經常深入民間，了解農桑疾苦，為民辦實事。在杭州任刺史期間，在西湖為百姓加筑長堤，攔洪蓄水、打井六口，灌溉農田，為農夫解決干旱之苦。

　　白居易寄情山水，樂以釋憂。在唐代的詩人中，白居易創下了“三個新高”。一是壽命高，終年75歲，遠遠超過了李白、杜甫;二是著作多，現存詩文2800多首(篇)，在唐代當屬第一;三是文學成就高，留下的佳作名句最多，千古不朽，在我國古代的文學史上，堪稱第一流大詩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是他一生樂觀情緒的寫照。

　　白居易一生足跡遍布半個中國，瀏覽祖國大好河山和名勝古跡，觸景生情、盡情抒情托志。例如：“江南好，風景舊曾諸。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他在抒發情感中歡樂、感悟、作詩、陶冶情操。當詩人在憂愁悲傷或不得志時，就感事作詩、發泄感情。白居易四十歲時，母親陳氏病世。同年長女金鑾子夭折，悲憤之中，以詩托情：“朝哭吾所親，暮哭吾所愛”。六十一歲時，他的兒子阿崔又病死，又吟撰詩文《哭阿崔》，以抒發自己的傷感和哀思。詩人四十五歲時，因越職上疏，又被貶官任江州司馬，連續的打擊是十分慘重的。但白居易抹去淚水，又撰寫了長詩文《瑟琶行》、《長恨歌》等名著，抒發了他內心痛苦和郁悶，自己排憂解愁，使他在心靈上感到慰藉。他在七十四歲時，因有眼疾，辭官歸隱，又組織了六位年過七旬的朋友建立一個“七老會”，經常在一起高談闊論、飲酒賦詩、歡度晚年，為后人留下《七老會詩》等詩篇，運用晚霞的燦爛，盡情展示人生的豪氣……

　　國醫大師李玉奇的養生之道中講到白居易戒美味節色欲，主張飲食要素食淡味、要定時適量不多沾肉味。他好道信佛、潛心修養、節制女色情欲之事。白居易有妻妾數人，從不隨心所欲，貪迷情欲。他在《贈少尹》寫道：“老海心不亂，莊誡形勿勞。生命既可保，死籍亦可逃。嘉肴與旨酒，多為腐腸膏;艷聲與麗色，真為伐性刀”。這也是他善于養生、協調身心的長壽之道。

　　白居易“自靜其心練氣功，無求于物長精神”。他在晚年除了種花、種樹之外，還經常到外面曬太陽、散步、練氣功。白居易在練氣功一詩中曰：“身適忘四支，心適忘是非。既適又忘適，不知吾是誰。……方寸如無灰，寂然無所思，今日復明日，身心忽兩遺。”詩人練上氣功什么都不想了，養心寧神、樂觀自娛。

　　白居易不愧為唐代的偉大詩人，他養生益壽的獨道藝術，我們中老年朋友可以從中得到借鑒和啟迪。

　　拓展：白居易的個人作品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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