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讓國散文

　　在為了君位而父子相疑、兄弟相殘的春秋亂世，吳王壽夢與他四個兒子的權力平穩交接，就顯得非常突出而非同尋常起來。出現這個特別現象，一方面在于壽夢深謀遠慮，不傳長而傳賢；另一方面則在于這個賢者一味的辭讓。不愿做握有生殺大權能夠主宰他人命運并且富有四海的一國之君，難得一聞，可見世界之大無奇不有，這個奇人就是吳王的四子季札。更令人稱奇的是，壽夢的三個兒子都能夠謹遵父王遺命，不傳子而傳弟地一心要把國君的寶座最終傳給季扎，這對于那時乃至以后的兩千年，都使人感到匪夷所思。

　　公元前561年，吳王壽夢臨終前把四個兒子諸樊、馀祭、夷昧、季札叫到床前，說：“我們吳國要光大基業必須任用賢能，你們四人都是良才，但是季札更出類拔萃，所以我想把王位傳給他。”季札以禮制被廢不利于國家長治久安為由，堅辭不就。壽夢死后，諸樊主持國政，一年服喪期滿，引古代禪讓習俗讓位于季札，仍不就，并因此而避走山野，耕地為生。諸樊無奈，只好收回成命，將延陵（今江蘇常州）封給季札，從此，季札被稱為“延陵季子”。

　　十三年后，諸樊病重，臨死前對二弟馀祭、三弟夷昧說：“你們都得用兄終弟及的方式將王位最后傳給季札，實現父親的遺愿。”馀祭繼位十七年去世，夷昧繼位，四年，將死，要把王位傳給季札，季札仍然堅決推辭，說：“我平生最想做的是實行賢人的為人之道：‘潔身清行，仰高履尚，唯仁是處’，富貴于我如過眼煙云。”再一次逃回延陵。公元前527年，群臣無法，立夷昧之子僚為王。

　　后來便是諸樊之子公子光在從楚國逃到吳國的伍子胥的出謀劃策下，以勇士專諸用魚腹藏劍的辦法成功刺死在位十二年的吳王僚，光繼位自稱吳王闔閭。季札深以這樣爭權奪利的殺戮為恥，卻也無可奈何。公元前515年，他到吳都承認了闔閭的政權，又到僚的墓前哭祭，從此再也沒有來吳都，老死葬于延陵。孔子親自為他題碑：“吳延陵季子之墓”，表示自己深深的崇敬。

　　在封建專制社會，君權至高無上，一句話最能概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了奪位，至親反目，君臣水火。漢景帝時的七國之亂，唐高祖時的玄武門之變，宋太宗的燭光斧影，明世祖的靖難之役，清康熙時的九王奪嫡等等，都是爭權所致。柏楊在他的《中國人史綱》一書中用圖表的方式，列舉了短短的春秋時期僅逐君殺君事件就有一百零九起，其它的'權力爭奪就更是如恒河沙數不勝枚舉了。所以爭權奪利是自古以來層出不窮不斷上演的活劇。或以陰謀而成，或以武力奪取，或以計策贏得……而每一次權力更替，基本上有一場血腥。“寧為雞頭，勿為牛后”是我們最牢固的民族心理；“學而優則仕”，擁有權力是人生最成功的標志；“一人得道，雞犬飛升”，權力所帶來的好處與連鎖效應不可勝數。所以凡是能夠有機會去攫取與獲得，就前赴后繼、爭先恐后，哪怕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因此，季札在權力這個巨大的誘惑面前能屢屢拒斥，的確是一個“異數”，很是難得。我知道，他不做國君確實是出自真心的，他就是希望過自己想過的生活。他是個藝術家，對于詩歌音樂舞蹈有著癡迷的愛好與研究的志向；他不愿參與政治，所以才一再辭位，不為所動，他是堅定的。從追求個體生命的自由的角度來講，他的辭讓有其發自本心的自由精神意義，值得尊重。如果我再善意地把季札的辭位理解為想給后人強化像許由、伯牙、叔齊等先人那種清潔的精神，也應算是用心良苦的行為。他想通過自己的行為樹立一個標桿，使后世之君、后世之人能夠清醒，并不是執政當權才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目標。

　　盡管他這種行為無可厚非，而且精神可嘉，但是從另外的角度苛刻地要求他，我還是要對他進行也許尖刻的“口誅筆伐”。

　　首先，他的辭位可謂不忠不孝。何為孝？孟懿子問孝，孔子說：“無違”。而季札是再三地違背父兄之命。父兄均為國君，違君就是不忠于君；吳國百姓也希望他成為領頭人，他堅決不干，也是不忠于“民”。

　　其次，他的辭位不是大仁大義之舉。一次子貢問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辭讓顯然不是圣舉，仁者愛人，為大眾謀利益與幸福才是大愛，才是大仁。季札是完全有“濟眾”的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的。一方面他賢能，深得父兄們的信賴，父兄之所以一心一意要將王位傳給他，就是因為他更有能力將吳國治理好；另一方面他深得吳國百姓的擁戴，他做國君是眾望所歸，人心所向。有了這樣的上下一心，吳國被治理得國強民富當是指日可待的。可是他偏偏不愿出力，不愿勞心費神，不愿為天下先，不愿像堯舜禹那樣不辭辛苦，以天下為己任。孟子答齊宣王曰：“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季札“不王”，完全是“不為”之舉，是沒有擔當的表現。“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何況他是吳王的兒子，他理所當然地肩負著使國家強大百姓安樂的責任。他是辜負了父兄與吳國臣民的期望與信賴的。

　　再次，他的辭位也無“禮”，即不講禮制。他堅決推辭的理由是禮制被廢不利于國，一開始不能不說是有些見識。無數歷史事實表明，王位繼承如果沒有交接好班，就會導致禍亂。可是，等到三哥夷昧要傳位于他的時候，他就不應該再推辭而不知變通了。因為兄終弟及的王位繼承已經成了事實，他此時的推脫，無異是對父兄讓位行為的否定，是無禮之極的。

　　最后，他的辭位還很不智。父親因為他而推翻禮制，兄終弟及，但輪到他卻戛然終止，這樣自然會在王位繼承上發生爭端。《史記。吳太伯世家》記公子光“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公子光對專諸也是這樣說的：“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結果發生兄弟相殘的局面，雖是他很不愿看到的，也意想不到的，但卻是他的辭位所致，他難辭其咎，應該對此負有很大的責任。

　　后來又有了進行過“胡服騎射”改革的趙武靈王讓位，使季札的辭位無獨有偶。趙武靈王是一個有為之君，他實行的變革一度使趙國強大起來，可是因為感情作祟，突發奇想地在自己還活著的時候，就將王位禪讓給了自己寵愛的小兒子，結果不僅改革終止，還出現了內亂，自己也困死于沙丘，從而使趙國喪失了與強秦一爭高低的歷史機遇。

　　該當仁不讓的季子的讓國行為，既沒有影響到隨后的侄子，也沒有影響到后人，而且沒有在中國人的思想道德、文化心理上打上烙印，實在是因為權力的誘惑太大，人不能不迷戀它。

　　不過，倒是季札掛劍，為后人提供了一個浪漫主義式的誠信的范例，對中國人的影響更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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