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一中 楊智慧
《歸去來兮辭》是我國古代“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的傳世名篇，北宋文學家歐陽修曾對這篇作品評價甚高：“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蔽覀內舸┰狡涮飯@詩清新、淳樸的狹巷，撲面而來的則是一縷中國古代圣潔、飄逸、浪漫、悠游的隱士遺風，讓我們尋根到一種恬淡的隱士文化（所謂隱士文化，是古代正直文人因失意仕途或不滿濁世等，而采取消極避世的一種人生態度，它是古代知識分子“獨善其身”的高潔人格體現。從傳說中的許由，先秦時代的接輿、莊周到清代的隨園主人袁枚等，隱士文化延續幾千年），從中窺斑見豹地透視到中國古代隱士的傳統情懷。
一、厭惡官場，鄙棄功名。
陶淵明“厭惡官場，鄙棄功名”的價值取向有一個形成過程。他在年輕的時候有過“大濟蒼生”之志，決意不肯老死窮廬，曾多方謀求一種實現“猛志”的途徑，也就是出仕。但當時等級森嚴的門閥制度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嚴重地阻礙了陶淵明的仕途發展。所以，他五次出仕，也只任過祭酒、參軍、縣令等一些小職，前后13年時間大部分在家賦閑。這樣的勉強出仕不僅對他的大志無濟于事，而且使他見識了官場的齷齪和陰暗，充分地加強了他“深愧平生之志”的生命悲劇意識。于是，愛慕自然、企羨隱逸的天性點燃了他歸隱山林的決心。在辭去彭澤縣令后，他就斷然走上與仕途生活決裂的道路，真正解甲歸田了�！稓w去來兮辭》就是陶淵明初歸家時所作。開篇即直呼“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這是詩人經過深思熟慮以后喊
出來的肺腑之言，喊出了他對于出仕的悔恨，一個“胡”字更是擲地有聲，飽含強烈的譴責和質問直逼自己的靈魂，理智的認識到“今是而昨非”。他為自己“實迷途其未遠”的現實而慶幸，更為有“知來者之可追’的未來理想而欣喜。其實，陶淵明的出仕除了為實現其少年大志之外，還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他在《歸去來兮辭序》中道出了個中緣由：“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但陶淵明不容自己的氣節沾上半點污穢，他在序中感嘆：“饑
論員切，違己交病”，其痛恨的心情是何等誠摯啊！他在挫折的仕途中徹底反省，視功名利祿如糞土，高唱著“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毅然歸人園林。這與他在《歸園田居》里發出的追悔之聲--“誤落塵網里，一去三十年”--是一脈相承的，其厭惡官場、鄙棄功名之心可以天鑒。
二、娛情詩酒、崇尚自然。
飲酒賦詩是隱士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隱逸文學關涉詩酒是隱士文學的一個重要表征。蘇軾說：“淵明之詩，篇篇有酒”，雖然不失夸張，但是陶淵明題為“飲酒”的組詩就有二十首之多。這是不爭的事實。他歸隱后的第一件樂事應該也是“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斟滿一杯酒，自飲自酌，那份悠然，那份沉醉，都是陶淵明追慕已久的個性釋放。酒能給人以騰云駕霧、飄飄欲仙的快感，使人陶陶然忘卻世俗之累，掙脫人生的羈絆，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這與隱士的心境恰好吻合，他們是在借酒解憂。不僅如此，文人雅士的琴書之樂更添一種別致的浪漫情懷。詩中“樂琴書以消憂”“臨清流以賦詩”便是陶淵明難得的雅趣。荀子曾在《樂論篇第二十》中說：“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因為鐘鼓為金石之聲，雄渾壯美，適合于言志；琴瑟之音則平淡、雅和，適于養心。陶淵明推崇琴樂琴風，是在返樸歸真、怡然自得的生活中體會到的隱士情趣，是詩人擺
脫官場壓抑生活的束縛后所得身心之樂。
歷史上的隱士大多隱居山林，朝夕以山水為伴，游樂于山水之間。這種尋求山林的野趣和娛情詩酒的雅趣一樣，共同點綴了隱逸之土心靈清純的晴空。作為田園詩派代表人物的明淵明當然不例外，他皈依自然是天性的膨脹，故而回家心情急切而舒暢，和著“舟搖搖以輕揚，，風飄飄而吹衣”的節拍，“問征人”、“恨晨光”，實在親切感人。詩人愉悅之情不可抑制，自家鐘愛的“衡宇”、“僮仆”、“稚子”、“松菊”、“酒樽”早已激動地奏起了閑居生活優雅的旋律，讓詩人領略到無盡的閑情逸致：“引壺觴”“眄庭柯”“倚南窗”“涉園林”“策扶老”、觀云山、望飛鳥、“撫孤松”。這就是詩人安身立命的人生之所，與黑暗現實渾濁官場格格不入的田園。詩中提到的孤松、秋菊、白云、歸鳥，無不帶有某種象征意義，清代文人就有“菊令人野”、“松令人逸”的感嘆。顯然，陶淵明是借這些物象修身養性以澄清性情，抒發高潔雅致而獨傲江湖的情志。這種物我為一，寵辱相忘的生活境界何嘗不是陶淵明崇尚自然的真實寫照呢？
三、盡享天倫、體驗農趣。
中國人自古崇尚兒女繞膝的天倫之樂，這種追求血脈相連的親情文化，是許多無為甚至有為人士的理想園地。陶淵明隱居在家，天倫之樂也隨之成為他清談人生的寄托。他曾在許多詩篇中寫到小孩在他身邊嬉戲，牙牙學語。如在《和郭主簿》中感受到“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在我側，學語未成音”的天趣。陶淵明直奔家門時，溫情滿懷的或許就是“僮仆歡迎，稚子候門”的真誠場景，其坦率天真的人性美熠耀著屋宇，有了這樣的深情厚誼，官場的那種曲意逢迎，裝腔作勢就顯得可鄙可憎了。所以，他下決心：“息交絕游”，完完全全地把自已放置在這溫暖的窠巢里，盡享“悅親戚之情話”的纏綿。
陶淵明是一個“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的儒者，恪守著“窮
則獨善其身”的律規，但他又敢于沖破孔孟儒家鄙視勞動的思想樊籬，親自參加勞動，盡情的謳歌勞動，這就當時文人來說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春天到了，他和“農人”一起去從事勞作，從中體驗到勞動的樂趣，甚至是一種別樣的浪漫情調。他詩化了勞動情景：“或命巾車，或棹孤舟”。這里尋不到詩人半點苦惱的蹤跡，出去勞作的荷鋤擔物在詩人筆下仿佛神仙游歷佳山勝水一般悠閑。他把春景也描寫的美麗動人：“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萬木逢春，小溪潺湲，一片盎然生機。詩人如置身畫中“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滿心的喜悅始終蕩漾在他的臉上。這也是詩人自然、灑脫的人生追求。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歌頌勞動的文人，這是中國文學的幸事。
四、撫摸傷痛，不忘憂思。
陶淵明畢竟是一位剛剛歸隱山林的文人，情感的歡暢和憂思交替涌現，才不算矯情，詩人也才不顯天真和做作。在詩中，陶淵明沒有把情感單一化，閑居心情愉快中夾雜著沉郁。這種復雜心情也時隱時現：“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他哀嘆自己的不幸人生：“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消極情緒和盤托出，同時也透出不甘心自己的一生就這樣也歸田而“行休”的傷感。我們雖然不敢武斷地說他像我國古代一些隱士（如姜尚等）一樣走“終南捷徑”或“亦宦亦隱，以待明主”之路以實現宏偉大志，但他那顆不忘世情之心是可以觸摸到的。是客觀條件限制了陶淵明（“世與我而相違”），不可能使他有什么大的作為，因而他憤恨起與他高尚節操不合的社會環境，選擇了老莊的“以自隱無名”道家思想來勸慰和強迫自己，“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說明他處在極端不合理的現實中，想用這種態度消除思想矛盾，完全超越于現實之外。其實，這有違于他的初衷，實在是迫不得已而為之。當然，至于以后他“連辟公府不就”又另當別論了，那是他徹底淡忘世情的堅決態度。而作此詩時的詩人則受挫官場，其徘徊哀傷之情是真實的，也正因為如此，一個真正的隱逸文人形象才鮮活地矗立在我們眼前。
隱士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代表著我國古代一大批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和心態，而《歸去來兮辭》逼真地再現了一代隱士生活的心路歷程，是我們了解中國古代隱士文化的一個重要窗口，我們不可視而不見。
--本文發表于《中學語文》200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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