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造反與制度緊張--關于霍克海默與哈貝馬斯之間的沖突

發布時間：2016-6-10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曹衛東(世紀中國)

1958年，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內部曾爆發過一場學術造反運

動，轟動一時。發起人是當時剛剛擔任阿道爾諾學術助手不久的哈貝

馬斯，而矛頭所指則是所長霍克海默教授。關于這場學術造反運動的

發生原因，具體情況，及其暴露出來的社會研究所內部在學術制度上

的緊張關系，特別是對后來法蘭克福學派以及哈貝馬斯本人學術思想

進一步發展的影響等，有關法蘭克福學派歷史的研究著作不是一筆帶

過，就是只字未提，從而使之懸為一個難解之謎。我曾經在《讀書》

雜志1999年第2 期上撰文《哈貝馬斯：步入公共領域》，用以介紹哈

貝馬斯前期的思想發展，其中雖然簡單提到了他與霍克海默之間的這

場沖突，但苦于當時手頭缺乏文獻資料，因此未能作詳細介紹和深入

分析。

在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和霍克海默檔案館（Horkheimer-Archiv）

訪學期間，這方面的文獻重又引起了我的注意。根據對文獻的整理和

閱讀，以及與有關當事人的交談，終于搞清楚了事情的一些前因后果。

現在看來，事情的發生是比較突然的：1958年9 月，時任社會研究所

所長的霍克海默正在休假，為自己安排退休之后安度晚年的住所。突

然，他在29日那天致長信給他的好友，社會研究所代理所長阿道爾諾，

點名道姓批評他的學術助手哈貝馬斯“思想過于活躍，言論多有越軌”，

并希望阿道爾諾能“嚴加管教”，同他認真地交談一次，盡量做到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否則，任其發展下去，不但對哈貝馬斯自

己的學術發展不利，還會危及到整個社會研究所的思想認同和政治立

場。

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了解情況，現把霍克海默的這封信摘要翻譯

如下：

泰蒂，我曾多次說過，要對哈貝馬斯發表在《哲學評論》雜志上

的文章說上幾句。這篇文章有力地證明了研究所內部正在發生變化，

對此，我們曾經有過討論。但遺憾的是，我們未能推心置腹，把這個

問題談透。在您去林茨（Linz）之前，我們曾通過電話。當時我只是

匆匆地翻閱了這篇文章，現在我又細致地讀了一遍，更加覺得我自己

的判斷是正確的。一個聰明人不斷強調自己在精神上是多么的超越，

說他設法找到了研究所，并且指出，在這里呆了很長時間--大概有

一年多了吧？--，自己對于社會現實的經驗可能都不見得會有增長，

也不見得會理智地去思考當代現實，在這里只要滿足于閱讀，耍耍小

聰明，參加一些哲學討論會，就足夠了。哈貝馬斯在這篇文章中引以

為榜樣的是馬克思的早年著作，對您以及我們共同思想的理解卻是支

離破碎，并勇敢地提出了他的尖銳批評。

哈貝馬斯這位辯證法先生堅持要從事內在批判（imanente Kritik），

并一再堅持革命是哲學的應有之意。他的結論是：“唯物主義批判必

須通過對整個歷史語境的分析，來證明其在具體分析中的穿透力”.

哈貝馬斯還發揮了他先前文章中的觀點，認為今天“錯誤”的過剩經

濟比起百年前的短缺經濟更容易導致“類的自我意識”走向“對非理

性統治的反思”，也就是說，走向“無產階級革命”.

哈貝馬斯把哲學看得和社會學一樣有力量。馬克思在他那里象個

稻草人，因為在馬克思的思想中“不應該有精神科學問題”. 馬克思

不應該墮落為一位“經典作家”，因此，哈貝馬斯從馬克思那里繼承

過來的規范就成為了“適用于經驗研究”的福音書。哈貝馬斯教導說，

必須予以克服的是純粹的哲學，包括知識學。他強調認為，“哲學必

須自我揚棄，并在實踐中付諸實現”，他還指出，哲學“并不是它所

要求的那樣，能夠實現人的解放”. 可是，按照他所說的去做，我們

也并不能從哲學當中脫身出來。

哈貝馬斯所說的非純粹的“實踐- 政治哲學”究竟是什么樣的呢？

如他所言，這種哲學依賴的是“不確定性”（Ungewissheit），“這

種不確定性源于理論與實踐之間無克避免的緊張，只有通過哲學作為

哲學的自我揚棄，不確定性才能消失”. 哈貝馬斯要么是沒拿不確定

性當一回事，因為他實際上早就知道了克服這種緊張關系的方法。也

就是說，通過純粹哲學之外的實踐- 政治哲學，通過“類的自我意識”，

一句話，通過革命。要么就是真的不確定。他滿篇都在講“哲學的揚

棄”，事實上不過是一種夸張的唯心主義罷了。

哈貝馬斯宣稱他要建立一種哲學，他開始稱之為“緒論”，后來

又借用梅洛- 龐蒂的概念，稱之為革命“實驗”的“批判序言”. ……

但現在，哈貝馬斯可在我們社會研究所就職，我非常希望這些助手們

能拿出最低的責任感來，哪怕是他們在雜志上發表我們無法干預的文

章，也應當如此。哈貝馬斯關注的核心是馬克思的理論和實踐。早在

納粹執政期間，我們就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靠革命來拯救是行不通的。

哈貝馬斯聲稱，革命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他絲毫也不顧及由此會帶

來的后果，而且他還批評馬克思沒有“公開承認”這一點。

哈貝馬斯是一個十分活躍的人，他的確跟我們，特別是跟您學到

了不少的東西，但他就是沒有學會處理與社會經驗有關的東西。……

或許，他做個作家專門從事寫作，將來會更有前途一些，否則他會給

社會研究所帶來無可估量的損失。讓我們攜起手來，共同來對付目前

的局面，促使他到別的地方去揚棄和實現他的哲學。

馬克斯（摘譯自《霍克海默全集》，第18卷，第437-452 頁，S

Fischer Verlag）

霍克海默對哈貝馬斯的不滿可算“溢于言表”，在列舉哈貝馬斯

觀點的種種不是時，甚至忍不住用起了挖苦和諷刺。盡管如此，霍克

海默在信中表達不滿的同時，還是頗有克制的，他沒有忘記以長者和

老師的身份，給予哈貝馬斯以“諄諄教誨”，大有只要表示反悔就網

開一面，既往不咎的意思。后來阿道爾諾也確實按照霍克海默的吩咐，

找哈貝馬斯認真地談了一番。可惜，哈貝馬斯非但沒有領他老師的這

份情，反而在“迷途”上越走越遠（比如霍克海默信中補充提到的

《大學生與政治》的導言），直到一度與社會研究所分道揚鑣。對此，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經有過交代，這里就不再贅述。

在具體分析沖突之前，我們還是先來看看，哈貝馬斯那篇讓霍克

海默惱羞成怒的文章究竟談了些什么。文章題為：《關于馬克思以及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討論》（Zur philosophischen Diskussion um Marx

und den Marxismus ，1957），最初發表在《哲學評論》（Philosophischer

Rundschau ）雜志上，后來作為附錄收入其《理論與實踐》（Theorie

und Praxis，Suhrkamp，1993）一書。

嚴格來講，這篇文章的學術性并不是很強，而更多的是偏向文獻

評論和背景解釋。哈貝馬斯在文章中根據當時的歷史現實以及政治局

勢，對一些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文獻進行系統的比較評述。哈貝馬

斯認為，促使他這樣做的原因主要有這么兩個，一是馬克思的《巴黎

手稿》重新發表及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產生的深遠影響，再就是蘇

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和革命實踐上對西歐社會所造成的

或潛在或直接的威脅。哈貝馬斯認為，當時西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

本上就是圍繞著以上兩個主題展開討論的。

對于《巴黎手稿》，哈貝馬斯區分了三個不同的討論語境，分別

是：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

在聯邦德國，關于《巴黎手稿》的討論實際上是1933年前政治文

化氛圍中一場未能了結的爭論的繼續，參與的有所謂的“修正的社會

主義者”，包括盧卡奇，布洛赫，阿道爾諾，霍克海默等，他們繼承

羅莎盧森堡的路線，反對列寧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其實質是反

對列寧過于直接地把馬克思主義變成為一種政黨學說，而置其中的社

會理論內涵于不顧；再就是“宗教社會主義者”，主要有蒂利希（Paul

Tillich ）和斯坦因畢希爾（Theodor Steinbuechel）等；此外還有

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包括曼海姆（Karl Mannheim ）等。他們組成一

個共同的陣營，反對的是以施密特（Carl Schmitt）和容格爾（Ernst

Juenger ）等為核心的青年保守主義及其右翼革命運動（即所謂的

“保守主義革命”）。1945年，對于聯邦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來說

是個轉折點，從此之后，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成為了一個學術名詞和

“博士選題”，因為人們從馬克思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作為一位古

典哲學家在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而不是一位革命領袖在現實改造中

的非凡作用。

法國的情況和聯邦德國可謂截然相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活躍，

加上國民陣線一度執掌內閣，為法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潮注入了現實的

活力。科熱夫（Alexandre Kojeve）從1933年到1938年在巴黎所主持

的哲學講座，為法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奠定了基調。科熱夫根據當時

剛剛出版的《巴黎手稿》和《現實哲學》，把馬克思和黑格爾結合起

來相互參照，對比闡釋，認為他們之間沒有顯著的不同，倒有驚人的

一致，也就是說，歸根結底，馬克思和黑格爾所論述的都是一種歷史

哲學。在哈貝馬斯看來，科熱夫的觀點有一個長處，就是在發掘馬克

思主義的理論根源時，沒有忽略其中的政治內涵。因此，哈貝馬斯指

出，科熱夫所闡釋的是一種存在主義的革命哲學，它不但為理論界所

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左派政黨的歡迎。

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和東歐，情況相對比較復雜。對于《巴黎

手稿》的發表，官方的態度比較明確，就是徹底否定，并堅決予以批

駁；而學術界則抱有濃厚的興趣，并認識到其對于重新解釋馬克思的

重要意義，比如布洛赫及其眾多學生就提出要恢復馬克思主義中的人

道主義，并對當時政黨和政府行為中反馬克思主義的傾向提出了批判，

后來這股潮流逐漸發展成為我們所熟知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

此外，他們還對馬克思主義被簡單地意識形態化提出了批判。

哈貝馬斯最后解釋說，他之所以選擇這三個不同的語境，來對比

分析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成就和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巴黎手稿》最初

是在這些地方引起反應的，另一方面則是由于透過這些地方的馬克思

主義研究，可以看到后馬克思主義呈現出兩條不同的發展路線，一種

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政治現實”，一種則認為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

力求徹底改變現實的“政治理論”. 前者是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

化”，后者則是把馬克思主義“科學化”和“理論化”.

正如霍克海默所說的，哈貝馬斯在系統評述馬克思主義研究文獻

過程中，潛在地亮明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觀。在他看來，把馬克思主

義“科學化”或“理論化”以及“意識形態化”，并因此而忽視或否

定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意義，都是十分錯誤的，也是極其危險的。哈貝

馬斯這樣認為，實際上是不點名地批評了聯邦德國，特別是戰后的馬

克思主義研究，這里面也就把他的兩位老師給包括進去了，因為我們

知道，在當時，以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為首的所謂法蘭克福學派是聯

邦德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重鎮。哈貝馬斯對社會研究所研究計劃

的不以為然，流露于字里行間。這自然是紙里包不住火，難免要引起

霍克海默的敏感和反感。

現在再集合霍克海默的信件和哈貝馬斯的文章，我們就可以清楚

地看到，霍克海默與哈貝馬斯之間沖突并不復雜，關鍵一點在于對

“規范研究”與“經驗分析”之間關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對馬克思主

義“革命”（“實踐”）概念的相左看法。霍克海默強調指出，社會

理論必須具備牢固的經驗基礎，在此基礎上才可以開展規范分析，經

驗分析的目的不是立刻付諸實踐，而是形成理論（意識形態批判）；

哈貝馬斯則堅持認為，以霍克海默為首的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過于看

重經驗研究的基礎地位，而忽略了其規范基礎的建設。此外，在革命

理論和革命實踐之間，他們也沒有把握好關系，因此，他希望能從規

范的角度，對批判理論做出新的發展（意識形態批判與社會批判相結

合）。同樣是“后馬克思主義者”，在“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

之間，霍克海默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精神領袖的選擇是：通過改

造世界，進而解釋世界；而哈貝馬斯作為第二代核心人物的追求則是：

首先解釋世界，但最終必須徹底改造世界。

哈貝馬斯后來的努力充分證明，他的思想的確是圍繞著這個中心

逐步鋪展開來的，歷經多年（從二十世紀了六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

歷經變故（與霍克海默之間的沖突，與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aecker

〉之間的沖突等），歷經挑戰（與左派之間關于學生運動的爭執，與

伽達默爾之間的“解釋學爭論”，與亨利希〈Dieter Henrich〉之間

的“形而上學爭論”，與福科之間的“權力批判爭論”，與羅爾斯之

間的“民主理論爭執”以及與斯洛特狄杰克〈Peter Sloterdijk〉之

間的“基因技術爭論”等等），未曾有絲毫的松懈和妥協。

事隔若干年之后，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場沖突，其起因或許不是

象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當然也沒有什么必要再去追究了。畢竟，哈

貝馬斯的學術造反舉動并沒有象霍克海默痛斥的那樣，給法蘭克福學

派的思想認同和政治立場造成毀滅性的破壞，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強

了學派的認同和凝聚力，促進了兩代人之間的學術傳承。霍克海默本

人后來大概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否則他不會那么爽快地把自己的教授

職位傳讓給哈貝馬斯。有學者曾形象地指出，這次學術造反舉動是

“俄底普斯情結”在哈貝馬斯身上起作用的結果。哈貝馬斯對霍克海

默的反叛，實際上是一種“學術弒父行為”. 這種說法雖有牽強，但

也不無幽默，并道出了其中的一些真義。

但在我個人看來，這場沖突的一個更重要的后果在于，它向我們

透露出了一條信息，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作為一種現代學術制度，

并不是一般所認為的那樣天衣無縫，鐵板一塊，用簡單的“批判”概

念就能完全概括起來的，而是充滿著不同的緊張關系，甚至是矛盾關

系。我們知道，單單這一個“批判”概念，就有“社會批判”與“意

識形態批判”，“規范批判”與“經驗批判”，“哲學批判”與“實

踐批判”等重大區別，更何況學派內部一直都存在著學科上的差別，

所謂“科際整合”，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強項，但也是其緊張之焦

點。

哈貝馬斯與霍克海默之間圍繞著對“經驗與規范”以及“革命”

的理解所展開的沖突，只是社會研究所內部諸多矛盾中的一個，僅僅

是由于他們二人分別作為法蘭克福學派兩代人的代表才顯得格外引人

注意。除了他們之間的代際沖突之外，法蘭克福學派內部同輩人之間

也是摩擦不斷，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與弗洛姆之間圍繞著精

神分析理論產生了嚴重的分歧，直至最終分道揚鑣，老死不相往來；

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諾曼（Franz Neumann ）等人關于

“權威國家”的法哲學理論，在霍克海默為社會研究所擬訂的總體研

究計劃中一直被排擠在邊緣地位（據說被排擠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概念

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興趣有所抵牾），默默無聞，至今還

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馬爾庫塞的激進主義哲學則完全背離了法蘭克

福學派原初的“理論與實踐的同一性”的理論前提等。

到了后來，哈貝馬斯與福利德堡（Ludwig von Friedeburg ）之

間在規范研究與經驗分析上長期難以協調等；達倫道夫（Ralf Dahrendorf）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憤然離開社會研究所，轉往英倫發展；杜比爾

（Helmut Dubiel ）因為不滿福利德堡的“強權領導”，決然辭去副

所長的職位，到吉森大學任教，所有這些都是其內部緊張關系的明證

了。研究法蘭克福學派的歷史效果，我們或許還是應該堅持這樣一個

觀點，即更多地發掘和分析其作為學術制度內部所存在的緊張性乃至

矛盾性，而不要把目光僅僅盯在其貌似同一，實則不然的“批判的理

論命題”上。

2000年4 月4 日曹韌生日之際寫于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

來源：天涯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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