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安風骨不是慷慨悲涼、爽朗剛健的同義詞，它還有便娟婉約的一面，曹丕詩歌風格清麗，感情婉轉細膩，音調流轉和諧，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極大地豐富了建安詩歌的美學內涵。曹丕是建安風骨的主將，同時也是建安時期最具主體意識和覺醒精神的作家。
【關鍵詞】曹丕 便娟婉約 清麗 內容豐富 形式多樣 主體意識覺醒精神 有益補充
一、建安風骨
（一）建安文學產生的社會背景
東漢末年，宦官專權，黃巾作亂，群雄并起，從而導致戰(zhàn)亂頻仍，民不聊生，政權交相更迭，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的“戰(zhàn)國時代”。這個時期動蕩的社會現實，在社會上最敏感的階層即知識分子階層心中激起了漣漪，他們往往用飽蘸感情的筆抒發(fā)著或建功立業(yè)的慷慨，或朝不保夕的惆悵，或殺敵報國的渴望，或憂國憂民的愁怨……而他們的情感又在血與火的輝映下閃耀著慷慨悲涼之美。文學界習慣把東漢漢獻帝建安年間及稍前稍后一段時期的文學稱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以其慷慨悲涼、爽朗剛健的特點，成為后世文學的標榜，主要以五言詩歌為代表。其代表作家也是史上著名的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
（二）對建安風骨的不同認識
建安風骨不同于建安文學，建安風骨專論詩歌，因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陳琳、徐干、阮瑀、劉楨、應瑒）的詩歌，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tǒng)，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并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美，形成了文學史上獨特的風格，故被稱為“建安風骨”。
然而，世人對“建安風骨”的認識卻并不一致。
劉勰“《文心雕龍》似乎未許建安文字以‘風骨’之名，相反在劉勰的一些批評話語中，建安文學風貌似乎更應被稱為‘風骨’的反面[1]”。
劉師培先生概括建安文學的四個特點為“清峻、通脫、騁辭、華靡”。這些都強調了作品“文”（語言才華）的方面，而風骨強調的是內在的“質”，以文害質的傾向是劉勰所反對的。建安文學從根本上是抒情的、感傷的文學，缺乏骨力，也不以剛健為主要特色，“怊悵切情”，重情而乏理，顯然不合風骨之義。
近期也有學者從建安文人的人格弊病與劉勰風骨論的“宗經”背景不合，建安文學文勝于質是齊梁綺麗文風的淵藪，建安文學的抒情感傷、缺乏骨力等方面論述了建安文學不配冠以“風骨”一說。
但這些畢竟只是一家之言。文學界對建安風骨的主流認識還是較為一致的，我們遵循學界的這種主流看法即建安風骨的特點是慷慨悲涼、爽朗剛健的。李白早有詩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fā)。小謝即謝眺，其詩風清麗，而李白將建安風骨和“小謝清發(fā)”作為相反的風格進行對比，可見，對建安風骨認識，古已有之。但，慷慨悲涼、爽朗剛健并不是建安風骨的全部，它應該有而且確實有著更加多樣的風貌，而這要歸功于曹丕。
二、曹丕與建安風骨
（一）曹丕
建安詩歌的代表作家是“三曹”、“七子”。“三曹”中，曹操詩歌古直沉雄，而曹子健，時人更是謂之“才高八斗”。曹操是魏國政權的實際創(chuàng)立者，不平凡的生活閱歷和創(chuàng)業(yè)經歷，磨礪出他高貴的精神與氣質，再加上位尊權重，一呼百應，堪稱建安文學的領軍人物。而曹植放任傲氣，少有文才，善為詩文，有著極高的文學天賦，七步成詩更是成為美談而被后人視為神人，其生活后期因曹丕的猜忌排擠，他的文學創(chuàng)學更增添了許多悲涼之美。曹操、曹植的文學成就極高。
曹丕是“三曹”中同時也是建安文人中一個頗為尷尬的角色。
曹丕，字子恒，曹操次子，曹植之兄。生于軍旅之間，自幼嫻熟弓馬，常從曹操征戰(zhàn)。漢獻帝建安年間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后立為魏王世子，鎮(zhèn)守鄴城，常從諸生宴游為樂。曹操去世后，曹丕繼位為丞相，魏王，不久代漢稱帝，史稱魏文帝，在位七年去世。曹丕喜好文學，八歲能著文，有異才，是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作品：《典論》五卷、《列異志》三卷，今多散失，現存詩歌四十多首。陳壽評價他：“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這些話肯定了其文學天資及成就，但是他的生活閱歷不如曹操豐富，天賦才情不如曹植優(yōu)秀，在曹操和曹植的光環(huán)之下相對失色。所以今人一提“三曹”，所能脫口而出的大多只有曹操、曹植，因此，曹丕的角色尷尬，似乎是建安文學中的“邊緣”人物。但是曹丕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建安文學中卻有著獨樹一幟的風格，而這種風格恰恰是他的閱歷和才情有機結合的最特殊的產物，是我們不能復制的寶貴財富。
（二）曹丕的文學貢獻
曹丕的文學貢獻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考察：文學批評理論、文學影響、文學創(chuàng)作，而這三方面的貢獻對推動建安文學的發(fā)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文學理論方面。曹丕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第一位以文論家的主體意識和自覺精神進行文學批評的文論家，曹丕的文學理論批評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地位，對文學的文學理論批評的發(fā)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最集中的表達他的文學理論見解的首推《典論論文》，它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專篇論文的開端，共20篇，現僅存《論文》一篇。曹丕在這篇文章里，提出了幾個重要的文學理論問題，即文學的價值問題、作家的氣質和作品的風格問題、文體問題，以及“文人相輕”等文學批評者的態(tài)度問題，并對這些問題發(fā)表了獨特的見解。“蓋文章，經國之大業(yè)，一朽之盛事。”就是他的這一理論，使建安時期的人們對文學的地位、作用和特點有了全新的認識。他還第一次提出了“詩賦欲麗”，強調了文學應該有美的藝術形式，這標志著我國古代文學發(fā)展到建安時期，已經進入了自覺的時代，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轉折點，文學經曹丕的提倡，開始取得了獨立的，與學術著作共爭一席之地的地位，從而結束了文學作為儒家經典附庸的時代。
文學影響方面，曹丕自幼喜好文學，長期與文人雅士交好，宴飲聚會，詩文會友，無形當中在當時的士人階層中形成一股尚文、好文、作文、品文的良好風氣。曹丕作為魏國政治上的領導人，為建安文學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比較寬松的環(huán)境，而其本人在文學內容上、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對文學理論的探索以及同“建安七子”等文人集團的良好私人關系都使其在建安文學中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曹丕時期天下三分已定，合適的政治地位，使他閃耀著與眾不同的光芒。另一方面，公元230年，魏明帝下詔太傅三公，將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將子書性質的《典論》驟然提升至經、律的地位，再次利用政治權力為文學打了一針強心劑，把文學變成經轉偉業(yè)之大事，鞏固了文學獨立和自主的地位。
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曹丕傳世的作品不多，詩歌方面，留傳于世的僅有：《短歌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丹霞蔽日行》、《猛虎行》、《折揚柳行》、《燕歌行》、《雜詩》等四十余首。然而，聯(lián)系他的《典論論文》中所表達的思想，我們卻可以發(fā)現曹丕在創(chuàng)作中自覺不自覺地透露出與建安風骨“求同存異”的意識，我們有理由相信曹丕是建安時期最虔誠的“獨立風格”的追求者。在他的這些作品中既體現了對建安風骨慷慨悲涼風格的尊崇和追隨，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獨立意識，即在慷慨悲涼風格之外獨樹一幟的決心。當然，一個作家總是無法擺脫時代特征在身上蓋下的烙印，所以這種“求同存異”意識究竟自覺與否都不能掩作家的偉大之處。我們說建安詩歌慷慨悲涼、爽朗剛健，曹丕詩歌“便娟婉約”，“洋洋清綺”，建安詩歌“剛”性十足，曹丕詩歌有“剛”性但同時體現出“陰柔”之美，曹丕詩歌豐富了建安詩歌的美學內涵，是建安詩歌的有益補充，同時也對后來婉約詩風起著濫觴的作用。
（三）與建安風骨“求同”
慷慨悲涼、爽朗剛健作為建安詩歌的主要特點，是每一位建安作家有意無意追求的作品風格和美學特征。他們一方面抱著建功立業(yè)的雄心，一方面又懷著憂國憂民的人文關懷。所以無論是曹操里的《蒿里行》一類的詩歌，還是《短歌行》一類的詩歌，都是社會現實的縮影和反映。曹丕也不例外，曹丕稱帝僅七年便去世，也可謂是戎馬一生。其大部分的人生都是隨在曹操左右南征北戰(zhàn)，經歷血與火的洗禮，感受生與死的倥傯。所以他的許多作品也都給人一種慷慨悲涼之感，其中不乏抒情言志的佳作。如《黎陽作詩》三首，其一：“早發(fā)鄴城，夕宿韓陵。霖雨載涂，輿人困窮……在昔周武，爰暨公曰。載主而征，救民涂炭。救民涂炭，彼此一時。我獨何人，能不靖亂。”詩雖不如曹操《步出夏門行》大氣，卻也描寫行軍的艱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亂”的決心，建功立業(yè)、豪邁之情溢于言表。其二：“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干戚紛縱橫。白旄苦素霓，丹旗發(fā)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字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詩歌句式嚴飭，用詞講究，大著筆墨描寫南征時旌旗蔽日，浩浩蕩蕩的壯觀軍姿，“追思太王德，胥字識足臧”，透露出詩人殺敵制勝的決心和建立功業(yè)的急切之情。而其軍旅詩中藝術成就最高的莫過于《廣陵于馬上作詩》：“觀兵臨江水，水流河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zhàn)屈敵虜，戢兵稱賢良……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此詩對偶整齊，以“湯”入韻，頗似曹操《短歌行》之一唱三嘆，又得曹植《白馬詩》之詞采粲然，可謂慷慨悲涼卻不古拙質木。
至于憂國懷民題材的詩歌，在曹丕作品中還是較少見的。現存僅有《令詩》：“喪亂悠悠過征，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持”曹丕的大部分詩歌風格和追求與建安風骨是一致的，他用這些詩歌像其他建安作家一樣為“慷慨”一詞做著自己的詮釋。
但曹丕詩歌中的精華部分卻是那些“存異”之作。也正是這些不一樣的聲音為我們的古代文學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些詩歌真正體現了詩人的天賦才情，并在建安時期鏗鏘作響的音符之外另奏出清新雅麗的靈動之音。
（四）對建安風骨“存異”
1 詩風清麗
鐘嶸《詩品》專論五言，他說：“魏文帝詩，其源出于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歌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唯‘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贍可玩，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群彥，對揚厥弟者耶？”鐘嶸對曹丕的評價不是很高，《詩品》中僅將其列為中品。從這里我們似乎可以看出曹丕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成就要遠低于其文學理論批評的成就。其實，鐘嶸《詩品》只是品，對品的標準，縱觀其書，卻似乎不是說的很明確。曹丕作為建安時期文人中最具有作家主體意識和覺醒精神的一位，應該受到更高的推崇才是。近年來就有些學者稱：曹丕因其本人在文學內容、形式的創(chuàng)新和對文學土壤的培植，實際上是建安文壇的領袖和靈魂人物。
當然，鐘嶸對曹丕的詩歌也有肯定之處，“其源出于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詩品》曰：“李陵詩源出于《楚辭》。文多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如此看來，曹丕五言詩的源頭應是《楚辭》。《楚辭》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先河，注重抒發(fā)個人情感和心志，放蕩不羈，而用詞華麗，對偶工巧，代表了文學逐漸進入一個自覺的作家創(chuàng)作時代。曹丕身為世子貴族，位尊權重，自然無愴怨之情，不似李陵。因此，鐘嶸的這句話其實無意中告訴我們曹丕詩歌注重抒發(fā)個人性情且用詞華麗，對偶工巧這樣的一個事實。而“頗得仲宣之體則”一言更能驗證以上的推斷。眾所周知，王粲的詩賦注重煉句鍛字，風格清麗。所以曹丕詩歌除慷慨悲驚之外，另有一大類作品風格清麗，感情婉轉細膩，音調流轉和諧，在建安文學中很具特殊性。《燕歌行》二首是這種特殊性的最集中體現。其一，“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xiāng)，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fā)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這是一首所謂的“代言體”詩。站在思婦的角度，以思婦的口吻抒發(fā)思婦內心的感受，詩人體情之入微，令人嘆為觀止。作品寫了一個思婦在秋夜思念丈夫而不能成眠時的一系列的內心情感和行為，極具陰柔之美。前三句寫景，寄情于景同時景以襯情，在第一時間給人一種凄清空寂之感。中間部分以對話和問話的形式抒發(fā)了內心強烈的盼歸之情。思念之濃，情悲之切躍然紙上，奪人心智。結尾部分再次寫景，在景物描寫中點出了時間的流逝，思念的強烈。而在詩歌意象方面，不再是建安文人筆下的車馬刀劍，山高水冷，而是用了諸如：群燕、秋霜、空房、淚水、衣裳、古琴、星漢等一系列極具美學內涵的事物。韻律方面，壓“涼”的韻，給人冷清之感。猶如一支塤曲那樣低沉。真正做到了風格清麗、感情婉轉細膩、音調流轉和諧。
當然《燕歌行》其二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也是他廣受好評的代表作之一。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郁陶思君未敢言，寄書浮云往不返；涕零雨面毀形顏，誰能懷憂獨不嘆。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心肝。悲風清厲秋氣寒，羅帷徐動經秦軒，仰戴星月觀云間。飛鳥晨鳴，聲氣可憐，留連懷顧不自存”。此詩亦是抒發(fā)思婦閨怨之情。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曹丕詩歌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特點，那就是情景交融天衣無縫，作家很注重在自己的詩歌中不惜筆墨繪描自然之景和身邊之物，如“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燕歌行》其一）“悲風清厲秋風寒，羅帷徐動經秦軒”（《燕歌行》其二）“眾草之盛茂，華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十五》）當然，其他建安詩人也不乏類似之作，然多是情景相離，未能擺脫《詩經》賦比興手法的影響，景是景，情是情。我們都知道賦比興中有關的景物描寫大多是可以作為詩歌的獨立內容存在，尚未發(fā)展到后世所說的“情景交融，寄情于景，以景襯情”的程度，但是曹丕做得很好。“別日何易會何難，山川悠遠路漫漫”不知是否李義山“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的淵藪，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心肝”又讓我們眼前浮現出一個牽腸掛肚衷懷難訴，只能苦中作樂，百無聊賴的愁苦女子形象。
從《燕歌行》二首可以看出曹丕詩歌風格清麗婉約、流轉和諧的另一個原因是大量使用疊字疊詞，此舉深得《詩經》一唱三嘆之妙。若不論意境單純形式美則直追《古詩十九首》，“慊慊”、“煢煢”、“皎皎”、“漫漫”、“耿耿”（《燕歌行》）。“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郁郁多悲思，綿綿思故鄉(xiāng)”（《雜詩》其一）、“亭亭如車蓋”、“行行至吳會”（《雜詩》其二），“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善哉行）、“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折楊柳行）等，令人目不暇接。疊詞在曹丕詩歌中出現的頻率之高，令人咋舌，這恐怕也是詩人的詩歌大有可觀的原因之一吧。
曹丕之前，曾有一些詩人以“美人”自況抒幽微之情，然而終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代言體”詩，自曹丕始，文學長河中出現了大量的此類詩歌，曹丕功不可沒。
曹丕風格清麗的詩歌還有如：《于清河縣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代劉勛妻王氏雜詩》、《雜詩》二首等。《雜詩》其二歷來爭議頗多：“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xiāng)，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大部分研究者認為此詩是寫游子思念故鄉(xiāng)的苦悶之情，而《文選》李善注和五臣注都認為是寫伐吳之事。[2]關于詩歌的主旨為何暫且不論。鐘嶸《詩品》曰：唯“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贍可玩。“贍”為富足，充足之意，“玩”當為琢磨研究之意。這里應該理解為內涵豐富，主旨幽微晦深的意思，與鐘嶸《詩品》的前半句“皆率鄙直如偶語”相對。如此看來，頗有后世著名詩人李商隱的意味。這與當時其他詩人爽朗剛健的直白詩風是有不同之處的，也體現了作者作品清麗婉轉、內涵幽深的特點。
總之，其詩與曹操、曹植有很大的不同。劉勰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詩品》曰“美贍可玩，始見其工矣”。說的都是曹丕詩歌便娟婉約的風格。
2、作品內容和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
曹丕詩風慷慨之余有清麗，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他孜孜不倦的對作品內容和形式的創(chuàng)新嘗試。
曹丕詩歌的內容題材有四類：第一類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陽作詩》。其風格與建安風骨慷慨悲驚，爽朗剛健的主體特征相似，我們上面已經論述過。第二類是宴游詩，如《芙蓉池作詩》。第三類馮征人思婦的相思離別及思鄉(xiāng)之情，《燕歌行》即屬于此類。第四類是一些游仙詩等，題材內容豐富。
作家的生活閱歷和個人氣質往往直接投影于他的藝術作品。曹丕雖南征北戰(zhàn)，但他大部分時間還是生活在曹操的羽翼之下，那時天下三分局勢基本已定，生活安樂，少了歷史命運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負，所以曹丕更努力于個人情感的表達。曹丕體恤多情，多愁善感，風流倜儻，浮華浪漫，不拘小節(jié)，情感豐富，甚至具有憂郁的詩人氣質與情調。日日與文士們酬唱吟答，賦詩作文。所以，產生了許多宴游詩、游仙詩等。
宴游詩如寫夜游銅雀園的《芙蓉池作詩》，紀游玄武池的《于玄武陂作詩》，這些詩歌多寫游賞之樂，模山范水比較細致，文詞富麗，常用對偶，在我國山水詩的發(fā)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敏感而多情，在眾賓歡坐的宴會上，他會突然體會到“礫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善哉行》），琴瑟合諧，女娥長歌時，他又會因“為樂常苦遲”而心悲（《大墻上蒿行》），同樣，日暖花開，谷水潺潺的景物給他帶來的卻是“月盈則沖，華不再繁”（《丹霞蔽日行》）的憂慮。總之他的宴游詩和曹操的《步出夏門行》一道為山水詩寄情于景樹立了榜樣。
游仙詩方面。曹丕僅有一首《折揚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然而對兩晉時期玄言詩和游仙詩的盛行亦有一已之功。
對詩歌形式的創(chuàng)新，曹丕是不遺余力的，如果說其題材內容的多樣是因為生活閱歷和個人氣質無形當中決定的，那么形式的多樣化，則更能體現作家的有意識的追求和嘗試。《燕歌行》是我國現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詩，對后代歌行體詩的發(fā)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著名的作品《雜詩》，采用了《古詩十九首》的題材，他那“棄置勿復陣，客子常畏人”的體驗，甚至超過了漢末游子自身的切膚人之痛，他雖然僅存詩四十余首，卻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諸體具備。
其中有對偶極工整者，如“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雜詩其一），“朝游高臺觀，夕宴華陰池。大酋奉甘醪，狩人獻嘉賓。齊倡發(fā)東舞，秦箏奏西音”（善哉行）、“梧桐攀鳳翼，云雨散洪池。”（猛虎行）。對偶工巧，不讓唐人律詩，讀來一氣呵成，極盡酣暢淋漓之快。
另一方面，曹丕能大膽的突破詩體形式限制，擺脫作家固有觀念，不一味追求句式整飭和嚴謹，能根據自我抒情的需要，往往于作品中奇峰突起，神鬼莫測的改變詩體形制，如《燕歌行》其二，前十三句皆為七言，逮至末句，“飛鳥晨鳴，聲氣可憐，留連懷顧不自存”突然插入四字句，最后又以七言收尾，令讀者不禁為之一愣。隨之感慨詩人發(fā)于當發(fā)處，收于當收處時的情感之強烈。
《上留田行》：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梁。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嘆息將欲誰怨。上留田。全詩三言、五言、六言具備，紛繁蕪雜，“上留田”一句六次出現，猶如繩索將詩人對所發(fā)議論串起，這就是避免了單純議論的枯燥無味，又使韻律和諧，利于譜曲入歌。
令人驚嘆的是其《大墻上蒿行》，長達75句，三百多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極盡縱橫開闔之能事。王夫之說：“長句長篇，斯為開山第一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為樂府獅”。的確，曹丕是魏晉時代最具文體意識的作家之一，在他那高貴與驕傲的身世下，我們看到一位辛苦耕耘，努力不懈的勤勉文人形象，他不愧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一位重要的詩人。
三、總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建安文學不僅是世人所認為的那樣：整個文學時代充斥著慷慨悲涼、爽朗剛健的厚實文風、建安風骨應該有更豐富的內涵。因為有曹丕，曹丕以自身的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著對清麗之美、柔性之美、婉約之美的追求，成為建安風骨最有益的補充。而其高度自覺和罕見的超越時代的作家主體意識和覺醒精神也成為那個時代的絕響，同時，為后世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繁榮昌盛盡了綿薄之力。
曹丕，一個復雜而矛盾的人物，風云人物，其短暫的一生給后人罡了不可磨滅的映象。魏國政權的創(chuàng)立者，炎炎兩漢的終結者，逆命者？篡位者？千秋功過留與后人評說吧。我們認為他是建安作家中最特殊的一位，應有著更高的文學地位，以便后人的頂禮膜拜！
【注釋】：
[1]余波.南京大學《建安風骨辨思--對建安文學接受史考察》，作者認為從學界對建安風骨的認識有著方向性的錯誤。
[2]魏在西北，吳在東南。詩中“西北有浮云”是自比，“吹我東南行”是說南征“，安得久留滯”是說不克而還。
【參考文獻】：
[1]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1頁
[2]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編，第一冊，第89頁。
[3]本文所引《文心雕龍》文字均參照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4]陳壽：《三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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