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珪、魏徵：儒家詩教觀的履踐

發布時間：2016-11-8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聶永華

王珪、魏徵都是北方人[1]，皆經歷隋末的大動亂而進入貞觀宮廷，他們不同于“虞（世南）、李（百藥）、岑（文本）、許（敬宗）之儔以文章進”，而是象房玄齡、來濟之輩一樣“以材術顯”[2]，漸為太宗所器重，成為心膂。在唐初并存的關隴、江左、山東三大地域文化體系中，顯然屬于以經世致用、致身通顯為特色的山東文化，因此二人傾注心力于開基守成之實際事業，“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3]史載王珪生性耿直，體道履正，交不茍合，識鑒精通，嘗自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于數子亦有一日之長”[4]，史臣贊云：“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動必有禮，言皆匡躬。”[5]魏徵更是“一直以一個不屈不撓的道德家和無所畏懼的諫諍者而著稱”[6]。太宗嘗嘆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徵卒又云：“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7]史臣贊云：“前代諍臣，一人而已。”[8]可見二人之行為全然以儒家道德規范為準則。

王珪、魏徵二人，端謹忠勤、匡益濟時，致力于開基守成之實際事業，難有審美的心態來吟詩作賦，嚴格地說，二人可謂文學圈子以外的人物。但在“文與政通”、文品與人品統一的文化語境籠罩之下，既有“因人廢文”就有“因人存文”，王、魏二人尤其是后者的詩歌行為近世以來一直受到高度的評價，各類唐詩選本亦往往是“首標其目”，以至被認定為“唐音”的發端。因此對二人詩作的重新解讀及其詩史定位就并非是在“小題大做”。

《全唐詩》錄存二人詩作極少，王珪2首，魏徵除去31首援引古例以歌功頌德、“佐成王化”的郊廟祭祀樂章外，亦僅有4首。6首詩又可分為3類：詠史詩3首，言懷詩2首，應制詩1首。從所承受文學淵源來看，二人雖亦歷隋入唐，然二人入唐前均未正式進入過宮廷，很少受到傳統宮廷詩風的沾染，隋末動亂中的戎馬輾轉[9]，使他們較多地受到貞剛朗爽的北朝民歌的影響；作為儒家觀念重建的主要人物，在其文學活動中自覺地履踐了儒家詩教觀；高度的政治警覺和骨鯁儒雅的品格，又使他們以詩為諫，把詩歌創作作為實際事業的一部分。從內容到風格，二人的詩作均表現出儒家政教文學觀尤其是漢儒政治文學觀的履踐與北朝詩風的延承，因而在南朝化的貞觀宮廷詩壇獨具特色。

王珪所存二首詩均為詠史題材，借史實以寓諷寄慨。《詠漢高祖》詩云：

漢祖起豐沛，乘運以躍鱗。手奮三尺劍，西滅無道秦。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濱。高抗威宇宙，貴有天下人。憶昔與項王，契闊時未伸。鴻門既薄蝕，滎陽亦蒙塵。蟣虱生介胄，將卒多苦辛。爪牙驅信越，腹心謀張陳。赫赫西楚國，化為丘與榛。

詩以敘事為主，描述了漢高祖劉邦豐沛起兵，歷盡艱險，終于一統天下的史實，重點描述了鴻門斗智，滎陽大戰轉危為安，表現了漢高祖劉邦的雄才大略；而將猛士廣的描述又顯示了“善將將”的帝王氣魄。以“詠史”名詩，始于東京，胡應麟云：“《詠史》之名，起自孟堅，但指一事。”[10]班固《詠史》寫太倉公淳于意小女緹縈舍身救父之事[11]，純以史家之筆平平敘來，基本上是敷衍史實，惟有末二句“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的“感慨之詞”，微寓自身遭際之慨[12]，從詩歌藝術的標準衡量，只不過是五言詩形式的韻文，缺乏詩人的情致與詩歌的韻味，由于“技術的拙劣”[13]導致總體藝術品位的“質木無文”[14]。王珪此詩無論篇章結構還是風格氣調均明顯可見對班固《詠史》詩追步摹擬的痕跡。這首詩也是以漢喻唐的當代詩人慣例的開風氣之作，明寫劉邦，實喻李世民。劉開揚先生認為：“無道秦寫隋，西楚國就是李密。”[15]如此解詩雖顯得過于膠著，但全詩頌揚唐宗比肩漢高祖的神功武威卻是明白無誤的。前以創業之艱襯守成之難，結尾以“赫赫西楚國，化為丘與榛”微婉寄諷，班詩的自我身世之慨也被“置換”成了對當今帝王的諷諭諫諍。

王珪另一首詠史詩是《詠淮陰候》：

秦王日兇慝，豪杰爭共亡。信亦胡為者，劍歌從項梁。項羽不能用，脫身歸漢王。道契君臣合，時來名位彰。北討燕承命，東驅楚絕糧。斬龍堰濉水，擒豹耀夏陽。功成享天祿，建旗還南昌。千金答漂母，百錢酬下鄉。吉兇成糾纏，倚伏難預詳。弓藏狡兔盡，慷慨念心傷。

《詩法源流詠史》云：“詩人詠史最難，妙在不增一語，而情感自深。”[16]全詩妙在全用史實，幾乎“不增一語”地描述了韓信自少年落泊、擇非其主到君臣契合如魚得水，終至時來名彰的人生歷程，活畫了智勇雙全的一代名將的形象。他功成名就，躊躕滿志，本應分享“天祿”，但結局卻是為“吉兇”所糾纏，陷入人生“倚伏”的怪圈。未二句詩人以清醒的意識深加感慨，告誡當今帝王與功臣應吸取鳥盡弓藏的、兔死狗烹的歷史教訓。就詩的抒情機制而言，說不上“情感自深”，其對歷史的感發顯然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基于現實的激發。太宗建基，勛臣功成名就，如何避免吉兇糾纏、禍福倚伏的歷史悲劇，形成君臣協力、和衷共濟的局面，已是一個十分迫切的現實問題。貞觀元年曾發生過勛臣為爭名位而在朝堂大打出手的事件，李世民嚴肅地告誡云：“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非分之思，不可數行，勉自修飾，無貽后悔。”[17]為此，貞觀元年，太宗曾命許敬宗于弘文館教授《史記》、《漢書》[18]，從而留下了一批貞觀史臣以詩寫成的“讀書心得”[19]。王珪此詩就是其中的一首，全詩通過對淮陰候韓信遭遇的詠嘆，寄寓了深沉的諷勸。王珪僅存的二首詠史詩，一詠君德，一詠臣德，均為太宗政治思想的闡釋，可見王珪的“詩歌活動”是配合現實的政治需要的，其創作動機顯然是出于致用目的和補袞心態的頌上德而通風諭，顯示出很強的現實功利性。

魏徵的《賦西漢詩》也是一首以漢喻唐的詠史詩，詩云：

受降臨軹道，爭長趨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營。夜宴經柏谷，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此詩歷述高祖、文帝、武帝等西漢時事，以及叔孫通建立禮規以顯出朝廷威嚴的史實，強調儒家禮樂建設的重要性，除與上述王珪詩意脈相通外，又針對太宗詩中“縱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隱含的佛家因果輪回觀念和志滿意得之情委婉寄諷。太宗對此心領神會，褒贊云：“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20]太宗詩論君德，魏徵詩論臣德，全然是儒家禮樂觀的宣傳品。此詩寫得強直而又謹慎，顯示出一個飽經滄桑的通人，老于世故，達于人情的特征，與早期詩“屬意縱橫”的風格有異，顯然是后期作品，而貞觀十五前后李世民驕恣有所滋長，開始“漸惡直言”[20]，魏徽亦不得不調整心態，稍隱鋒芒。

王珪、魏徵二人處處謹持著重臣的身份，時時不忘其“實際事業”，宮中的賦詩應酬亦成了他們進諫納諷的機會，因此他們的詩作雖不似傳統宮廷詩的堆砌詞藻以頌美，但詩中亦難以見到詩人真實性情的抒發，而是基于某種現實需要而從歷史事件中抽繹的一種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即使是易于導入個人情感的抒懷詩，在魏徵那里，也被“變奏”成了政治教化的“雅言正聲”。如《暮秋言懷》詩云：

首夏別京輔，杪秋滯三河。沈沈蓬萊閣，日夕鄉思多。霜剪涼階蕙，風捎幽渚荷。歲芳坐淪歇，感此式微歌。

此詩可能是貞觀元年魏徵任諫議大夫后“安輯河北”時所作。走出宮廷，大自然風物的感召，激發了這位從事“實際事業”的政治家的審美情懷，因而這首詩也就成了魏徵現存詩中最具“詩味”之作：舊地重游，往事翩翩，被囿禁了的詩思心緒得到了某種程度的釋放，因而此詩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感發人心的力量。前六句寫出京所見風物及由之所引發的感受，以暮秋蕭瑟景色烘托詩人的郁勃情思，“霜剪”二句，感覺細膩，清麗中見幽情，“剪”、“捎”二字頗見錘煉之功。可見詩人在抒發情懷時也不自覺地承受了為其所貶斥的“徐庾體”詩風。然而魏徵畢竟是一個“事業中人”，當真實情性勃發而出時，又被已在其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意識所閘住。末二句“歲芳坐淪歇，感此式微歌”，于美人遲暮式意象范型的襲用中顯示出身為輔弼重臣的政治使命感。“式微”語出《詩邶風式微》：“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毛傳》：“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可以歸不歸，故其臣勸之。”《正義》云：“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言已之勞，以勸君歸。”[21]朱熹注云：“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22]顯然身負的君命，制約了詩人情感意緒的發抒；時時不忘的政治使命感，堤壩似的截斷了情感潮水的奔涌。這一具有鮮明政治功利色彩的意象語匯在詩末中心位置的出現，使得暮秋離京的節物感受被納入了政治功利和倫理教化的儒家思想范疇之中。

身歷變幻頻仍的王朝更迭，陵谷滄桑的歷史巨變，使貞觀宮廷詩人大多具有鮮明的歷史意識，在思考文學問題時，總難免用政治因素來解釋文學現象，但他們畢竟又深受南朝審美趣味的熏染，具有較高的藝術修養，在創作中表現出對詩歌審美特質的體認。魏徵則不然，他一直生活在北方，且遠離宮廷，從思想淵源看，接受的主要是北方實用儒學思想[23]，入唐后特定的處境與地位，又使他在政治上極為敏感[24]，于是他在政治品格上自覺“以道事君”、恪守儒道德規范化以自律，在言行上身體力行，投君所好突出“諫諍”以自謹，影響及于其文學思想與創作，自然表現出對典范儒家詩教觀的倡導與履踐。在他主持修撰的《隋書文學傳序》中，為了給貞觀宮廷詩人樹立一塊就近的“樣板”以便“依而取正”，不惜有意無視隋煬帝生活的浮靡奢華和愛好艷曲麗辭的事實，極力稱揚其詩文“并存雅體，歸于典則”、“詞義貞剛”。在創作實踐中，他極力張揚所謂“貞剛”之氣，詩風質直古拙。茲舉歷來為人所稱賞不置的《詠懷》詩為例。詩云：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竭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系南越，憑軾下東海。郁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候羸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此詩《唐詩紀事》卷四題作《出關作》，當是魏徵初隨李密至長安降唐，自請安撫山東李密舊部，奉命出潼關時所作[25]。全詩意氣豪邁，充滿積極進取的剛毅精神以及重義氣報國恩的慷慨情懷。詩人“引書以助文”[26]，在詩中大量用典：以東漢班超投筆長嘆和戰國時蘇秦、張儀的合縱取橫喻指自已的夙夕經歷與不凡抱負；“請纓”二句以漢臣終軍和酈食其的請纓羈越與游說降越自喻，表現為國效力的決心和文治武略的自負；“國士”句用豫讓事[27]，隱喻渴望“君臣道契合”之意，“季布”二句以季布和候羸重諾守信自喻[28]。典故的選擇，實際上是攜帶著的是現實的感觸，在這些淤積著豐厚歷史內涵的文化“密碼”中，鮮明地透現出了魏徵經世致用的功利心態。中間的景句所描畫的深山老林的荒寒圖畫亦是北地景象的粗筆勾勒，與南方詩人青山綠水的細膩感受有異。全詩內容的教化性，語言的質樸性，結構的無程式性，以及詞藻色彩的淡化、歷史意識的強化，尤其是風格的雄渾蒼勁，都與流行宮廷詩壇的南朝趣味大異其趣。應當指出的是，這種異趣，并不意味著魏徵詩已達到了自創新意形成個人風格的層次。對儒家政教觀的遵從，恰恰導致了對歷史典故的依賴，從而顯露出與唐初宮廷詩類書化、學術化詩風的蛛絲馬跡[29]。沈德潛評此詩云：“氣骨高遠，變從前纖靡之習”，不失燭見之明，然而認為“盛唐風格發源于此”[30]，卻難以令人信服，不惟盛唐詩由內蘊之充盈、意境之空靈而形成的豐秀朗潤風貌難以與此銜接，就是與表現開國氣象的唐初詩壇走向言，其遒勁質樸亦顯得過于質素。

雖然魏徵詩表現出了與宮廷詩風異趣的特色，然而具體詩人的情況可以是偶然的，時代條件的制約則是必然的，一些看似相距甚遠的風格在其深層往往有著微妙的聯系，從而顯示出貌似神異或神似貌異的詩風間無以避免的穿透力。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魏徵詩大量用典乃表現出與宮廷詩的某種相似；雖然魏徵帶著強烈的政治功利目的做詩，但畢竟身處宮廷，當他加入宮廷“唱詩班”時也會寫出與宮廷詩風完全一致的詩作。魏徵現存詩中就有頌圣悅主之作，如《奉和正日臨朝應詔》在歌頌了“聲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的皇唐氣象后，寫朝臣趨朝與皇帝駕臨云：“鏘洋鳴玉佩，灼爍耀金蟬。淑景輝雕輦，高旌揚翠煙”，華麗宏贍，祥瑞嘉美的意象聯翩而出，其重鋪排與尚藻飾，其風格的雅正和樂，已是與宮廷詩風同波共震了。

歷史事實證明，漢儒從先秦儒家思想中推導出來的詩教觀念，其意義似乎只不過停留在理論層面，而不具有實踐品格，因為它過于強調詩歌的政教功能，而忽視了詩歌自身的藝術特質，因而也就有悖于文學發展的規律，不僅造成了西京百年間“吟詠靡聞”的詩壇寂寥[31]，而且對它的過分遵從，必然導致文學審美品格的失落。在南朝詩風籠罩的貞觀宮廷詩壇，王珪、魏徵企圖以“言志述懷”、“以詩為諫”來改變“吟詠性情”的詩美趨向，二人詩作整體上也明顯帶有或“史”或“野”的古拙、質樸之風，或于詠史中寓諷勸，或于言懷中蘊說教，內涵上無甚超越與發明，更無見個人情性的恣意抒寫，藝術上亦無新的構思與創造，顯然是對班固《詠史》詩模式的承襲，雖氣勢較之雄健，但局于歷史事件本身的詠嘆、少文采乏情韻之“質木無文”又與班固之作相同，某種程度上說只是所謂“漢魏蹊徑”的重蹈。此類規諷應詔之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貞觀朝政治開明、言路暢通的現實，雖然其所表現出的那種君臣同心協力開創太平基業的決心與信心，對有唐一代文人形成宏闊的精神氣度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其質直而少含蓄的風格與作為華夏民族審美趣味集中體現的唐詩藝術的內在演進相左。在貞觀宮廷詩壇崇尚南朝趣味的藝術文化氛圍中，二人塊然獨立，體現出貞觀時期儒家政教文學觀重建與復歸在詩壇上的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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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舊唐書》二人本傳：“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魏徵字云成，鉞度曲城人也。”

[2]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

[3] [4]《舊唐書》卷七十《王珪傳》。

[5] [7] [8]《舊唐書》卷七十一史臣評贊。

[6] 崔德瑞編《劍橋中國隋唐史》中譯本第19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9] 據兩《唐書》二人本傳，魏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曾為道士，后事李密，密敗，降唐，自請安輯山東，為密舊部竇建德所獲，后建德兵敗，與裴矩西逃入關。王珪少孤，開皇末坐漢王諒反事當誅，遂亡命南山，后歸唐。

[10]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

[11] 烈女緹縈舍身救父而“感化”漢文帝廢肉刑，本事見《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12] 據《后漢書班固傳》，班氏一生中曾有過兩次被捕入獄的遭遇，一次是在早年，被人告發私撰國史，幸得其弟班超上書申辯而獲釋；一次是在晚年，由于班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得罪權貴，被誣入獄，終至冤死獄中。鍾嶸《詩品》卷下云：“觀其《詠史》，有感慨之詞。”從詩意看，很可能是班氏由緹縈之能救父而自傷諸子之不肖也。

[13] 游國恩主編《中國文學史》第1冊第20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

[14] 鍾嶸《詩品序》。

[15] 劉開揚《唐詩論文集續集論唐初的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6] 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引。

[17] 《舊唐書尉遲敬德傳》。

[18] 參《資治通鑒》唐紀九。

[19] 除本節提及的魏徵、王珪二首外，著名者尚有李世民《賦尚書》、《賦續漢志》，長孫無忌《灞橋李將軍》，李百藥《詠漢高祖》等。

[20]《大唐新語文章》。

[20]《貞觀政要誠信第五》。

[21]《毛詩正義》卷一。

[22]朱熹《詩集傳》卷二。

[23]參杜曉勤《初唐四杰與儒道思想》，《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