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曉躍
《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四十一歲時，辭去僅任了八十余天的彭澤令后所寫的一首詩，這首詩淡遠、疏放而拙樸，是詩人心胸的真實展示，是詩人靈魂深處的歌。
歌的主旋律是“歸”，其實，陶淵明最初的“真意”并不在于此。陶淵明從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素懷“治國平天下”、“大濟于蒼生”之志，為此，他也曾奔波于仕途，徜徉于官場。然而，當時濁流縱橫的官場早已將他的素志撞擊成七零八落的碎片，于是，在官場與田園幾度進出之余，在歷經靈魂的最為痛苦的磨礪之后，不肯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才義無返顧地走上了“擊壤以自歡”的歸田的路。“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這一聲“回家去啊”，吐出的是深埋心里的郁悶，喊出的是久蓄胸中的大愿。“田園”一直是陶淵明心靈里的圣地，而今“將蕪”，自己卻又“心為形役”，這該是人生的大憾了。幸而“實迷途其未遠”，還能“知來者之可追”，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于是就有了“覺今是而昨非”的人生價值取向的理性判斷，也就有了“胡不歸”的斷然抉擇。從全文看，陶淵明正是借想象的歸程、歸舍、歸園、歸田來彰顯自己歸意之堅歸心之切。
歌中自然有“菊”，“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庭院中的小路已經荒蕪，可喜的是舊日手栽的松依舊蒼綠，菊依舊傲霜。菊前松下，是陶淵明孤潔靈魂的棲息之所。陶淵明酷愛菊，可謂菊的知己。對菊而坐，采菊東籬，食菊而詩，成了陶淵明與菊交流的別樣的方式。“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杰。”（《和郭主簿二首》），菊的獨特的“貞秀”的風姿，成了他一生做人的準則。陶淵明將自己融入了菊之中，詩意的菊也就綴滿了他的庭院，他的陋室，開放在他的心中。菊，成了他心靈的寫照，成了他精神的寄托。
歌里當然有“酒”，“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斟滿一杯酒，慢慢地自飲，沒有了應酬中的嘈雜，有的只是一份悠然，悠然中也就平添了幾份沉醉，沉醉里不經意地看看院子里的樹，樹也給自己捎來一份喜氣。陶淵明于酒情有獨鐘，僅題為“飲酒”的詩就有二十余首。他還曾寫《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說自己“性嗜酒”，“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酒，讓他遠離了世俗；酒，使他的個性得以釋放；酒，令他進入一個全然自我的精神領域。舉世皆醒，惟我獨醉，詩人以自己的“醉”，對抗世俗人生的“醒”，飄逸的酒趣中，圓融的是幾份超脫與曠達。
歌聲還和著“琴”音，荀子曾說過“君子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就是因為琴瑟之音的和諧、雅致，適合于養心，而陶淵明對于琴瑟的理解更有他獨特之處，“樂琴書以消憂”。史書有過這樣的記載，說是陶淵明有一個很特別的愛好：就是喜歡撫弄無弦之琴。他備有素琴一張，琴上無弦，每當喝酒得意之際，便將素琴置于案前，信手撫弄。“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老子說：“大音稀聲”，想想陶淵明在微醺之際，操起那無弦之琴，他早已陶醉在那“稀聲”的“大音”境界中了，這個境界了無外在的行跡，有的只是天馬行空的無限理趣。
歌里記載著“游”，那是一種“委心任去留”的“世與我而相違”的寄情山水。它從庭院一直延伸到郊原，“園日涉以成趣”、“第扶老以流憩”，漫步庭園，悠然有會于心的境界；隨意游息，滿目白云出山，飛鳥投林。“云無心以出岫”，這是順應自然思想的流露；“鳥倦飛而知還”，又是回歸田園心理的形象的外化。而農事之暇，或“棹孤舟”以“窈窕以尋壑”；或“命巾車”以“崎嶇而經丘”。登山泛溪，覓幽探勝，所到之處無不“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山水之樂，凈化了詩人的心靈清純的晴空，那皈依自然的天性便也在那清純的晴空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張揚。
歌中還彌散著“憂”，“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是一種沉郁的“憂”；“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是一種哀傷的“憂”；“寓形宇內復幾何？”、“胡為乎遑遑欲何之？”更是一種悲愴的“憂”，而這些“憂”又全是基于“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因此，這樣的“憂”，既是對往日生活狀態的一種反思，更是對生命悲劇內核的深層次的思考。當這樣的思考無法找到答案時，陶源明也只能 “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以賦詩”，并以“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來慰藉自己。這種委心乘化，知天樂命的自我安慰，恰好暴露了詩人內心深處最為軟弱的地方，也唯有如此，才顯現出最為真實的陶淵明。
正是這樣的一首歌，一經陶淵明的靈魂中飛出，便在無數的后人的心里漾出陣陣的漣漪。北宋歐陽修以為，“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洪邁將這篇辭賦譽為“南北文章之絕唱”，實在不僅僅是溢美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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