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十八中 韓全富
一部《紅樓夢》，是曹雪芹傾盡畢生心血、才智的杰作，也是作者對人生意義思索的結(jié)果。曹雪芹創(chuàng)作《紅樓夢》，既不是為了謀取個人的名和利，也不是閑來無事的消遣，而是借此完成自己對人生意義的探求，正因此，他的寫作才充滿了一種使命感、神圣感。“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顯示出這種探索的艱難；“披閱十載，增刪五次”，表現(xiàn)出他態(tài)度的嚴(yán)謹(jǐn)。所以，《紅樓夢》不僅是中國文學(xué)寶庫的明珠，它也是中國思想哲學(xué)園地的奇葩。
作者的個人命運遭際與他人生哲思的結(jié)合，構(gòu)成了《紅樓夢》的血肉和靈魂。曹雪芹對人生意義的思考，借由賈寶玉這個藝術(shù)形象傳達給人們。賈寶玉的思想性格，所表現(xiàn)的是作者的一種人生理想。賈寶玉對封建道統(tǒng)的叛逆，就是作者深刻認識了封建貴族腐朽沒落本質(zhì)后，背叛自己所屬的階級，沖破封建綱常倫理禁錮，追求生命更美好價值，實現(xiàn)人生自我更新的奮爭。曹雪芹是厭惡了封建階級的腐朽人生而追求新生，為了新生而反叛腐朽的封建道統(tǒng)。曹雪芹所屬的階級本質(zhì)，決定了他的這種自新追求不會具有提高完善特征，而只能具有為本階級所難以容忍的反叛特征。這也是由中國社會之中已經(jīng)產(chǎn)生資產(chǎn)階級的萌芽，人道主義的思想已經(jīng)有所萌動的社會歷史發(fā)展階段特點所決定的。
曹雪芹叛逆思想的產(chǎn)生，根源于舊的統(tǒng)治階級已經(jīng)腐朽，逐步的在走向崩潰，新的階級已經(jīng)出現(xiàn)，而在逐步的成長。這樣在新與舊的階級間，必然會形成各種各樣的復(fù)雜斗爭。這是出身于行將崩潰的統(tǒng)治階級中的前進者，由于他們的敏銳的觀察與感覺，以及在生活上接近了新興的階級，于是他們在思想意識上就接受了新興階級的影響，因而對自己所熟悉的本階級，就產(chǎn)生了憎惡。而對于新的生活，則有著憧憬和追求。但這些人在他的同階級看來，往往認為是大逆不道，而給以排擠和傾陷。魯迅先生在《二心集序》中曾這樣講：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海林格的論文，大意是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里，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吃其苦頭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兇的，則是這人同階級的人物，他們認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
根據(jù)以上的觀點來看《紅樓夢》，就會理解曹雪芹對他的本階級來說是一個叛逆者，他寫這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巨著，決不是象俞平伯所說，是為自己作自傳，為十二釵作本傳的，而是一面寫出他對于他所熟悉的本階級的憎惡，而予以無情的揭發(fā)，另一面也寫出了他對于新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在這里，我們感受最深的是，曹雪芹對封建正統(tǒng)的背叛和對人生新路的探索。
曹雪芹這種叛逆的思想，首先體現(xiàn)在書中的主人公賈寶玉的思想上。而賈寶玉的叛逆又集中體現(xiàn)于他對待功名利祿、對待愛情婚姻、對待封建等級制度的態(tài)度上。
憎惡以博取功名利祿、立身揚名為目的的人生。封建統(tǒng)治階級為讀書人確定的人生道路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讀經(jīng)，應(yīng)試，做官，是知識分子的所謂正道。賈寶玉對此深惡痛絕。他稱那些一心靠科舉往上爬的知識分子為“祿蠹”。同時又非常鄙視他們，認為他們不學(xué)無術(shù)，“只除了‘明明德’外，就沒書了。”（作家出版社本第十九回）由于他反對祿蠹，也就討厭那些士大夫，懶于和他們周旋。史湘云勸他：“如今大了，你就不愿去考舉人進士，也該常會會這為官作宦的，談講談講那些仕途經(jīng)濟，也好將來應(yīng)酬事務(wù)。”他聽后便大覺逆耳，便道：“姑娘請別的屋里坐吧，我這里仔細腌臜了你這樣知經(jīng)濟的人。”（三十二回）當(dāng)時寶玉周圍的人物，傾向于功名利祿的，賈政、寶釵、襲人等可為代表，而當(dāng)時和寶玉同調(diào)的，只有黛玉。如三十六回：
“日日在園里游玩坐臥，……道也十分消閑歲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dǎo)，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凈潔白女子，也學(xué)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蠹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為引導(dǎo)后世的須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秀閣中亦雜此風(fēng)，真真有負天地鐘靈毓秀之德了。眾人見他如此，也都不向他說正經(jīng)話了。獨有黛玉，自幼兒不曾去勸他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
三十二回：
“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嗎？（勸他立身揚名的話）要是他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
由于反對祿蠹，自然對獵取功名的敲門磚--八股文，也是深惡痛絕，他說：
“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那他誑功名，混飯吃也罷，還要說代圣人立言。好些的，不過拿經(jīng)書湊搭湊搭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里原沒有什么，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這那里是闡發(fā)圣賢的道理！”
寶玉的這種思想，在消極方面是對于一些封建制度的反抗，而積極方面則是追求一種個性自由、適性隨志的生活。襲人眼里的賈寶玉“性格異常，放縱馳蕩，任情恣性”，這都說明他是酷愛自由，要求發(fā)展個性的具體表現(xiàn)。另外他對晴雯有一段議論，也正說明了他的任情適性的生活態(tài)度，他說：
“你愛砸就砸，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使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著玩兒，也可以使得，只是別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別在氣頭上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三十一回）
而這，又是與封建統(tǒng)治者為讀書人所設(shè)定的人生道路格格不入的，這是賈寶玉對封建人生的叛逆，又是對人生新路的一種探索。
追求志同道合的純潔愛情，反抗家長包辦的功利婚姻。在賈寶玉的生活里，有兩位女性是他婚姻的候選人，即林黛玉和薛寶釵。這是兩個性情截然不同的女性，一個是率直真誠，個性外露，一個是胸有城府，八面玲瓏。林黛玉的性格與賈寶玉是一致的，她對封建制度懷有衷心的厭憎，力圖掙脫它的束縛，賈寶玉的反叛性格給予她一種心性的依靠與快樂。林黛玉的許多行動，也與當(dāng)時社會的婦道相背離，特別是對寶玉的叛逆行為始終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場，不僅從不對他說那些仕途經(jīng)濟的“混賬話”，并且把寶玉引為知己，視為生活的終生伴侶。薛寶釵卻是一個具有濃厚封建意識的貴族小姐，她能夠削足適履地按照封建儀禮規(guī)范鑄造自己的思想性格，她幾乎具有封建社會標(biāo)準(zhǔn)佳人所有的一切條件，她的思想、性格完全符合封建家長對新一代成長的理想設(shè)計。也正因如此，使得她與賈寶玉產(chǎn)生了思想性格的矛盾對立。賈寶玉愛林黛玉而不愛薛寶釵，首先是基于這種思想性格上的同道與否。
林黛玉這位同道者的愛，也成為了賈寶玉反叛封建正統(tǒng)的力量源泉，使得他不懼怕封建家長的淫威。當(dāng)賈寶玉遭到賈政的毒打后，看到林黛玉等對他的憐惜之態(tài)，他就想，“假若我一時竟別有大故，他們還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nèi)绱耍簧聵I(yè)縱然盡付東流，也無足嘆惜了。”（三十四回）由此可見，他是怎樣珍視林黛玉對他的愛情，有了真正的愛情，無論犧牲什么，都沒什么值得嘆惜的。而薛寶釵，盡管美麗，盡管舉止大方，但賈寶玉并沒有看中她，而是寧愿去過孤寂的和尚生活也不愿與她同居。
忠于自由的愛情，拋棄包辦的婚姻，這是賈寶玉在自己的終身大事上對封建思想做出的有力一擊。按封建倫理，百行孝為先，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一擊，實在是有力，擊在了封建倫理的要害上了。賈寶玉的愛情，以志同道合為基礎(chǔ)，以自由戀愛為特征，以破滅封建家長的倫理道德為結(jié)局。即使是玉石俱焚，也放射出了足以驚醒后人的火花。寶黛愛情由于不符合封建家長的意愿，在陰謀詭計的絞殺中被毀滅；玉釵婚姻由于是靠了封建家長的強力而促成，終也在熱愛自由、忠于愛情的主人公的抗?fàn)幹幸圆恍易鹘Y(jié)。賈寶玉的抗?fàn)帲m然還沒有找到通向自己幸福生活的光明大道，卻已經(jīng)宣告了封建勢力確確實實是扼殺人們幸福的元兇。其深遠的意義在于使人認清了封建思想害人的本質(zhì)，為人們追求自由幸福的奮斗指明了目標(biāo)，也拉開了埋葬封建統(tǒng)治斗爭的序幕。這本身也是身屬封建階級一分子的覺醒者，對封建道統(tǒng)的最大的叛逆。
否定封建的等級觀念，肯定女性的人道尊嚴(yán)。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最突出特征，是其金字塔形狀的社會結(jié)構(gòu)。皇權(quán)至上，處在金字塔的頂尖，以下依據(jù)每個人的家庭出身、社會權(quán)力以及性別身份，確定每個人的社會位置，其中每一個階層的女性都無一例外的處在同階層男性之下。越靠近塔的上端，其精神意志越能夠得到實現(xiàn)和維持，越靠近底部，個人的意志、尊嚴(yán)越容易被忽視和踐踏。封建的思想、道德、禮教，都是為著維護這一塔形的結(jié)構(gòu)，或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或絞殺對其的否定。中國的女性，受到這種社會制度的壓制最甚，因而女性的反抗也就最激烈，當(dāng)然，也就受到了封建制度的更為深重的打擊和壓制。這樣,否定封建的等級制度，首先表現(xiàn)在對男權(quán)至上思想觀念的否定上，以及對女性人格的尊重上，其次是對身處社會底層的奴仆人群的態(tài)度上。
賈寶玉對女性的偏愛和尊重，在其思想性格中是很有光彩的，也是其“叛逆”的最具體表現(xiàn)。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二回）還有，賈寶玉對女仆們的特殊的關(guān)愛，更不是能用一般的“仁慈、寬厚”等詞語解釋得清楚的，那是出于一種對所有女性的普遍尊重和平等待之的思想觀念，正如第四十一回里他與妙玉談話時說的“常言世法平等”的話。可以看出，在賈寶玉的思想深處，封建思想里的男子中心主義是被否定的。
在人與人的交往中，賈寶玉是用純潔的天性和真摯的感情代替了封建秩序中的等級禮儀，是自然的、獨立的、平等的人與人的交往。他把一些丫環(huán)仆人看得和自己一樣，不擺什么主子的架子，這從賈璉的小廝興兒對尤三姐批評他的話可以看到，就是“也沒個剛氣，有一遭兒見了我們，歡喜是沒上沒下，大家亂玩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只管隨便，都過得去。”（第六十六回）還有最突出的是他遇事替別人總比替自己想得多，因之，在庸俗人的眼里，就覺得他有點“呆里呆氣”。即如下雨了，他自己淋得水雞兒似的，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吧。（第三十回）自己燙了手，反認為燙了別人，倒問別人“痛不痛”？（第三十五回）他深恨人與人的等級差別，他初次見到秦鐘，深恨自己生在侯門公府之家，以致影響到同他早日交往，感到富貴二字真把人荼毒了。（第三十四回）人與人自由平等的交往，是賈寶玉追求的一種理想。這也是俄國文學(xué)家托爾斯泰，在其人生和作品中所不懈追求的那種人道主義理想。
總之，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塑造賈寶玉這個典型人物，是把他作為了一個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反對禮教，反對祿蠹，反對封建的等級觀念，一言以蔽之，是反對封建的社會秩序，并企圖從這種種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取得自己所理想的幸福生活的思想的體現(xiàn)者。
任何一種思想，都有著時代的和歷史的淵源，曹雪芹借由賈寶玉這個文學(xué)典型所表現(xiàn)出的“叛逆”思想，也不是憑空產(chǎn)生出來的。明中葉以后，封建制度不適應(yīng)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要求的現(xiàn)實，資本主義生產(chǎn)因素的進一步發(fā)展，市民階層的進一步壯大，是曹雪芹的“叛逆”思想產(chǎn)生的社會基礎(chǔ)。這一時期，左派王學(xué)的形成，特別是李贄學(xué)說的產(chǎn)生，可以看作是曹雪芹“叛逆”思想產(chǎn)生的思想基礎(chǔ)。《三言》、《二拍》及《金瓶梅》等市民文學(xué)的發(fā)展，可以說是為曹雪芹“叛逆”思想的表達，提供了形式上的借鑒。對曹雪芹的“叛逆”思想簡單梳理，就可以看出他與李贄的，使封建統(tǒng)治者驚慌，并被加以禁絕的思想的淵源關(guān)系。
李贄（公元1527--1602），號卓吾，福建泉州晉江人。他青年時代生活顛沛流離，中年后作過二十多年的地方官吏，廣泛的接觸到社會現(xiàn)實和道學(xué)官僚的腐朽虛偽，是明代理學(xué)的叛逆者。李贄的思想代表地主階級下層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條件下某些新興市民階層的愿望和要求。他在市民運動的影響下，期望在“理學(xué)”占壟斷地位的局面中，沖殺出一條新的思想道路，因而遭到封建統(tǒng)治者的殘酷迫害。他說：“我頭可斷而身不可辱”（《續(xù)焚書與耿克念書》），堅強不屈。封建統(tǒng)治者給他加上“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關(guān)進監(jiān)獄，以七十六歲的高齡，被迫害致死。著作有《焚書》、《續(xù)焚書》、《藏書》、《續(xù)藏書》等，明清時均被列為禁書。
李贄的思想，我們可以梳理為三點：第一，酷愛自由，求得個性解放。他在《豫約》中講他晚年所以出家，是由于不得已，是由于他“平生不愛屬人管”。正因為不愿屬人管，所以既棄官又不肯回家。在生活上主張一個人要率性而為，適性隨志。他說：
“能‘尊德性’，則圣人之能事畢矣。于是焉或欲經(jīng)世，或欲出世，或欲隱，或欲見，或剛，或柔，或可，或不可，固且吾人不齊之情，圣人且任之矣。”（《道古錄》卷上頁20-23）
這把“尊德性”一語，簡直解釋成發(fā)展個性了。同時也正是要求得個性的解放，又說：
“士貴為己務(wù)自適，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適，雖伯夷叔齊同為淫僻。不知為己，惟務(wù)為人，雖堯舜同為塵垢秕糠。”（《答周二魯》）
其次，推崇童心。他說：
“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直本真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fù)有初矣。”（《童心說》）
至于“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發(fā)此童心而使之務(wù)失焉耳。”基于這種崇尚童心，崇尚純真，所以極端地痛惡虛偽與矯飾，因而便更痛惡那些造成滿街虛偽矯飾的假道學(xué)。
第三是平等。這特別表現(xiàn)在他對男女問題的看法上，他在講學(xué)時，也有婦女參與聽講，當(dāng)時有人給他寫信說：“婦人見短，不堪學(xué)道。”他答復(fù)道：
“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答以女人學(xué)道為見短書焚書》卷二）
這是非常正確的見解。沒有沖破封建思想羅網(wǎng)的精神是不會有這種石破天驚之論的。至于男女間的婚姻問題，他更是主張男女自己來做主的。這從他贊揚卓文君的嫁給司馬相如一事，看得很清楚。他說：
“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dāng)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于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乎！斗筲小人，何必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忍小恥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云從龍，鳳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藏書卷三十七司馬相如》）
李贄的這種思想，完全對立于當(dāng)時的封建正統(tǒng)，被一些正統(tǒng)派學(xué)者與統(tǒng)治階級，視為“妖人”，視為“猖狂無忌”，必欲誅其人，焚其書而后快！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反映了時代的要求，代表了新興市民階層的利益，他的著作雖遭到封建統(tǒng)治者一再地下令焚毀、禁止，卻仍然風(fēng)行于世，正如顧炎武《日知錄》中所說的，“雖奉旨嚴(yán)，其書之行于人間自若也。”“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卷十八）
社會發(fā)展到十八世紀(jì)，也就是曹雪芹的時代，封建社會已快到了徹底崩潰的前夜，新興階級比較晚明更加發(fā)展了！曹學(xué)芹自己出身于沒落的封建家庭中，不能不意識到社會的這一劇變的行將到來，在這時他受到這種進步思想的影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用他那生花的妙筆，反映了他所體驗的現(xiàn)實生活，表現(xiàn)了他對社會人生的思考，以文學(xué)這種藝術(shù)形式，寄托了他的這種對封建社會的叛逆思想。
今天我們解讀《紅樓夢》，必須將其放入社會發(fā)展的長河中，借由藝術(shù)作品，感受作家的思想，追思我們的民族，甚至是人類前行的腳步。這是人類藝術(shù)珍品所具有的豐富內(nèi)蘊，也是我們后人應(yīng)該得到的一份寶貴遺產(chǎn)。
2001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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