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理性與制造知識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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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理性與制造知識論文

　　[摘要] 費氏與第二代SSK后現代科學知識觀既相通又不盡相同。“告別理性”表征了費耶阿本德的激進歷史主義科學知識觀，而“制造知識”可謂SSK建構主義科學知識觀的典型特征。從前者到后者的歷史演變體現了后現代科學知識觀的必然進路。后現代科學知識觀不僅沒能促進科學與人文的統一，反而陷入了非理性主義的泛文化主義泥潭。

告別理性與制造知識論文

　　[關鍵詞] 費耶阿本德 SSK 后現代科學知識觀

　　Abstract: “Farewell to reason” presents for Feyerabend’s fiery Historicist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whil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manifest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for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SSK. The transforming route between these two relations points out the inevitable direction to the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It has not been enhancing the dialectic coherence of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but retained a result of chaotic disaster by the anti-scientism and anti-rationalism of its para－culturalism.

　　Key-words: Feyerabend，SSK，Postmodern,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費耶阿本德與拉圖爾和諾爾—塞蒂納的思想共同構筑了后現代科學知識觀的重要內容及其激進趨向，他們都唱著后現代性的主題曲。但由于處于不同的時代，歸屬于不同的學術派別，就必然會有不同的思想特色，其科學知識觀也會有代際區分和學派差異。

　　一、費耶阿本德的激進歷史主義科學知識觀

　　從理論多元主義到方法論多元主義，再到文化多元主義，這是費耶阿本德后現代科學知識觀的一條主要線索。其科學知識觀主要特征如下：

　　其一，主張科學方法多元論。邏輯經驗主義認為，“一切有關實在的陳述原則上必須通過觀察命題的檢驗”。[1] 與波普爾等相一致，費耶阿本德指出，觀察與理論之間的關系取決于具體的境域條件，用于判決理論的觀察證據其實早被“玷污”或“污染”了，不存在所謂的中立性觀察命題和判定命題意義的“經驗證實原則”。另一方面，可觀察性與不可觀察性的解釋依賴于學科研究前沿的邊界條件，可觀察物與不可觀察物的區別也取決于科學分類的目的。“觀察負荷理論”命題給邏輯經驗主義帶來了沉重打擊，正如夏佩爾所說的，“困難的焦點就是理論-觀察區分的失敗；而這個脆弱的支柱的倒塌，必然導致整個殿堂的崩潰。”[2]

　　邏輯經驗主義的經驗可證實性原則要求理論與經驗事實、實驗證據保持完全的一致性，費氏對此極力加以反對，并以“反一致”和“反歸納”原則引申出“多元方法論”，認為理論的發現及轉換具有格式塔式的心理－歷史境域，科學理論之間的關系在相當程度上是“不可通約的”。夏佩爾后來把觀察負荷理論的原則及其進一步發展出的“不可比”命題統稱為費耶阿本德—庫恩方法。[3] 費氏視這種一致性要求為“經驗主義的本質”，并對此持否定態度，他批評道：“沒有一個理論會同其領域中的全部事實都相符，但該受詰難的并非總是理論。”[4] 費氏指出，不一致才符合科學史的實際情況。他一再強調“反規則”的重要作用，認為“反歸納既是一個事實——離開它科學不可能存在——又是科學游戲中一種正規的且非常需要的行動。”[5] 費氏以“反歸納”原則為矛頭，直指邏輯經驗主義的意義指稱理論，并進而引申出自己的方法論，指出“一切方法論、甚至最明白不過的方法論都有其局限性。”[6] 從而宣稱“只有一條原理，它在一切景況下和人類發展的一切階段上都可以加以維護。這條原理就是：怎么都行。”[7] 至此，傳統的教條主義方法論真正地被徹底解構了。

　　其二，主張“告別理性”，消解科學知識與非科學知識的界限。科學劃界問題是邏輯主義科學知識觀的核心問題。在維也納學派看來，科學劃界標準為“可證實性”，而在波普爾那里則是“可證偽性”，到費耶阿本德則消解了這一問題。他認為，普適的理論、方法與標準實際上并不存在，科學劃界標準因而必然具有相對性。“科學到處被非科學的方法和非科學的成果所豐富，而經常被視為科學本質部分的程序卻被暗暗地放棄或取代了。”[8] 對什么是科學的問題，費氏發展了庫恩所注重的非理性因素方面，主張重視社會心理等因素，并強調是否科學知識要通過外行乃至社會公眾舉手來表決。在他看來，科學只是一種與巫術、迷信無異的文化傳統而已，因此主張科學與非科學平權。然而，他實際上偏向于非科學一邊，并公開支持包括靈學、巫術和其它偽科學在內的各種非科學活動。他甚至宣稱“理性是個大災難。是告別它的時候了。”[9] 科學作為無政府主義的事業，非理性主義是必要的，科學發展其實“怎么都行”。

　　此外，費氏主張文化多元主義，猛烈地抨擊西方中心主義和科學文化單一主義。

　　二、SSK的后現代科學知識觀

　　庫恩的歷史主義科學知識觀是SSK的重要思想來源。在經典知識社會學和傳統科學社會學的基礎上，SSK“借助語言哲學和文化人類學思想視角，對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進行‘激進’解讀，恢復其中蘊涵的相對主義立場。”[9] 在此基礎上，SSK提出了“后現代建構主義科學知識觀”。以拉圖爾和諾爾—塞蒂納的相關觀點為主要代表，其要點可歸結為“實驗室研究綱領”和“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兩者持有相同的科學知識觀，即認為科學知識本質上是社會建構的結果。

　　拉圖爾和諾爾—塞蒂納最早提出了“實驗室研究綱領”，其激進的相對主義科學知識觀可視為后現代科學知識觀晚近的重要代表。他們在科學認識論“社會學轉向”基礎上引發了科學文化研究的“人類學轉向”。“實驗室研究綱領”在拉圖爾和伍爾加合著的《實驗室生活》與諾爾—塞蒂納的《制造知識》被提出以后，“成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一個著名亞綱領，并在八十年代一度主導了科學建構論的發展方向”。[10]

　　拉圖爾認定科學事實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他指出“實驗室活動的觀察揭示出，事實的‘外在’特征實際上卻是實驗室工作的結果。”[11]科學活動決不是“關于自然”的，而是建構實在的激烈戰斗。“實驗室研究”綱領揭示出了科學知識的社會本質，即科學事實是人為的結果，其外在性或客觀性是實踐建構的產物，也可以說是物質利益斗爭的結果。

　　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認為，獲取知識的方法原則有三：去跟隨在行動中的科學家，去追蹤一個陳述的構造歷史過程，以及跟蹤科學活動中各種各樣的社會資源與關系網。[12] 根據ANT，“真正從事科學的人們并不都坐在實驗室里，相反，實驗科學家的存在只是因為有更多的人在實驗室以外的其他地方從事科學。”[13] 在大科學時代，科學作為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社會因素已經成為其可能的決定性力量。顯然，ANT豐富和捍衛了SSK，推進了建構主義科學知識觀的發展。

　　三、費氏與SSK后現代科學知識觀的比較與評析

　　在科學知識觀上，費氏與SSK至少存在著以下一致性：

　　其一是反基礎主義。費氏認為，沒有永恒不變的知識基礎，科學認識服從于歷史主義語境的實踐性原則。拉圖爾認為，“認識論方面的有效性或正確性結果不能與社會學上的決策理念相分離”。[14] 拉圖爾和諾爾—塞蒂納都把科學的客觀事實看作是科學活動的建構結果，把實驗室比作生產線和制造車間以及利益爭奪的戰場，從根本上取消了客觀真理、否定了科學的認識論基礎。

　　其二是反普遍主義。費氏反一致主義的多元論及相對主義的實質是反普遍主義。他認為，“構成科學的事件與結果沒有普遍的結構；……成功的研究并沒有普遍的標準，……。”[15] 拉圖爾認為，科學活動的實質在于勸服讀者并使之確信，客觀事實乃是實踐科學家在利益合作和意見磋商過程中的折衷結果。諾爾—塞蒂納認為“科學研究的成果是由特定的活動者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構造和商談出來的”。[16] 這實際上與費氏是一致的。

　　其三是反表象主義。在科學知識觀上，表象主義與科學概念的指稱理論、意義的先驗論、真理的客觀主義、知識的確定性及一致主義緊密相關。費氏和SSK體現出對表象主義的極大敵視和否定。前者認為，“我們必須懷疑即使以某種程度的準確性描述了世界的特定階段的基本規律，也不是絕對正確的。”[17] 與費氏一樣，拉圖爾和諾爾—塞蒂納的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主義觀點體現出強烈的反表象主義態度。

　　其四是極端相對主義。相對主義“作為一個反對思想專制的武器和一個批判科學的手段一直持續于整個文藝復興運動而且在今天還相當時興”。[18] 對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的強調作為后現代主義的共同特征，也是后現代科學知識觀的題中應有之義。激進的、否定的、懷疑的后現代主義表征了相對主義的極端。費氏和拉圖爾、諾爾—塞蒂納作為激進后現代科學知識觀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思想都蘊涵和充滿了極端相對主義的同質色調。費氏的“怎么都行”已經成為相對主義的標語性口號，而SSK的“實驗室研究”綱領則進一步把社會建構論的相對主義推進到了認識論的死胡同。

　　費氏與SSK的后現代科學知識觀的差異至少有以下幾點：

　　其一是“局內人”和“局外人”兩種角色的不同。費氏被西方眾多學者稱為“科學家式的哲學家”，其科學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傾向于拉卡托斯所謂的“內史”范疇。作為科學哲學界的最大異端，費氏以現代科學哲學的終結者自居，可以說他是后現代科學知識觀的“局內人”。而拉圖爾和諾爾—塞蒂納接受過人類學的專業訓練，他們遵循著哲學的實踐轉向，以人類學的最新成果參與對科學的社會研究工程，更多地像“局外人看科學”，是科學知識觀中典型的 “局外人”角色。

　　其二是解釋學與修辭學兩種轉向的不同。“解釋學轉向”是后現代主義在科學哲學領域中的誕生標志。“修辭學轉向”是對“解釋學轉向”的發展。費氏進一步推進了庫恩科學知識觀的后現代“解釋學”轉向。而拉圖爾和諾爾—塞蒂納的思想則體現了后現代科學知識觀的“修辭學”轉向。“實驗室研究”綱領強調“進入科學的內容和深入科學協商的微觀層面”，充分運用“科學文本與話語分析”方法，顯示出強烈的“修辭學”研究傾向。[19]

　　其三是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差別。費氏和第二代SSK分屬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兩種進路。具體而言，前者主要使用哲學的抽象方法來對科學史進行研究，大體上是理論的、歷史的進路。而拉圖爾則從現實中就地取材，采取了實踐化的路徑。諾爾—塞蒂納是“實踐轉向”的倡導者，發展了后現代科學元堪的實踐進路。

　　其四是宏觀和微觀兩種研究方法和視角。從“視角主義”的觀點看，后現代科學知識觀可以區分出兩個研究框架。科學哲學的專業框架總體上是宏觀式的研究視角。歷史主義科學哲學以歷史語境論與社會心理主義為主旨，使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個案研究緊密相連，更強調科學史的整體有機性，是一種典型的宏觀科學知識觀。在SSK學科的內部發展中，存在著宏觀框架向微觀層次的分期過渡。以愛丁堡學派和巴斯學派為主的第一代SSK學派大致是“宏觀視野式的”，而第二代SSK科學人類學研究則主要是微觀取向的。

　　現代科學知識觀以邏輯經驗主義的“標準科學知識觀”為主要代表，其本質上是理性主義的。如果說波普爾對此予以了致命的打擊，庫恩促成了科學哲學的轉折，費氏則進一步促進了科學認識論和知識論從現代性向后現代性的演變。這兩大演變有學者稱之為“后現代性理論的演變”標志。[20] 費氏“告別理性”的激進科學知識觀把問題焦點引向了后現代性的否定、解構、游戲的層面，成了SSK后現代建構主義科學知識觀的直接基礎。顯然，到庫恩已顯示出科學知識觀上的非理性主義傾向，到費氏就更為激進，他進一步把庫恩科學知識觀的社會心理等因素加以強調，使之因而更具相對主義色彩，之后又被SSK學派所繼承，并更進一步地加以推進與發揮。SSK的社會建構主義以“強有力的證據”證明科學知識無非是由各種社會因素所制約并被“制造”出來的，其實質上是沿著費氏的路線繼續對科學知識的非理性因素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解蔽。不難理解，SSK的科學知識觀比“告別理性”之后的費氏科學知識觀對理性的排除更為有力和徹底。后現代科學知識觀作為對現代科學的時代反思，并對科學知識觀自身予以反思，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然而，其以極端的形式否定了科學理性的重大作用，最終以泛文化的多元主義把人文抬升到不應有的地位，而走向了歧途，費氏因此被人們稱為“科學的最壞的敵人”，拉圖爾在“科學大戰”作為最令人注目的SSK代表人物，而被視為反科學主義的代言人，兩者在科學知識觀上一脈相承，在科學和人文的關系問題上，都表征了人文主義的復歸與伸張。但是，由于其觀點上過于激進而無助于問題的解決。相反地，會招致人文主義思想的自我否定，進一步加劇科學與人文的對峙與沖突。

　　參考文獻

　　[1] 洪謙.論邏輯經驗主義[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89

　　[2] [3] 夏佩爾.理由與求知[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166, 123-124

　　[4][5][6][7] 費耶阿本德.反對方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31, 44,10,6

　　[8] 費耶阿本德.自由社會中的科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113

　　[9][10] 趙萬里.科學的社會建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C7, 194

　　[11][14] Latour, Bruno&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1979] .182, 121

　　[12][13] Latour, Bruno.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03,162

　　[15] [17] [18] 費耶阿本德.告別理性[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31,138,20

　　[16] 諾爾-塞蒂納.制造知識——建構主義與科學的與境性[M].上海：東方出版社，2001.64

　　[19] Latour, Bruno.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 . In Science Observ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Cetina & Mulkay (eds). La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1983,142

　　[20] 郭貴春.后現代科學哲學[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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