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玉器的審美特征論文
摘 要：原始玉器工藝發(fā)展到夏代，開始出現(xiàn)鑲嵌、勾徹、淺浮雕和圓雕等琢玉技術，這就使得夏代玉器的造型和紋飾走向程式化和復雜化成為可能。幾何直方的規(guī)整形狀，出齒、安柄的細部造型，還有線面結合的構圖，乃至淺浮雕式的立體紋飾，均強化了夏代玉器的藝術形式和審美意蘊，形成了勻稱規(guī)整、多樣統(tǒng)一、象征表意和凝重神秘的藝術風格，從而有效地實現(xiàn)了中國玉器主體審美觀念從新石器時代“飾玉”向商周“禮玉”的過渡。
關鍵詞：夏代玉器；線刻；浮雕；象征表意；凝重神秘
根據(jù)《史記》、《竹書紀年》等文獻資料的記載和碳十四技術的年代測定，夏代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其年代可基本框定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囊括了龍山文化晚期至二里頭文化四期的中國早期文明。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中心，并波及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夏縣東下馮，內(nèi)蒙古的夏家店，山東的岳石地區(qū)，陜西神木石峁遺址，以及內(nèi)蒙古亦峰夏家店遺址的夏代文明，出土了豐富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銅器、骨蚌器、木漆器等原始器物，其中尤其是玉器，以其獨特的玉料、精湛的工藝、多樣的造型、別樣的紋飾以及極富時代特征的藝術審美風格，充分展現(xiàn)了夏代先民的形式感、想象力和社會風尚，這些無疑構成了夏代玉器的基本審美特征。
一 玉料和工藝特征
與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為代表的北方玉器玉料以及良渚文化為代表的南方玉器玉料相比，夏代玉器所用玉料無論在外在色澤還是內(nèi)在質(zhì)地上，都表現(xiàn)出中原玉料獨特的審美風貌。據(jù)考證，“古代中原地區(qū)用玉多為軟玉，其結構一般為交織的纖維顯微結構的閃透石－陽起石系列礦物集合體。玉的質(zhì)料致密堅硬，外表又顯示出柔潤，體胎半透明而又具有光澤”[1]。夏代文化的典型代表——二里頭遺址所出土的玉器就鮮明地體現(xiàn)了中原軟玉的審美特征。二里頭玉器玉料的來源有新密的“密玉”，屬白玉；南陽獨山的“獨玉”，屬青玉；還有淅川的綠松石等。因而制成的玉器有的呈乳白色，如二里頭遺址四號坑出土的玉柄形器；有的呈淡青色、嫩綠色以及灰褐色等，如二里頭遺址三號坑出土的綠色夾白斑的玉戈。這種五彩斑斕的玉料色澤正好滿足了夏代先民多種玉器品種的制造。同時，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代，基本處于黃土高原地區(qū)，玉石作為山地的精英，自然有別于隨手摶來的一捧泥土，故而成為某種神秘靈物的表象，承擔著原始禮制統(tǒng)治的功能。夏代玉器也正是首先憑借這一玉料的外在特征和內(nèi)在質(zhì)地而一躍成為國家重器，承載著禮儀的功能，成為專制社會的代言。因此，夏代玉料以其純美的色澤、溫潤的質(zhì)地，以及神秘靈物的表象，體現(xiàn)了愉悅的藝術審美形式和神秘的宗教禮儀內(nèi)涵的融合。
極具中原地方特色的二里頭玉料同時也促進了夏代琢玉工藝的審美化進程。夏代玉器的制作工藝，由于青銅工具的引入，在新石器時代玉器打磨、刻紋、鏤空、拋光的基礎上，開始向著更加精細的方向發(fā)展，這主要表現(xiàn)在鑲嵌、勾徹、淺浮雕、圓雕等工藝及其所形成的審美效果上。
雖然鑲嵌工藝在新石器時代早已出現(xiàn)，如紅山文化女神塑像中的嵌陶工藝，使得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顯得自然、古樸。但真正能體現(xiàn)鑲嵌工藝的高難度的嵌玉和嵌銅技術卻是從夏代才開始的。如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鑲嵌綠松石片圓銅器、銅牌飾以及綠松石片、云母片鑲嵌漆器等鑲嵌工藝不但均屬首創(chuàng)，而且制作精良，尤其是鑲嵌綠松石銅牌飾，其凸面為二三百塊不同形狀的綠松石片粘嵌成饕餮形獸面紋，極具形式美感，且營造出莊嚴神秘的氛圍。與女神塑像的眼珠相比，它不僅在鑲嵌物的數(shù)量上體現(xiàn)出優(yōu)勢，而且還開始講究鑲嵌中紋飾的構圖。這不僅是夏代先民對不同質(zhì)料器物駕馭能力的體現(xiàn)，也是他們對裝飾的形式構圖的審美追求，故而代表了夏代鑲嵌工藝的最高水平，開啟了后代青銅器鑲嵌綠松石工藝的先河。
勾徹法的運用，主要體現(xiàn)為夏代玉器上的陰陽線刻紋。至二里頭文化三期，夏代已出現(xiàn)被稱作“砣子”的青銅質(zhì)料的圓形琢玉工具，它一方面可以在玉器表面刻畫出條條細陰線，另一方面在陰線溝槽的一個立面，向外擴展，形成較寬的斜坡面，形成陽刻凸紋。這種陰凹線和陽凸線的形成過程即玉器制作工藝中的勾徹法。夏代玉圭上精致的琢刻菱形雷紋帶花紋以及玉柄形飾表面復雜的獸面紋、花瓣紋等紋樣圖案即為其見證，豐富了紋樣的形式，且其精致性有效地提升了玉器的審美品格。
淺浮雕與圓雕工藝在夏代玉器的琢制中一般是搭配使用的。淺浮雕是在陰線刻紋的基礎上凸出陽紋而使其具有立體的表現(xiàn)效果，一般用于紋飾的構圖；而圓雕則多是為造型美觀而使用的雕刻技巧，是整體形象的立體雕刻。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即可構成玉器紋飾和造型相搭配的整體審美藝術風格，如夏代玉柄形飾的制作工藝雖然綜合了研磨削切、勾線陰刻、陽刻浮雕、鉆孔、拋光等琢磨工藝，但最能體現(xiàn)其藝術風格的卻只是兩種：在柄形飾的四面用淺浮雕琢出繁復的紋飾，粗節(jié)用單線或雙線雕成獸面紋，中節(jié)及頂部琢成花瓣紋，細節(jié)則有二至三周陽刻凸線紋；在柄形飾的'四楞用圓雕技術琢出立體的造型，玉柄的四楞處為鼻梁，兩側為半張獸面，相鄰柄面結合為一張完整的獸面。這樣，淺浮雕與圓雕工藝形成了多樣的紋飾圖案和獨特的立體三維造型，使得整個玉柄形飾柄面上的勾線饕餮花紋中點與直線結合得自然、流暢、舒展，造型和紋飾搭配得圓潤、細膩，相得益彰。
總之，夏代先民在玉器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上的提高，尤其是雙線浮雕紋樣和獸面銅牌飾上的綠松石鑲嵌工藝，有效地促成了夏代先民審美理想的物化，使他們的審美意識得到了較充分的展現(xiàn)。具體到玉器紋飾的雕琢過程而言，大致經(jīng)歷了由“勾徹法”向“浮雕法”演變，由平面線條向立體浮雕演變的過程。其實這正好體現(xiàn)了夏代紋飾雕琢工藝的審美特征，它一方面體現(xiàn)了夏代玉器雕琢工藝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充分地表達了夏代先民日益細膩的內(nèi)心情感和審美理想。
二 造型與紋飾特征
極富中原特色的軟玉材料和琢玉工藝，使夏代玉器的器形形成了鮮明的時代特征。新石器時代玉器的許多造型都還是模仿當時某些動物、植物、人物等現(xiàn)成實物而成形的，如紅山文化玉龍、崧澤文化魚鳥形玉璜等。到了夏代，玉器的創(chuàng)造則基本上走出了對自然物象的直觀模仿，更多的是依據(jù)人們生活的審美風尚而進行其造型及細部處理的。夏代玉器在造型上趨于程式化，器形大而薄，以幾何直方形為主，流行在玉器邊緣裝齒扉或安柄，并鑲嵌異物，形成了自己的審美特征。
據(jù)后代史書記載，夏王朝是在戰(zhàn)爭基礎上形成的，這也可以從出土的夏代玉器的器形得到驗證。夏代玉器造型表現(xiàn)為:少祥和平靜的模仿性裝飾玉器，而多抽象的直方形兵器。玉鉞為長方形或近圓形，玉圭為平首形，玉刀為長條梯形，尤其是多孔玉刀較以前更薄，更為長大、平滑。這些造型肖似兵器，至少與當時的“尚兵”習俗聯(lián)系緊密，社會化的審美創(chuàng)造體現(xiàn)了其滿足自身功能需要的理性化和觀念化。夏代玉器的形制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開拓創(chuàng)新，一方面體現(xiàn)了人們對自然的直覺體驗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們對社會的抽象想象能力。除此之外，夏代玉器形制還有出齒，即在玉器兩側雕出繁復的齒扉，如玉璋滋乳而成的牙璋，其扉棱顯得華美異常。程式化的造型使得玉器在既有質(zhì)料美的基礎上充分流露了夏代先民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感，體現(xiàn)了先民的理性創(chuàng)造精神和感性生活情趣。
夏代玉器的審美發(fā)展主要體現(xiàn)在紋飾上。由于玉材的創(chuàng)新以及幾何直方形的平面化造型，尤其是青銅輪工具的引進和勾徹、浮雕、圓雕等工藝的運用，使夏代玉器的刻飾紋飾向多樣化、復雜化方向發(fā)展成為可能，其獨特的審美價值也獲得了新的突破。
夏代玉器大多局部飾以平行或交叉的陰刻細線，并以此構成簡略而精煉的紋飾構圖。夏代玉器紋飾主要有直線紋、斜格紋、云雷紋和獸面紋，僅有少量的動物紋和植物紋。其中云雷紋見于玉圭，獸面紋見于獸面紋柄形飾、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而直線紋、斜格紋見于玉刀、玉戈、玉圭等，這些簡約的刻紋裝飾，實際上是夏代先民承載和表達其觀念和信仰的痕跡，不同的紋樣和構圖，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審美心理。
細勁的直線紋、斜格紋是夏代玉器中最常見的裝飾紋樣，以平行的陰刻細線為其典型特征。斜格紋是由直線紋成組交叉刻成菱形狀，整體上使圖案更加緊密，強化了渲染的效果。如多孔玉刀兩端，以及玉牙璋的內(nèi)與援相接處就有成組的陰刻直線，線形細勁有力，深而直，使得玉器形象的美觀化和禮儀性均得到了強化。
云雷紋在各種紋飾中尤為突出，用柔和的回旋線條組成的是云紋，有方折角的回旋線條是雷紋，二者配合，形成一種磅礴的氣勢和神秘的審美效果。該紋飾多飾于玉器兩端的穿孔之間，兩邊再飾以陰線刻紋將其框住。如二里頭遺址三區(qū)二號墓出土的玉圭，其二圓穿間有以細陰線刻劃的菱形四方連續(xù)式云雷紋，琢刻精致，立體感強。夏代的玉圭一般用于社祭，禮云神。因土地需山川之氣而致時雨，云行雷響方能有雨，故可是云雷紋以象征之。盡管要借助于“神物”，但其控制自然，駕馭天地的樸素人本意識和人的主體精神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顯現(xiàn)。再如七孔玉刀，其近兩端處也常琢豎直陰線紋與菱形云雷紋，風云雷電聽其號令。
獸面紋為橄欖形眼眶，圓眼珠，寬鼻翼，闊口，這在龍山文化石錛上可找到源頭，而且與新寨陶器蓋上的饕餮紋飾極為相似，更是夏代大型綠松石龍形器頭部的簡化或抽象表現(xiàn)。獸面紋以象征手法夸大其頭部，強調(diào)五官，尤其擅長抓住其眼部特征局部放大，作“臣”字形眼，鉆圓圈眼瞳。該紋飾“主要突出它們的頭、目、齒等主要器官的特征，省略不重要的細部或?qū)ζ渲蛔飨笳餍缘谋憩F(xiàn)，重要細部圓潤婉轉的陽線”[2]，其中裝飾趣味與象征趣味相得益彰，使禮的威嚴和審美的情感融為一體，后來更多地見諸商周時期的青銅容器。同時，這一脈相承的獸面紋飾的演變也彰顯了夏代先民的宗教信仰和對龍崇拜的社會風尚。龍紋圖案起源于遠古的族徽，最早出現(xiàn)的是紅山文化玉龍，而到了夏代，龍形獸面紋飾的手法和主題，經(jīng)過長期的醞釀，已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并且為帝王專用。
總之，夏代玉器的紋飾呈現(xiàn)為兩種主要形式：一種主要以線條為主，采用線面結合的方法，構成整個玉器的平面紋飾圖案，如細勁的直線紋、斜格紋，回旋的云雷紋；另一種就是淺浮雕式的立體紋飾圖案，如立體感極強的獸面紋。紋飾上的線刻和淺浮雕更進一步突出了以上各種紋樣的裝飾功能和文化意蘊，對商周的玉雕藝術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 藝術與審美風格
關于夏代玉器的整體藝術風格問題，楊伯達先生曾談到：“從其前后玉器工藝美術的發(fā)展情況來看，夏代玉器的風格，應是紅山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過渡形態(tài)，這從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器可以窺其一斑”[3]。對此說法我表示贊同。一方面，夏代玉器的藝術風格承襲了新石器時代的審美風尚。就造型而言，玉圭的方形結構和鉆孔的審美處理是龍山文化玉圭的延續(xù)，玉牙璋則是龍山文化鏟形器的進一步完善化和復雜化，玉琮的方圓構形更是受到了良渚文化的深遠影響。就紋飾而言，淺浮雕式的獸面紋，其橄欖形眼眶與石家河文化玉器相似，其寬鼻翼和闊嘴巴又直接脫胎于龍山文化石錛；另一方面，夏代玉器在繼承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基礎上形成的抽象直方的獨特造型和神秘威嚴的獸面紋飾，又均系商周玉器制作的根據(jù)，對后代玉器的創(chuàng)造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夏代玉器的過渡性風格十分突出。但我們?nèi)魞H僅把夏代玉器的藝術與審美風格定性為一種過渡性，無疑是忽略了其特有的審美文化特征。至少，夏代玉器還體現(xiàn)了以下極具鮮明時代性的藝術與審美風格。
一是勻稱規(guī)整性。對稱、均衡、規(guī)范、平整，是玉器造型藝術具有審美價值的重要因素。夏代玉器的這些形式美感不僅體現(xiàn)在整體的結構造型設計上，而且也顯現(xiàn)于局部的細微紋飾圖案雕飾中。夏代玉器在整體構形時，為補充直方形在美觀上的相對不足，常在兩端裝以繁復的齒扉以及飾以細線紋飾，它們均成對出現(xiàn)，且左右對稱。最典型的是玉七孔刀，就造型而言，玉刀扁長呈梯形，上部背端相對厚而窄，下部刃端相對薄而寬，而且近刀背處鏤有平行、等距的圓孔七個，使得上背下刃重量均勻得體。同時刀的左右兩端又裝有齒扉六對，顯得極其對稱；就紋飾而言，玉刀近兩端處表面琢了豎直陰線紋與菱形紋，其下有兩條平行陰線與刃相隔。整個玉刀在造型和紋飾的搭配上將夏代先民的審美形式感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了。二里頭遺址五號坑出土的創(chuàng)新形玉鉞，呈圓弧背，兩側逐漸外侈呈寬刃，每側有扉牙兩組，每組為三齒，呈對稱狀，刃呈蓮弧形，分四段，左右均衡對稱。另外，更多的玉戈、玉圭，以及裝飾類玉器，其造型和紋飾也常顯示出對稱規(guī)整的韻律美和整體和諧的審美風格。
二是多樣統(tǒng)一性。夏代處于中國國家形成的初始階段。首先夏代諸方國的玉器受各地區(qū)文化生活的影響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風格。如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夏代玉器多為裝飾類的臂環(huán)、玉管等，而少禮儀器，呈現(xiàn)出祥和的氏族審美風味；陜西神木石峁遺址的夏代玉器則多璧、牙璋、鉞和多孔刀等，形制和風格傾向于莊重和威嚴，使靈物與政權統(tǒng)治、等級禮儀緊密相連，巫術性與人文性相交織。同時，受特定時代和地區(qū)間相互交流的影響，夏代玉器又形成了統(tǒng)一的藝術審美風格。如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玉器在吸收陶寺遺址文化玉器祥和優(yōu)美風格和石峁遺址玉器莊重威嚴風格的基礎上，又融入了自身的王權等級色彩，形成了既莊嚴肅穆又裝飾美觀的大一統(tǒng)風格。與此相應地，中原二里頭的主體審美風格又借助國家的統(tǒng)治王權向四周傳播和輻射，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代表社會等級象征的牙璋、圭、鉞等玉禮器，這類玉器的傳播過程實質(zhì)上也就是夏王朝禮制觀念和審美風尚的傳播過程。
正如楊伯達先生所說，“到了夏代，出現(xiàn)了第一個統(tǒng)一的中央王朝之后，玉文化的形式亦發(fā)生了相應的變化，遂而出現(xiàn)了統(tǒng)一的玉文化，或與地方玉文化暫時并存、對峙”[4] 。夏代玉器糅合了史前各地文化的諸多因素，其文化也必然是多元性和統(tǒng)一性并存的文化，其藝術風格也必然呈現(xiàn)出多樣統(tǒng)一的審美特征。這種由多樣趨向統(tǒng)一的玉器審美風格展現(xiàn)了夏代王朝的宏大審美情懷、獨特審美趣味以及鮮明時代特色。如玉器器形一般大而薄，流行的齒扉裝飾也由簡而繁，且有了細勁的陰刻直線紋；異物鑲嵌工藝開始應用于青銅器制造，十字紋青銅方鉞上鑲有多塊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中的獸面紋由200多小塊綠松石鑲嵌而成，均代表了夏代這一獨特時代的審美藝術風格。
三是象征表意性。宗白華先生曾經(jīng)說過，“中國人的個人人格、社會組織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在美的形式中，作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與宇宙生命的表征”[5]，這句話精要地揭示了古代器皿的象征性特征，夏代玉器也體現(xiàn)了這樣一種象征表意性的藝術風格。首先，夏代玉器的一個典型特征是玉兵形器增多，這類玉器只是形制似兵器，而非真正的兵器。如數(shù)量眾多的玉戚、多孔玉刀，以硬而脆的玉石為原材料，一般寬大體薄，也無使用痕跡，結合其特殊的紋飾以及兩邊的扉齒考慮，它們應為仿兵器形的非實用玉器，是一種象征權力和威武的禮儀玉器。另外，玉刀穿孔均為奇數(shù)，從一個到三個、七個不等，這可能與當時偏于陽剛之數(shù)的審美風尚有關。再如玉戈、玉鉞等，也在這種特定的時代傳達著等級禮儀的精神特質(zhì)，并上升成為一種 “有意味的形式”。這些玉器的形式中積淀了社會的價值和內(nèi)容，遠非簡單的實用器具所能比擬，是對外在自然的升華，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審美價值。這一點，尤仁德先生在《古代玉器通論》中揭示得尤其精到：“二里頭所出玉戈、玉鉞和玉刀，都是作為‘兵杖’形式出現(xiàn)的，它們象征夏朝君王的軍權及其在戰(zhàn)事中的勝利與凱旋…….夏王朝是經(jīng)過血雨腥風的長期戰(zhàn)爭才得以建國和鞏固政權；它們所反映的是戰(zhàn)爭與征服的特殊文化形態(tài)，是促使王權強化的主要精神力量”[6]。一言以蔽之，在夏代，禮玉的形制已成為個體身份的標識碼，也是社會地位尊卑的具體體現(xiàn)，它同社會意識形態(tài)有著明顯的聯(lián)系，充分展現(xiàn)了夏代玉器的象征表意性風格。
四是凝重神秘性。夏代的許多禮儀玉器，造型相對規(guī)整，它們憑借自身的高貴地位進入夏代先民生活之后，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生產(chǎn)方式、生活習慣和社會觀念；同時，后者又反過來促進了前者的發(fā)展，使玉器向著禮儀化和程式化的方向發(fā)展。夏代社會濃重的禮制風尚和等級觀念，造成了其玉器所突現(xiàn)的人文意識之中始終籠罩著一層濃厚的莊重感和神秘感。“三代時，玉質(zhì)禮器是貴族們的‘權杖’，朝享會盟，用以表征其身份地位；又是通神的禮器，用以祭拜神靈祖先”[7]。夏代玉器就兼有禮玉和瑞玉的雙重身份，既帶有樸素的原始崇拜的巫術色彩，同時又孕育著夏王朝等級身份的人文色彩。這盡管只是一種扭曲的人本意識觀，但畢竟代表著其覺醒，人本意識打從娘胎里出來就帶上了一種禮的枷鎖，顯得凝重而莊嚴。以夏代玉器的紋飾為例，由光素無紋向直線斜格紋再向云雷紋和獸面紋的發(fā)展，尤其是變形的獸面紋，兩眼圓瞪，有一種猙獰的莊嚴美。這就使夏代玉器逐漸轉為溝通天地的宗教法器和社會生活中的儀仗禮器，從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夏代先民審美心理由樸素的自然觀向極具抽象化的禮制觀念的轉變，從而形成了夏代玉器神秘化、莊重化的人文風格。
“形而下者謂之器”，夏代玉器集合了中原地區(qū)的玉材，開啟了青銅工具雕琢玉器的工藝，形成了直方、規(guī)整的審美造型和獨特而多樣的紋飾圖案，構成了玉器審美藝術中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外在形式；“形而上者謂之道”，夏代玉器同時又與先民的社會生活緊密相連，與他們的時代審美風尚相合拍，并且玉器的造型和紋飾本身就是這些精神內(nèi)涵的物質(zhì)載體，構成了玉器審美藝術想得到悟得出的內(nèi)在意蘊。總之，考古發(fā)掘的夏代玉器既是具體的形而下的器物藝術形式，同時又反映了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內(nèi)涵，充分展現(xiàn)了夏代先民的審美形式感、審美情感和審美理想，將夏代玉器獨特的時代審美特征再現(xiàn)于4000多年后的今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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