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史專書詞匯研究的一部力作論文

時間：2021-06-20 13:48:24 論文我要投稿

漢語史專書詞匯研究的一部力作論文

　　周祖謨先生曾指出：“詞匯是構(gòu)成語言的材料，要研究詞匯發(fā)展，避免紛亂，宜從斷代開始，而又要以研究專書作為出發(fā)點。又如清人研究古韻那樣，先以《詩經(jīng)》一書為起點，得其部類，然后旁及《楚辭》以相佐證，以確定韻部的分合，而后之人又從而逐漸加詳加密，以臻完善。”[1]先秦時期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奠基時期，這時期的語言是漢語語言研究的基點，這個時期的語言研究充分了，既可以上探遠古漢語，又可以下銜中古漢語的發(fā)展，從而帶動整個漢語史的研究。兩漢漢語是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的過渡時期，是漢語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就漢語史詞匯研究而言，到目前為止，學術(shù)界還沒有系統(tǒng)的兩漢漢語詞匯研究成果問世。《〈論衡〉詞匯研究》一書（徐正考、王冰、李振東著，吉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便是以《論衡》詞匯為研究對象，綜合運用詞匯學相關(guān)理論，試圖探討當時詞匯發(fā)展總體面貌的力作。綜觀此書，勝義迭出，特點良多，今僅就此書發(fā)其菁華。

漢語史專書詞匯研究的一部力作論文

　　一、以《論衡》為點，以點窺面

　　蔣禮鴻先生在《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序言中說：“研究古代語言，我認為應該從橫縱兩方面做起，所謂橫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語言，如元代。其中可以包括一種文學作品方面的，如元劇；也可以綜合這一時代的各種材料，如元劇之外可以加上那時的小說、筆記、詔令等。當然后者的做法更能看出一個時代語言的全貌。”[2]王锳先生在《唐宋筆記語辭匯釋》的前言中就此談了他的看法，他說：“縱橫結(jié)合，熔各類體裁于一爐，這個意見無疑是中肯的。不過這應該是一個總體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個別的研究者盡可能側(cè)重于某些方面，然后集腋成裘，匯溪流為江海。另外，在橫的也即共時研究的具體做法上，似乎還應強調(diào)點和面的結(jié)合。這里所謂‘點’，指的是專書詞匯研究。如能選擇若干部時代確切而有代表性的作品，對其中的詞匯現(xiàn)象進行全面的窮盡式的分析排比，整理歸納，這無疑會給詞匯史的研究與大型辭書的編纂打下基礎。所謂‘面’，則是從一代或一個歷史階段的某一類或幾類體裁的作品中去博觀約取，作為專書研究的一種補充，以利于克服專人專著在詞匯面上存在的局限。這樣經(jīng)過許多人堅持不懈的努力，漢語史詞匯研究的這一段空白是完全能夠較快地填補起來的。這一歷史階段新的語法詞匯現(xiàn)象被挖掘出來之后，必將大大豐富傳統(tǒng)訓詁學的內(nèi)容，并為發(fā)展普通語言學、詞匯學的理論做出貢獻。”[3]

　　以上兩位學者無疑為漢語詞匯史研究提供了明確的方向。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點”著手，即專書詞匯研究；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面”著手，即從一個歷史階段的幾類體裁作品中博觀約取，作為專書研究的一種補充。筆者認為做任何研究都應是一個循序漸進、逐漸積累擴散的過程，詞匯史研究更是如此，只有將某個時代的某部專書研究好了，才能以此為點、為基礎輻射到同體裁的或不同體裁的其他作品中。進而對那個時代詞匯存在和發(fā)展情況進行較為全面的梳理和論述。誠如董志翹先生所說：“以漢語史為例，我認為個人的研究必須從基礎工作入手，從專書詞匯研究逐漸擴展到專人詞匯研究，再漸漸擴展到斷代詞匯研究，然后才談得上整個漢語史的研究。”[4]（P421）徐正考等先生捃拾歷史、文學和哲學價值為一爐的東漢王充《論衡》一書，并以此作為基礎，對其中詞匯進行全方位的綜合研究，力圖以此為點窺視漢代詞匯存在和發(fā)展的一個側(cè)面，是一個極好的嘗試。

　　二、以《論衡》為體，具有較高語料價值

　　《論衡》作者王充，東漢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和理論家。生于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卒于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王充所處時代，圖讖符命、天人感應之說盛行，王充秉持天道自然的思想，以“疾虛妄”三字為思想線索，對當時的虛妄之說展開了猛烈的抨擊，耗時三十年寫出了這部哲學、文學和史學力作。

　　論著所選用的語料猶如其底色與體制，選用語料是否合適決定了研究結(jié)果是否有價值。一般認為有語料價值的專書應具備成書年代確定、能夠反映或至少接近當時通行的口語，有較大詞匯量且內(nèi)容涉及面廣等方面特點。而我們認為漢代以后的作品能夠反映或者至少接近當時通行的口語這一特點尤為重要。先秦時代言文還是一致的，但從漢代開始，書面語便有了脫離口語的傾向。因此，漢代以后（包括漢代）的專書選取工作要充分考慮其反映口語的程度。王充所處的時代，很多文人作品“深覆典雅、指意難睹”，王充旗幟鮮明地反對“華而不實，偽而失真”的文風，主張文學貴在獨創(chuàng)，力主使用口語、俗語。這種主張在《自紀篇》中表述得很清晰，這里不再贅述。由此我們可以確定《論衡》是能夠反映當時口語的。

　　日本學者太田辰夫在他的專著《中國語歷史文法》 “跋”《盡信書不如無書》中，將中國古典文獻分為同時資料與后時資料兩大類。并說到中國古典文獻大多為后時資料，經(jīng)過轉(zhuǎn)寫轉(zhuǎn)刊，這對我們進行漢語史的研究是不利的。這也就是說《論衡》一書如果在輾轉(zhuǎn)流傳中被人們做了大量改動，那么其語料價值便會大大降低。作者注意到了這點，依據(jù)是民國時期黃暉在《論衡校釋》的“自序”中考定該書“未經(jīng)后人改編”，“流傳到現(xiàn)在一千多年，還沒有人加以整理或注釋”。這樣便保證了所用語料的價值。從中我們可看出作者在詞匯研究中對所選語料的高度重視以及其嚴謹?shù)闹螌W風格。在如何處理《論衡》引文這一問題上，作者對于哪部分應算作《論衡》語言，哪部分應剔除更是做了非常細致的甄別，可見作者是在廣泛收集、認真鑒別、準確識讀語料的前提下分析、利用這些語料，若沒有相當?shù)挠栐b功力，恐怕很難完成上述工作。《論衡》作為一本集哲學、史學、文學價值為一身的巨著，其涵蓋較大詞匯容量并且內(nèi)容涉及面廣更是毋庸置疑的。

　　三、科學的研究方法

　　《〈論衡〉詞匯研究》一書便是在科學方法論指導下的佳作，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

　　1全面立體的描述方式

　　以此書同義詞研究為例，其一方面研究其全部的同義詞組，另一方面還展示全部同義詞組，并且舉出典型例證，在這樣一個全方位立體式描述的鋪墊下，揭示其類型、特點以及規(guī)律便變得順理成章，令人信服，也有利于人們對所歸納的同義詞組可靠性做出判斷。雖然諸如向熹先生《詩經(jīng)語言研究》以及張雙棣先生《呂氏春秋詞匯研究》等著作中以點代面、舉一反三的方法也頗值得借鑒，但筆者認為此書所采用的方法更具有可靠性和明晰性。

　　2窮盡式的.語料梳理

　　我們認為研究專書詞匯理想的狀態(tài)應是“窮盡”。以同義詞為例，劉叔新先生認為：“互有同義關(guān)系的詞語，在語言一定時期內(nèi)，是確定的，而且數(shù)量上有定，是有限的若干個。換言之，同義詞組總是包含著確定的、數(shù)量有限的成員，在共時的平面上是一個完整的、穩(wěn)定的、封閉的結(jié)構(gòu)組織。”[5]（P288）雖說理論上如此，但實際上沒有一個人可以準確說出現(xiàn)代漢語中到底有多少個同義詞組，因此在客觀上很難說同義詞語是一個完整的、穩(wěn)定的、封閉的結(jié)構(gòu)組織。同義詞組如此，反義詞組、復音詞等更是如此。加之操作方法各異、專書字數(shù)有別等因素，做到“窮盡”的難度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論衡》一書的語料判定，決定了作者對《論衡》一書做窮盡式史料梳理的可能性。《論衡》詞匯在共時的平面上是一個完整的、穩(wěn)定的、封閉的結(jié)構(gòu)組織，這就為作者所采用的窮盡式的語料統(tǒng)計提供了可能。作者盡力做到“窮盡”，窮盡式地歸納出《論衡》中的同義詞、反義詞、復音詞以及相關(guān)的新詞新義。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充分肯定的。今后我們在研究中應大力提倡窮盡式的全面分析，防止片面性。這也是目前漢語詞匯研究較為迫切的任務之一。

　　3從寬的歸納標準

　　以本書同義詞研究為例，此書在研究《論衡》同義詞時遵循的是從寬原則。具體做法是，只要兩個或某幾個詞在《論衡》中在某個義項上具有同義關(guān)系，就將它們歸納為一個同義詞組。至于其間的同義關(guān)系在王充時代是否普遍存在則需要與同時代的其他作品比較方能看出。這不是從事專書研究所能完成的任務。采取從寬的歸納標準既能保證保留有價值的部分，又與全面研究相輔相成。這種思路對專書詞匯研究是有益的。

　　4共時與歷時相結(jié)合、古今通觀的研究方法

　　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問世標志著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的誕生。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的一個重要理論支點，即在于強調(diào)語言系統(tǒng)是一個自足的表意功能系統(tǒng)，強調(diào)語言是在共時的平面才是有意義的，這對于認識語言的本質(zhì)確實是很有意義的。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tǒng)，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和線條性，這等于說，語言只有在語言符號的組合中才能表現(xiàn)出它的意義，單個的符號是不嚴謹呈現(xiàn)出它的意義的。或者說，語言符號的所有意義只有在語言的組合鏈條中才能呈現(xiàn)出來。這樣，就催生了描寫語言學。描寫語言學的特點即在于特別強調(diào)語言的共時描寫，而對于語言的歷時發(fā)展卻不屑顧及，認為歷時因素在語言的共時表達系統(tǒng)中是沒有位置的。

　　語言研究表明，僅僅強調(diào)語言的共時表達系統(tǒng)，不顧及語言的歷時研究，對于科學地、全面地研究一種語言是不行的，因為語言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過程，語言的表達系統(tǒng)是各種語言單位以及語言表義格式經(jīng)過歷時發(fā)展演變逐漸形成的。如果要全面而深刻地認識一種語言現(xiàn)象，就要既能全面地描寫一種語言現(xiàn)象，還要能從功能的角度來說明這種語言現(xiàn)象的形成與發(fā)展，對這些語言現(xiàn)象做出合理闡釋。共時平面的語言現(xiàn)象不是單純的，其中既有歷時語言因素的積累，在共時平面上起作用，又有在作者所要研究的當代共時平面中新生的語言現(xiàn)象。只有在歷時演變與共時描寫相結(jié)合的研究中，才可能反映當時語言現(xiàn)象的全貌。本書作者很好地在書中體現(xiàn)了這一點，如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完全是一種共時平面的描寫研究，在第四章中專門論說《論衡》中的新詞新義，這種共時平面和歷時演變相結(jié)合的研究是有著對語言研究的科學理論認識作為支撐的。再如此書的反義詞研究，作者不滿足于對《論衡》中的單音節(jié)反義詞做孤立的、靜態(tài)的描寫，還將其與《左傳》《顏氏家訓》中的單音節(jié)反義詞做定量統(tǒng)計并分析比較，得到三部文獻都使用的單音節(jié)反義詞并對常用反義詞演變趨勢做了簡要說明，把專書反義詞研究納入詞匯史和語言史范疇，為漢語詞匯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一個理想的專書詞匯研究，也不應固守于靜態(tài)描寫，應具有系統(tǒng)觀念和史的觀念，將專書詞匯研究納入到整個詞匯系統(tǒng)和詞匯史研究的軌跡中去，此書作者敏銳地察覺到這一點并付諸實踐。

　　四、周密、嚴整的理論框架

　　我們注意到，此書一個最大的也是貫徹始終的特點便是在對《論衡》各專題詞語進行研究時，并沒有急于對詞語進行描繪與論述，而是首先進行理論方法上的探索，主要是對已有理論的反思，相關(guān)判定標準的確立以及有關(guān)詞匯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機制進行探討。如在進行復音詞研究時首先關(guān)注的是復音詞確定的標準，在綜合各家學者意見的基礎上，提出針對專書詞匯研究復音詞判定應以意義為主的標準，進而指出：“幾個成分組合后，組合體的意義不是幾個成分的意義的簡單相加，而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單一的意義，這個組合就是復音詞。”[6]（P20）但應該指出，這種判定標準并沒有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并不能無一例外地將復音詞科學地鑒定出來。究其根源是同漢語詞匯發(fā)展的總趨勢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漢語詞匯從上古向中古演進，復音化速度加快且是基本規(guī)律。從歷時的角度看，利用詞素組合的復音詞從兩個詞素合成詞組再凝固成一個復音詞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有時在書面文獻中是找不到任何痕跡的。因此，“對每一個具體的詞來說，這個漸進的過程何時完成不太好判斷”[7]（P229）。不過，這恰恰體現(xiàn)了作者治學的精神和態(tài)度。除了借助相關(guān)理論、總結(jié)梳理前人的觀點，更多的是進一步加強理論的思考。在參考借鑒前人的理論觀點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到研究對象、研究材料等不同因素，提出相對科學的符合研究實情的理論框架。這也正與從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思維方法和研究方法相契合。

　　再如作者在舊著《〈論衡〉同義詞研究》的基礎上做了更為深入細致的分析與研究。在第一章中專門設立了《論衡》字序?qū)Q的同義詞等章節(jié)。這在漢語詞匯史研究中獨具特色。雖然對這些語言現(xiàn)象人們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作者將這些語言現(xiàn)象歸納整理，重新做出解釋是很有啟發(fā)意義的。一般人們認為，先秦漢語詞匯發(fā)展到漢代，都有一個同義詞連用，逐漸凝固成詞，從而有一個由短語凝固成一個詞的過程。王力先生在《古代漢語》上冊中說：“漢語大部分的雙音詞都是經(jīng)過同義詞臨時組合的階段的。這就是說，在最初的時候，只是兩個同義詞的并列，還沒有凝固成一個整體、一個單詞。”[8]（P89）“最初某些同義詞的組合沒有固定的形式，幾個同義詞可以自由組合，甚至可以顛倒。”[8]（P89）這似乎是說，如果兩個語素可以顛倒，就還沒有凝固成一個詞。但接著又說：“今天我們讀古書的時候，應該把這些詞當作復音詞來解釋，這樣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概念。”[8]（P89）本書作者認為這些詞語是詞，理由很充分。首先，從歷史上看，“同素異序詞在西周時期已經(jīng)產(chǎn)生，先秦諸子中也存在一批同素異序詞”[9]（P34-35）。這是從語言發(fā)展的歷時角度來進行說明。其次，作者認為：“考察同素異序詞現(xiàn)象應從專書或斷代開始。”[9]（P35）作者在考察《論衡》一些異序同義詞之后說：“上述同素異序復合詞，我們認為都是詞，是因為它們在同一篇文章中甚至一句話中可自由運用，是能夠獨立運用的最小的語言單位。”[9]（P37）“這些詞的出現(xiàn)是語用因素起關(guān)鍵作用，字序?qū)Q以適應不同的語境，表達不同的意味和情感。”[9]（P37）這是從語言的共時角度考察所得出的結(jié)論。最后，作者又能貫穿漢語詞匯的古今發(fā)展來說明問題。“我們對《論衡》的研究表明，凡是保留下來的大部分是在歷史上曾高頻出現(xiàn)過的，《論衡》同素異序同義詞在現(xiàn)代漢語中得發(fā)展演變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9]（P39）。這種對漢語專書詞匯貫穿古今、縱橫交錯的研究方法，使作者的結(jié)論建立在科學的理論框架內(nèi)。雖然探討的是一個具體的同素異序詞的判定問題，實際上反映的是作者注重理論的挖掘和探討。作者在相對周密、嚴整的理論框架下對《論衡》詞匯以及相關(guān)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與闡釋，自然可得出相對準確的結(jié)論。

　　五、結(jié)語

　　古漢語專書詞匯研究如何做才能達到理想的境界，我們并無成熟的想法。但科學的理論方法與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論衡〉詞匯研究》是做得比較好的，在古漢語專書詞匯研究中可稱佳作。我們期待有更多的古漢語專書詞匯研究的優(yōu)秀著作問世。

　　[參考文獻]

　　[1]周祖謨，等呂氏春秋詞典·序[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

　　[2]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王锳唐宋筆記語辭匯釋·前言[M]北京：中華書局，2001

　　[4]董志翹漫談漢語史論文寫作[C]//馬景侖科研論文閱讀與寫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5]劉叔新漢語描寫詞匯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6]徐正考《論衡》同義詞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7]華振紅《洛陽伽藍記》詞匯研究[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8]王力古代漢語：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7

　　[9]徐正考，等《論衡》詞匯研究[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