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漢到隋唐文化的五個方面論文
中國文化，從秦到唐的約一千年間，是古代社會的前期，可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秦漢為一段，是大一統的形成期，在容納百家的基礎上，形成了以朝廷為核心的大一統的宇宙觀、天下觀、倫理觀、文藝觀。魏晉南北朝為一段，既是民族大沖突與大融合的時期，又是中國藝術形成自己的體系的時期，還是道教的形成期和佛教的定型期。隋唐為一段，文學藝術達到頂峰，三教并存各顯輝煌。隋唐文化成為當時世界最強盛、最具有開放心態的文化。
一、價值體系的建立
秦王一統，漢承秦制，在容納百家的基礎上，建立了與大一統相一致的價值體系。這一價值體系在魏晉六朝和隋唐繼續發展、豐富、完善，主要體現為：氣陰陽五行的宇宙觀，夷夏五方的天下觀，以儒家倫理為主體、以道釋觀念為補充的人生觀。
（一）氣陰陽五行的宇宙觀
先秦百家爭鳴中關于宇宙觀的思想，以氣論、陰陽論、五行說等為代表。這些思想從戰國時就開始被總結（如在《呂氏春秋》等著作里），演化到漢代，在《淮南子》《春秋繁露》《黃帝內經》等著作中，被綜合成一個統一體：一個氣、陰陽、五行的宇宙。②中國文化的宇宙是一個氣的宇宙，宇宙萬物，皆由氣生，物亡又復歸于宇宙之氣。這樣，中國文化中的事物，便由形與氣兩個部分組成，氣是根本。氣，具體來講，最基本地分為陰與陽。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日、君、父、男、夫、表……為陽，地、月、臣、子、女、婦、里……為陰。陰與陽是一種和合互補的關系；又是一種尊卑的等級關系，陽者為尊，陰者為卑；還是一種圓轉的關系，人為父而為陽，為臣而為陰。陰與陽不但是多層次的，而且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相互轉化。陰陽進一步展開為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行體現在一切方面，時間（春夏長夏秋冬）、空間（東南中西北）、色（青赤黃白黑）、聲（角微宮商羽）、味（酸苦甘辛咸）、情（怒喜思憂恐）、道德（仁禮信義智）……五行之間既相克又相生，形成一種既矛盾又和合的關系。五還可以展開為八、十二、二十四、六十四、七十二……總之展開為多。多又可以簡化為五、二、一。氣、陰陽、五行的宇宙論由漢代學者系統地建立起來之后，成為兩千年來中國思想的宇宙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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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一統，在對《尚書·禹》、《禮記·王制》的重寫重釋中，形成了夷夏五方的天下觀。華夏在天下之中的觀念，到秦漢具體化為由王朝實際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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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考古上的新石器時代（即文獻上的五帝時代）的滿天星斗始，中國文化就呈現出一個家國天下一體的觀念結構，經夏商周到春秋戰國到秦漢的演變，雖然有多種多樣的變化，但家國天下的基本結構依然保存并與時俱進。當秦漢一統達到鼎盛之時，對家國天下結構最為看重的儒家成為意識形態的中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學成為中國人理想的人生觀。修身即把個人與家國天下關聯起來進行思考和實踐，修身的目的在于齊家，在于形成一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合好之家。進而入仕治國，用仁義的心與行進行國家管理，忠君愛民，為政治的安定服務。進而，在處理中國與四夷的關系上，以文德服遠，按禮制朝貢，即達到華夷關系的和諧。
二、文學藝術的繁榮
秦漢的文藝主要由秦漢宮苑和兩漢大賦體現出來，其精神是“苞括宇宙”的時代“巨麗”。魏晉南北朝的文藝，主要由書法、園林、五言詩體現出來，其風韻是美艷玄遠的個人情懷。有唐一代，文藝達到了古代的高峰，萬紫千紅，李詩張書吳畫，杜詩韓文顏書，山水詩和水墨畫，代表了三種主要的美學類型。
（一）秦漢文藝的宇宙氣魄
秦漢大一統的精神，首先以宮苑建筑的形式體現出來。它具有三個方面的特點：一是空間尺度的巨大。秦在上林苑內筑朝富“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筑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閑。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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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時代，被稱為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時期。這里的.人，實際是指士人。在時代之亂中，士人重新J恩考自身在政治、社會、宇宙中的位置。文，代表整個藝術。中國藝術中的主要門類，五言詩、書法、繪畫、琴、園林，都是在這一時期表達士人的心靈的美感形式，成為具體的士人心靈和個性的藝術體現。漢末詩人用“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比’《古詩十九》。
三、宗教文化的形成
秦漢一統，對王朝、家族、天下的宗教結構進行了調整，基本上是以陰陽五行的內在結構，經緯的話語形式體現出來，是一個經學與神學合一的結構。兩漢之際，佛教傳入，到魏晉南北朝時，呈現出自身的面貌；道教也在本土的內在需要和佛教的外來刺激下產生并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并對本土的神學資源進行了新的整合。佛道二教在唐代得到了輝煌的發展，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ㄒ唬┣貪h的家國宗教
秦漢一統，在對原有天帝、祖先神、星辰神、山川神，以及生活中多樣神靈的現實尊重的基礎上，對之進行整理。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由秦開始由漢繼承的宗教中心（秦皇的雍和漢武的雍、云陽、汾陰）與政治中心（咸陽和長安）分離的狀況，在元帝到平帝時期發生變化，二者被統一到首都長安，奠定了以后歷代在首都南北郊建立天地祭祀場所，王朝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合二為一的格局。二是尊重朝廷祭天地、各家祭祖宗、各地拜祭具體的地方之神的格局，但又按照陰陽五行觀念和現實的需要進行重新調整。如雍所祭的天帝本為四方四帝，后改為東西南北中五帝；又如，云陽設有六所神祠，專門供奉少數民族神抵，其中三所與匈奴有關。據官方統計，漢武帝初年全國有各類神祠683所。可見神靈信仰是一個普遍的心理現實。三是主流思想通過經、緯、i的結構來調控和組織神靈思想。經，是理險化的儒家經典；緯，是用神靈觀念來解釋經，把二者調和起來；是在天命信仰氛圍里對未知現象作神學性的預言。兩漢經學是一個以神學（緯和）來補充經學（經），具有神學意味的經學；兩漢社會是以儒家倫理為主體而天地四方又充滿神靈的社會，這在漢代的建筑、漢畫、帛畫中有豐富的體現。
（二）佛教與道教的出現和發展
兩漢之際，佛教東來，最初被作為一個在中國神系框架內的西方神靈來定位。由于從迎葉摩騰與竺法蘭開始的佛教僧侶的不斷努力和由《四十二章經》開始的佛典翻譯的陸續出現，到魏晉南北朝時，佛教的本來面貌呈現出來。一是大量經典佛經的漢
�。ㄈ┳诮谭睒s與文化定位
佛教和道教在隋唐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佛教流派紛呈，如智開創的天臺宗、吉藏開創的三論宗、玄類為代表的慈恩宗、道宣為代表的律宗、法順為代表的道賢首宗、善無畏和金剛智為代表的密宗、神會和慧能為代表的禪宗。著名譯經家玄類等36人，譯有以《開元錄》（入藏目錄共收1 076部，5 048卷）為代表的多種佛經總集。道教因最高神老子與
四、禮文化的形成
秦漢一統，特別是在叔孫通漢初制禮和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王朝的禮制建筑日益完善。雖然漢末魏晉有名教與自然的論爭，但禮文化在南北朝的分治中也依然運行，這一禮文化的建設在唐代的《開元禮》中達到了體系的完整。
�。ㄒ唬﹥蓾h與禮文化思想核心的建立
禮文化的建設，秦王一統，漢承秦制加以完善。漢代禮文化的形成，體現在制度儀式上，如，與天地社翟相關的郊禮的體系化（天道），與祖先相關的廟禮的體系化以及家禮的體系化（親親），與帝王威儀相關的朝廷禮儀的體系化（尊尊）。但正如秦漢的政治中心與宗教中心的分離，歷經多代才回到與古代文獻所講的古代相合的二者的統一上來，秦漢的禮學結構，從《漢書》《后漢書》關于禮樂、郊祀、禮儀、祭祀諸篇可知，與文獻上所講的周禮的五禮結構不同，到東漢末年才回到五禮結構上來。對兩漢來說，禮文化的成就主要是體現在思想建設上，這就是董仲舒的爆爵秋繁露·基義》、班固的《白虎通義·三綱六紀》在繼承孔子等先秦儒家的“三正、三順”①的話語的基礎上結合漢代的大一統，提出的三綱五常理論。
三綱即在文化最重要的關系（即君臣、父子、夫婦）上確立尊卑等級關系，《禮緯·含文嘉》第一次將之表述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在極書·董仲舒傳》和《白虎通義。性情》中被明確地表述為：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成為禮文化的基本觀念。三綱，第一，強調家國同構；第二，強調家國同構的主體關系，班固所講的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是三綱的同質性擴大。五常是處理三綱六紀的倫理心理和禮儀法則。一方面，三綱有了五常，在等級性的尊尊上加上了親情型的心理；另一方面，五常支持三綱，親情又被納入了禮法的威嚴之中。從禮文化的角度來講五常，禮是核心，仁要求對禮所規定的要發自內心的親情之愛；義是為守禮而自為克制乃至犧牲，而對他人的不守禮予以打擊；信是對禮的信仰和誠信；智是用智慧的方式去對待和維護禮。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禮文化，對家國同構的大一統，進行了思想、倫理、制度上的規范，成為兩千年來制度儒學的主體。
（二）名教與自然
漢代確立了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禮文化，立志于將之“教化”于天爪“教化”成為漢代的關鍵詞。教化的核心在于正名，即在君臣、父子、夫女以及由之而擴展來的一切社會關系中進行正名分，定尊卑。即以名為教，因而漢末魏晉稱之為名巍“名教”成為漢末兩晉南北朝的關鍵詞。漢末亂世，綱常瓦解，經學失勢而玄學興起，在社會和思想的大變動之中，作為思想主流的玄學，開始了對禮文化本身的哲學
五、中外文化的激蕩與交流
秦漢以來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在古代中國的天下觀之中進行的。豐富的交流，是古代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也對世界史的演進具有很大的影響。中國和世界都在這一豐富的交流中取得了巨大的收獲。
�。ㄒ唬┮南奈宸教煜掠^的理論與現實
中國文化在先秦形成了夷夏五方的天下觀，然而在現實中，北方塞外之“夷”，卻有與東、西、南三方之夷不同的特性。從秦漢時代起，中原王朝就面臨著兩個大問題：一是北方的強胡，二是復雜的西域。先講北方強胡。在華夏的北面，地理（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和文化（長城）形成的邊界是一條基本線，把北方的游牧文化和南方的農耕文化區分開來�；d起之前，由西域而來的奇觀，以及后來由海上絲路而來的奇觀，對于中國人來說，都是在夷夏五方天下觀的框架中呈現的。然而，兩漢的通西域，卻因西域后面的本身的豐富，帶出了中國與世界第一次大交流。
（二）中外交流：物質與技術
兩漢時期，西漢王朝在西域擊敗匈奴，設立河西四郡和西域都護府時，陸上絲路己有南北兩道及若干支道，可南去身毒（印度），西去安息（伊朗高原），西北去奄蔡（咸海與里海之間）。魏晉南北朝，絲路的陸上路線又有增加，如新辟的北新道和河南道。隋代《西域圖記》描述了陸上絲路北、中、南三條主道：“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中國的海上絲路也自漢代就開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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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思想交流，從漢到唐，以佛教的東來為主流；但世界的其他宗教，如景教、襖教、摩尼教、伊斯蘭教也己進入中國，特別是給大唐盛世帶來了多種多樣的思想火花。襖教（在漢文獻上稱為襖教、拜火教、波斯教），是產生于波斯的著名宗教瑣羅亞斯特教傳到粟特之后的變體。至晚在西晉時期（公元3世紀末）傳入中土，其存在與活動情況在《晉書》概書》《隋書》中皆有記載，北朝專設過管理襖教的機構，唐代正式給此教用漢字命名為“襖”。長安城中有襖祠五處，洛陽至少有三處，敦煌、武威、張掖、太原、恒州、定州、營地等有襖教的活動。景教即基督教東方教派的聶斯脫利教，于貞觀九年（635年）正始傳入，由朝廷資助在長安建景寺，后在諸州各置景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講“法流十道，寺滿百城”，考之于唐代文獻，關內、隴右、劍南、河南、嶺南五道確有景寺或教徒活動。摩尼教是產生于波斯境內的宗教，在波斯的薩珊王朝被禁之后卻在東西方廣為傳播。其經典有歐亞大陸和北非的各種文字本。摩尼教在唐武則天時代傳入，后因信仰摩尼教的回鵲平定安史亂有功而使該教在中土進一步發展，大歷三年（768年）唐代宗為之在長安設寺，賜額“大云光明”，后又設大云光明寺于荊、揚、洪、越諸州，憲宗元和元年（807年）在洛陽、太原等地設寺。
在當時的世界，中國的天下觀是一個最具世界先進意義的天下觀，正是在這一天下觀中，漢唐盛世，開創了中外交流的輝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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