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梁啟超的新史學是文化史論文

　　梁啟超是20世紀中國著名的文化大師和史學巨擎。1929年，他歸隱道山，去今雖歷八十余載，但他所留下的史學遺產仍有認真梳理的必要。本文矚意于梁啟超“新史學”與文化史的關系問題。這一問題此前已有學者論及。神谷正男認為，梁啟超的史學前后兩期在史觀與方法上絕異，但都以文化史為主題。葛志毅認為，梁啟超心目中的歷史，乃是包括社會文化各方面內容的廣義文化史概念。石川禎浩的《梁啟超與文明的視點》.文著眼點并不在史學，但注意到梁啟超所受巴克爾文明史學的影響。鮑紹霖、王晴佳在論述中國現代新史學的淵源時，也述及梁啟超與歐日文明史學的聯系。鮑紹霖還明確指出:“梁的‘新史學’實在是文明或文化史學。’動鄒國義對梁啟超新史學所援用的文獻作了翔實考據，認為主要是源自日本的學原論文明史著作。總體看來，這些論著多側重于史源的考察，而從本體上對梁啟超文化史理論的研究較為薄弱，對于梁啟超如何理解和構建文化史缺乏專門性討論。

　　筆者以為，梁啟超“新史學”的主干是文化史。從20世紀初年的《中國史敘論》、鑄斤史學握U 20年代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濃其間有發展變化，也有矛盾沖突，但總體上是一個邏輯展開的過程。梁啟超所構建的“新史學”理論體系，從文化史角度看，它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廣大，以專門史為核心，以文化為歷史的決定性力量。梁啟超的文化史研究既體現了中國現代學術建設過程中由博到專、分工趨細的特點，又可看出文明史廣義文化史狹義文化史文化史觀之間的邏輯關聯。

　　文明史是一個廣闊無垠、難以劃界的歷史領域。它的內涵不斷變更，時至今日，仍在演變。20世紀初，梁啟超流亡日本，完成《中國史敘論》《慚史學》《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中國民族外競史》籌系列歷史著作，奠定“史界革命”巨子的地位。梁啟超的這些新史學著作主要源自日本明治以來文明史學的影響，學界已有專論。筆者在此主要是從義理、史觀上探察梁啟超文明史著的旨趣及其對于文化史的意義。

　　梁啟超的文明史學與他的文明論同氣連枝。作為引領潮流的思想家，1899年后，梁啟超對文明的理解陡轉深沉。短短數年間，他先后發表《淪中國人種之將來》、《自由書》、《國民十大元氣論》(-名《之明之精神》, 《可旁觀者文》、《中國積弱溯源論》、《卜不中德性相反相成義》, 《斤民說》, 《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E池理與文明之關系》等上百篇文章，這些文章涉及面極廣，就其核心而言，多是圍繞“文明”及其相關問題展開。《自由書》文明開化程度，分人類社會為‘`fir蠻之人”、“半開之人”、“文明之梁啟超的文化史研究集中在“第二期的著述時代”，也就是從1918年至他去世的這段時間。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曾明確區分史學為專門史與普遍史兩類:“今日所需之史，當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之兩途。專門史如法制史、文學史、哲學史、美術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心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他又提出“文化專史’，的概念。那么，在梁啟超的學術世界里，文化史屬于普遍史還是專門史?先看文化史與普遍史的關系。“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按照梁啟超的規劃，《中國歷史研究法》是他構想中的《中國文化史次內首卷，此書初版時，題名副署“中國文化史稿第一編”。從梁啟超所列《中學國史教本目錄》,《擬中國通史目錄》、源擬中國文化史目錄》、《中國文化史目錄))，⑥以及《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一章所列中國史之重要項目、《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關于中國全部文化的構想看，研究對象基本一致，文化史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諸部門。用今人的眼光看來，梁啟超的普遍史，似乎就是“廣義的文化史”。不過，歷史地看，梁啟超所理解的文化史與今人從唯物史觀出發所理解的文化史有異。梁啟超的文化史除具有Universal H istory與G en-era1H istory的一些特性外，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觀念在其史學中帶有普遍性、一般性法則的意義。

　　在梁啟超的史學世界里，既以文化史為普遍史，又把文化史歸入專史范疇。較之于《中國歷史研究法》說明普遍史如何做法，短短幾年后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已然把文化的專史作為演講重點。他說:文物專史是專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政教典章、社會生活、學術文化種種情況。’他把文化分為廣、狹二義，尤其強調狹義文化的意義:人所以能組織社會，所以能自別于禽獸，就是因為有精神的生活，或叫狹義的文化。文化這個名詞有廣義、狹義二種，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狹義的僅指語言、文字、宗教、文學、美術、科學、史學、哲學而言。狹義的文化尤其是人生活動的要項。’心《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的“文物專史’，實即廣義的文化史，而“實化專史”則源自狹義的文化概念。文化史由普遍到專門，其間的歷史變化與邏輯關系值得關注。

　　20年代，梁啟超史學思想的變化一方面受外國史家與史究歷史而已，只是為學術而作工夫，所謂實事求是是也，從無發揚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心顧領剛也說:“我們看國學是中國的歷史，是科學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學方法去駕馭中國歷史的材料，不是要做成國粹論者。’心他們視國故為材料而不是主義。傅斯年說得更為直白:“國故的研究是學術上的事，不是文學上的事;國故是材料，不是主義。心梁啟超也主張用科學方法研究歷史，但與胡適等人有很大不同。他提出《治國學的兩條大路》:第一條大路，便是近人所講的“整理國故”;而治國學最特出之點，仍不在“整理國故”，其學為何?即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人生哲學，也就是第二條大路。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在論述中國史學傳統時，專門列出“史與道”的關系，強調指出:“這種以史明道的學術之發達及變遷，為研究中國史學史所不可不注重之點，在外國是沒有的。’心梁啟超對中國文化史所表現出的敬重，是胡適等人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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