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語文發展史上教育心理學與語文教育的結合歷程論文
教育心理學發展為一門獨立學科以來，又開始與其他學科相結合，其與語文學科的結合便產生了語文教育心理學。在我國，教育心理學與語文學科的初步結合以來，實現真正意義的完全結合，經歷了漫長的歷程。本文擬就我國百年語文發展史上兩個學科結合歷程作一番梳理。
國際上，教育心理學經歷了蘇格拉底的理論準備階段、赫爾巴特的理論豐富階段和桑代克的理論完善階段，遲至十九世紀才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它交叉學科的性質仍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與生俱來地需要承擔教育學與心理學的雙重任務。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它所研究的內容——研究教育教學過程中的各類心理現象及其表征，進一步探討形成群體道德行為的心理特點，并揭示該過程中被教育者學習和掌握知識技能的'一般規律。其性質和研究內容共同決定了它不可能單獨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與其他具體的基礎學科相結合。于是在這種背景下，國際社會首先誕生了“以研究語文教育領域中的各種心理現象、特點和規律，探索語文教育與學生心理發展的相互關系為目的的，并為語文教育改革提供科學依據” [1]的語文教育心理學學科。
教育心理學與語文教育在我國的結合過程，比國際社會的要更為漫長。大約與蘇格拉底同時期的孔子也有許多關于教育的理論，然而這些零星的理論始終未能發展為系統的學科。由于戰亂等因素，國際社會語文教育心理學學科的成立，一開始也未對我國產生多少影響。直到20世紀初，國人掀起學習西方的熱潮，教育心理學才以舶來品的身份出現在專業人士的視野中，并逐步被他們運用到語文教育領域。“始于20世紀初劉廷芳的漢字學習心理實驗”[2]，到1982年朱作仁《語文教育心理學》的出版，才真正實現了兩門學科的完全結合。此后，我國語文教育心理學不論是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邁入了“快車道”。
受美國行為主義心理學和實證主義哲學思潮的影響，在20世紀20年代初劉廷芳以漢字學習的心理實驗“開啟了心理學實驗進入語文學科的歷程”[2]，他的博士論文《學漢語之心理學》是其實驗的產物，說明了心理學與語文教育結合的可能性。這一時期，陳禮江與沈有乾也相繼從事于漢字學習的實驗研究，其中的艾偉自1925年美國留學歸來后，更是長期研究中小學學科尤其是語文學科的心理。這些實驗研究為之后的理論專著問世開辟了道路。姜建邦的《識字心理》(1948年)是產生較早的理論著作，它被譽為“漢字教育發展史上從科學心理學角度作研究的首本成果”;艾偉也相繼于1948年和1949年出版了《閱讀心理·國語問題》、《閱讀心理·漢語問題》，兩本著作的問世標志著語文教育心理學的誕生，“實現了教育心理學與語文教育的第一次真正結合”[3]。
新中國成立后，心理學實驗運用于語文教育研究日益增多，以曹日昌、曹傳詠等中科院心理學工作者在漢字字形的辨認以及文言文與白話文的識記方面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討。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初語文教育心理學的理論研究也有了重大突破，1980年問世的潘菽主編的《教育心理學》，特別開辟專門章節“語文教學的心理問題”，闡發在師生心理互動條件下的語文教學的特殊心理規律，這意味著教育心理學與語文教育的結合開始走上正軌。到1982年朱作仁的《語文教育心理學》出版，“標志著心理學理論與語文教學實踐的自覺結合”[3]，至此，實現了兩個學科的真正結合。周慶元在1999年出版的《中學語文教育心理學研究》，則是將語文教育心理學的理論體系推向更深入層次。
20世紀90年代以后，特別是新世紀以來，理論研究方面又有了新的特征。不僅是專家學者，越來越多的普通教學工作者也開始重視教育心理學在語文教育中的研究，各種《語文教育心理學》雜志層出不窮，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態勢。教育心理學與語文教育的結合走向微觀層面，不斷實現著學科的縱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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