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心理距離理論的語碼轉換動因解析論文

　　語碼轉換指交際過程中，在同一段談話中使用兩種或更多語言變體的現象(Myers-Scotton，1988∶157)。Verschueren(1999) 將語碼轉換視為一種順應性的自然語言形式和語言交際策略，是交際者基于不同的動因而進行的語言選擇。概括地說，語碼轉換動因可分為兩大類，基于言語情景的社會動因和基于個人因素的心理動因(Gumperz，1972∶424-426，Myers-Scotton，1988∶180)。眾多研究者沿著這兩大線索，采用靜態研究的方法對語碼轉換動因加以探索和分類。本文將嘗試基于心理距離學說的相關理論，以一種動靜態相結合的視角對語碼轉換動因加以分析。

　　一、心理距離學說相關理論

　　“心理距離”(Psychical Distance) 這一概念由瑞士心理語言學家Edward Bullough提出，起初是作為美學領域一種解釋美感的原理。Bullough認為，美感的產生，來自觀賞者主觀感知與藝術品之間的心理距離(Bullough，1912∶95)。所謂心理距離，是指社會交流強度的度量標準，是設喻者對本體懷有的善意或惡意的感情，通俗地講，就是心理上感覺對象和自身關系的遠近(吳春相，金基石，2008∶63)。具體到語言交際研究中，心理距離就是交際者與交際對象關系的遠近親疏。交際者可從多種角度對同一事物進行闡述，受雙方不同的心理距離影響，交際者會運用不同的言語進行交際，交際對象則在不同言語的指引下，與交際者共同構建一個心理空間，并最終完成交際(柳玉剛，2007∶173)。心理學認為，人類最基本的情感是“愛”與“恨”，因此可以將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情感作為心理距離的兩極，同時在二者中間增加一個稱為“中性”的情感臨界狀態，以此將心理距離通過可認知的度量呈現，具體如下：在語言交際中，通常我們只考察正向的心理距離，即“中性”到“愛”的度量，而不考慮負向的心理距離。因此，交際中的心理距離最遠為中性，交際雙方接近于陌生人的狀態，而最近為愛，交際雙方一般為親人或摯友。吳春相與金基石(2008∶64)認為，影響交際中的心理距離的因素有多種，概括地說可從社會關系和交際雙方人數兩個角度加以梳理。社會關系屬于客觀實在，社會關系遠近不同，投射到心理層面，導致心理距離的不同;針對交際人數，一般來說，在其他條件(如時間、地點)一致的情況下，交際者面對單一交際對象時，心理距離最近，隨著交際對象數量增多，心理距離拉大。雖然我們無法量化面對不同數量的交際對象時，交際雙方的心理距離的具體數值，但可以把握一個總體趨勢，即交際對象越少，心理距離越近，反之則越遠。從上述心理距離的度量和影響因素來看，心理距離既具有相對靜止的特性，又保持著動態的變化趨勢。這一變化既與客觀影響因素有關，又與交際者的主觀心理因素相關聯。因此，對于心理距離與語碼轉換使用動因之間的關系，需要我們從動靜態兩種影響進行研究。

　　二、靜態視角下心理距離對語碼轉換使用動因的影響

　　語碼轉換的動因研究一直是語碼轉換研究范疇內的一項重要課題，許多研究者發現，交際者在使用語碼轉換時，往往帶有明確的動機性或目的性。以筆者學習生活過的遼寧大連旅順大學城為例，這里云集著來自多國、操多種語言的外國留學生及外籍教師，使旅順大學城成為一個多語環境。觀察發現，以大學城內法語母語人群為例，他們在與其他母語的人群交際時，會頻繁使用語碼轉換現象。筆者對該人群的交際實錄進行采集，下文分析中選用的例子均來自此部分交際實錄。

　　這種語碼轉換現象頻發的狀態究其原因，與所處的多語交際環境密不可分，換言之，與該多語環境下的多種語境因素密切相關。根據Verschueren(1999)的分析，語境因素可劃分為語言現實、社會規約和心理因素三類。從交際者的心理距離角度而言，語言現實和社會規約兩種因素，營造了一種相對穩定的心理距離，心理因素則導致心理距離具有變化趨勢。因此我們首先從靜態視角，看前兩種因素對語碼轉換動因帶來的影響。

　　(一) 基于語言現實的心理距離差異對語碼轉換動因的影響

　　語碼轉換是一種語言現象，語言現實與語碼轉換的使用動因密不可分。在旅順大學城這樣一個多語環境，交際者面對的交際對象從語言劃分可分為兩大類：同母語者和非同母語者。從心理距離的度量來說，顯然與同母語者的心理距離更近，與非同母語者相對較遠。交際者與非同母語者雖然心理距離較遠，但基于禮貌原則的考量，雙方語言正式、交談中互相敬重(何自然，冉永平，2009∶92)，為了維護對方的面子，交際者會盡可能采用最準確、最清晰的表達方式。受語言和文化差異影響，與非同母語者交際時往往會遇到詞匯、術語、文化內容等不便用另一種語言表述之處，此時往往需要使用語碼轉換，目的是確保表述準確、清晰。

　　例如：

　　例(1)：FR①：Ok...vingtminutes…point…fr…twentyminutes，point，fr... it’s aFrenchwebsite，it’s forFrenchnews，ok?例(1)中法國外教使用法語陳述了一個網址，由于面對的交際對象是法語的初學者，擔心造成語義不清，使用英語對該網址進行了更為準確、清晰的陳述，以期消除語義模糊，保證作為交際對象的中國學生能理解話語的語義。按照常理，與非同母語者交際出現語碼轉換是由于語言差異，那么與同母語者交際不存在語言差異問題，是不是語碼轉換現象很少出現呢?其實不然，筆者發現，即便是相同母語的交際雙方，也會出現為數不少的語碼轉換現象。同母語人群，心理距離比較貼近，不需要嚴格遵循禮貌原則，而是以交際效果、省時省力等原則為主。

　　例如：

　　例(2)FR1：Je suis très occupée…Workshop demain…et lasemaine prochaine…l’examen de 書法…FR2：Super!T’es fort quand même!FR1 在與同胞FR2交談時主要使用了母語法語，但當涉及“workshop”、“書法”等專門詞匯時，說話人直接使用原詞敘述，一來使敘述更為省力，二來也不會因為解釋不清給對方造成歧義，既保證了交際效果，也貫徹了省力原則。由此看出，語言現實并非語碼轉換發生的充要條件，交際雙方無論母語相同與否，都可能發生語碼轉換現象。但不同語言現實帶來的語碼轉換具體動因顯然不同，母語相同與否，使交際雙方心理距離差異明顯：相同母語者心理距離較近，遵循省力原則和合作原則中的量準則;不同母語者心理距離較遠，為使交際順利完成，往往違背量準則，卻恰恰是對交際中禮貌原則的順應。

　　(二) 基于社會規約的心理距離差異對語碼轉換動因的影響

　　社會規約包括交際雙方各自的社會身份帶來的規約、雙方所處場合的規約等交際各方面的規約，Halliday(1997∶32)認為，語言是社會行為，因此可以被看成是一種“行為潛勢”(behavior potential)。但這一潛勢不能不受制約，它受制于人們“共同接受的行為規則”，即社會規則。這一社會規則影響著交際雙方的社會關系，同時也影響著雙方的心理距離。根據社會規約的兩個方面，即社會身份和交際場合，我們對旅順大學城的法語母語人群進行分析，其身份主要呈現出三種狀態：教師、學生和友人，所處的交際場合同樣分為三類：課堂場合、日常活動場合(指最自由放松的課外活動，如朋友聚會、咖啡館閑聊等)和有組織的活動場合(指有明確主題或規則的'課外活動，如參加法語角、擔任法語演講比賽的評委等)。法語母語人群的不同身份和其所處的不同交際場合呈現出對應狀態。如教師和學生身份主要對應課堂場合，而友人身份對應兩種課外活動場合。

　　從心理距離的大小來看，教師與學生都需要遵循課堂規約，而友人身份對應了全部兩種課外交際場合，因此心理距離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不同類型的交際場合。課堂場合的心理距離趨近于中性，受規約的影響最大，日常活動場合最為放松，心理距離趨近于“愛”，受規約影響最小，有組織的活動場合居于其他兩種場合之間。我們可以用心理距離的度量圖示直觀反映這一情況：由此可見，不同的交際場合有著不同的規約，同時也帶來了交際雙方不同的心理距離，按照心理上的親疏關系，可將語碼轉換分為“親密型”和“象征型”(趙一農，2012∶83-84)。前者更多是跟心理距離較近的“圈內成員”，即關系親密的交際對象交談時使用，這種語碼轉換出現時，話語十分流暢，兩種語言的融合程度較高，使用語碼轉換的動因完全是為了保證交際的順暢完成。

　　三、動態視角下心理距離對語碼轉換

　　使用動因的影響上文提到，心理因素可導致心理距離具有變化趨勢。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交際中的說話者存在著改變與受話者關系的趨勢和意圖，交際者會通過包括語碼轉換在內的某些手段，試圖拉近或疏遠與交際對象的心理距離。據此，Giles與Smith(1979)提出了“言語順應理論”(Accommodation Theory)，并將人們在交談過程中通過語碼轉換親近對方或疏遠對方的現象稱為“語言靠攏”(Convergence)和“語言偏離”(Divergence)，前者目的在于拉近雙方的心理距離，而后者試圖拉大心理距離。

　　語言靠攏又稱“語言趨同”，反映的是贊同或討好受話者的心理，試圖縮小交際雙方心理距離。說話者的趨同心理越強烈，使用的語言向雙方靠攏的傾向性越強。在旅順大學城法語母語者的交際中，基于語言靠攏這一心理因素，有兩種具體的心理動機。一方面，法語母語者在不流行他的母語的社會環境中，強烈地感受到要用自己的母語法語進行交流。Py(1997∶495-498)表示，使用某一語言的社會集團對自己的母語都有強烈的感情，尤其是在母語并不流行的社會環境中，當兩個擁有同樣母語的人相遇，會表現出強烈地使用母語進行交際的意愿，以此急切地拉近雙方的心理距離。受此影響，該語言集團的成員即便掌握其他語言，也認為只有母語才能表達情感或真實意圖。

　　例如：

　　例(4)XT1：OK，look!It’s easy!FR1：Let me…FR1：Non!Non!C’est…Ican’t，Ijustcan’t…Pierre，tupeux?FR2：Non，merci…例(4)中FR1在與母語非法語的XT1交流時使用英語，而與母語同為法語的FR2交流時則選擇了法語，FR1也使用法語回應，可見，即便是在與其他人交際過程中，如果涉及母語同為法語的兩個人之間的交際，通常也會選擇母語法語進行交際。另一方面，在特定的交際環境中，交際者可向交際對象的語碼靠攏，表示自己的親合(affiliation)，在兩人之間建立共聚量(solidarity)，拉近心理距離，以此減少在達到目的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礙(Py，1997∶499)。

　　例如：

　　例(5)：XT2：我來晚了，累死我了!XT1：我們也剛坐下沒一會兒。FR：你好!XT2：你好!啊不是，那個……Bonsoir，mademoiselle...Jem’appelleSophie...etjesuistrèscontentedefairevotreconnaissance.FR：Bonsoir et enchantée!例(5)中FR根據交際對象XT2的語言選擇，先后使用中文和法語進行交際，向聽話者的語言靠攏，同時由于XT2是中途加入交際，對其語言選擇進行順應性趨同，也有利于減少交際中的障礙，使交際順利推進。語言偏離的內部動因源于說話者的臨場心理，即臨時改變雙方固有心理距離的趨勢，每次說話者做出語碼轉換的選擇，都可以看作是一次偏離(Py，1997∶501)。偏離可以使談話雙方的心理距離拉近，也可以使之疏遠。基于此，前一種語碼轉換被稱為趨近偏離，后一種則被稱為增距偏離。例如在市場上，賣貨一方在向說不同方言的顧客進行推銷時，對自己習慣的語言進行偏離，是為了討好顧客，以拉近雙方的距離，既保證交際的完成，也希望能保證交易的完成。從顧客方面來說，選擇與銷售方相同的語言，有時是為了掃除交流中的障礙和隔閡，使交際得以順利實現，便于進行討價還價等交易過程中的行動。在旅順大學城，法語母語者需要面對與其他母語群體進行交際的情形，為了保證交際的順利進行，法語母語群體需要改變原有的語言選擇，做出趨近偏離。以上我們從動態視角出發，對心理距離改變趨勢影響下的語碼轉換使用動因進行了分析，可以看出，心理距離的改變趨勢是交際者主觀上做出的，通過使用語碼轉換途徑對于交際雙方的關系進行調節。此時，心理距離的改變成為語碼轉換使用的目的。

　　四、結語

　　通過將心理距離學說的基本理論與語碼轉換的動因研究結合，我們發現交際中雙方的心理距離由于語言、社會等因素呈現不同的度量，這也成為語碼轉換使用動因多樣化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另一方面，交際者在交際中通常伴有改變固有心理距離的趨勢和意圖，其改變心理距離的手段就包括語碼轉換。因此，心理距離和語碼轉換的使用可謂互有影響，心理距離可以導致語碼轉換使用動因的多樣性，同時心理距離的改變也會成為語碼轉換的動因。需要說明的是，對選取研究對象為旅順大學城法語母語人群，研究素材為其交際實錄的錄音，無法有效把握交際對象數量帶來的影響，本文并未涉及這一因素，這也是我們下一步的研究任務。于影響心理距離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交際對象數量，鑒于本文選取研究對象為旅順大學城法語母語人群，研究素材為其交際實錄的錄音，無法有效把握交際對象數量帶來的影響，本文并未涉及這一因素，這也是我們下一步的研究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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