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內地電影的發展關系探討論文
內地電影與香港電影的融合與發展,共同構成中國電影的存在。兩地電影的血脈會通,成為打造中國電影文化及電影品牌、解決當下以至未來電影發展存在問題的基礎和根據。兩地電影的對話與融合,是構成中國電影合作與發展的一種可行的普遍有效方式。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在審美趣味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體現在語言、地域、趣味與價值選擇中。但是,香港電影包含著對電影活動及規律的獨特理解及視角,更包含著中國人對自身審美趣味和文化意識的概括、把握和思考。
無論是相同還是相異。香港電影在一定程度上與內地電影是互補的。因此,近十年來香港電影進入內地,與內地電影融合、互滲與發展,既有兩地電影血脈會通相印證的一面,又有對中國內地電影進行補充的一面,更有對中國電影的啟示、推動發展的一面。通過這樣的交流、融合,香港電影能夠鼓勵中國內地電影人進一步把電影作為職業,使電影有一個好的成長空間和發展環境。同時,對香港電影在當下發展存在的困頓、困惑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向,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
香港電影和中國內地電影,都源于一條深邃的河流,這便是同祖、同源的文化的傳統。這種傳統的共生與同源性,成為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對話與雜糅的基礎。我們都知道,嚴格意義上說,在50年代之前,香港電影不叫香港電影,而稱之為“粵語片”“粵電影”或“華南電影”。那么,第一部有聲粵語電影是哪一部呢?是1933年在上海拍攝的《白金龍》,由粵劇名家薛覺先編劇,湯曉丹導演,薛覺先和唐雪卿主演,由于集中兩地三方的資源和人才,影片才能出奇制勝,取得了包括上海、香港、廣州、東南亞等地的票房佳績。
另外,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周星馳的電影,可能會發現他其實是在重拍過去的影片,可能是重拍四五十年代馬師曾的電影。而馬師曾的影片,又可能是從他的粵劇舞臺劇改編而來的,而他們的粵劇,又源于京劇!再比如香港以文藝片著稱的前輩導演李晨風,就曾改編拍攝過《春》、《憩園》和《寒夜》,也改編過曹禺的《日出》,還改編過茅盾的《虹》、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和張恨水的《啼笑姻緣》。現代中國文學、通俗文學、通俗文化傳統,成為香港電影不能割斷的歷史文化臍帶。由此看來,電影也是一種文物,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需要考古學意義上的跟蹤辨析,進行還原研究,這樣才能貫通歷史的理解融合以期創新。 香港電影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有過最為輝煌的時期。
但是到90年代中期,香港電影的發展陷入困頓。香港的一些電影人對內地電影審查制度也有不少擔心,香港電影出現萎縮。香港電影過去出現繁榮,與其特定的民間性、娛樂性的追求,迎合一般市井大眾的趣味有很密切的關系。那種富于民間色彩、注重娛樂性的喜劇、鬧劇電影,注重斗勇、斗狠、宣揚民族主義氣節的功夫電影,成為一種傳奇和文化符號,成為一種民間意識形態,貫穿其中的是一種主流的意識、一種主流的心態。但是,到了回歸之后,交流、互融的大門打開,這種主流心態、主流意識邊緣化了。在經過一段迷茫期之后,香港電影人努力在兩地對話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一些香港影片到內地取景,一些香港影片靠內地市場獲取票房。兩地電影開始了新的飛躍性的合作。CEPA協議(“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的簽署,把電影也納入幫助香港經濟復蘇、實現兩地共同發展的舉措當中。由此,香港電影可以與國產電影享受同等待遇,原來很嚴格的一比一合拍片比例開始放寬,允許有香港內地兩個電影版本,純港產電影不占進口片配額,不再作為進口片進入內地電影市場,同時,香港電影可以到內地投資、拍攝,港資可以成立公司,可以在內地建電影院等。經過這幾年的發展,香港在經濟上對內地依賴加深,香港人的'心態也發生了微妙變化。香港電影業者意識到,香港與內地,電影的關系最為密切,控源溯流,在電影文化中,在電影這個行業中我們有著共同的基礎、共同的血脈、共同的利益。可以講,正是香港電影把較為成熟的工業化拍攝模式帶入內地。兩地的資源和人力,兩地文化的同祖、同源性,為合拍片帶來了新的生機,合拍片的票房取得了創紀錄的成功,是不無緣由的。
薩義德說:“指定出‘開始’是為了指出、澄清或定義一個后來的時間、地方或行動。簡言之,指定出‘開始’通常也包括了指定一個后來的意圖。……我們看見‘開始’是一個完成或過程(在時間、空間或行動上)的第一點,而這個完成或過程具有延續及意義。因此,‘開始’是意圖產生意義的第一步。”(P7) 電影的融合與發展代表信息、思想、技術的交流,更是文化選擇與經典品質的創造性遇合,這已經漸漸變成人們的一種潛意識,變成電影的礦苗或元素,變成電影人工作、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了解、對話、會通與融合,對于中國電影的豐富與探索,肯定具有充分的推動作用。
1936年,南京政府的中央電影檢查會提出,中央政府為配合國語運動的推行,要廢除方言電影,包括粵語片、潮語片、廈語片等,都不允許拍攝和發行。這是大中華的一統觀念在發酵、產生作用。在反對拍粵語片這樣的方言片的同時又以正統的觀念格式去想象一種與文化同構的思想與“主義”。禁拍令后雖因抗戰情勢有了緩解與管制的松弛,但國族主義的文化訊息與意識,還是在香港影人思想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跡。到抗戰時期,左右陣營的電影人都來香港拍攝國防影片,香港電影界所拍攝的標為國防影片的達60余部!在戰爭中,人們超越了意識形態,去自由地表現與思考自己的角色與文化。早期香港電影人的思想狀態,在這種非常的時期,顯現出國族主義傾向與根性。雖然香港電影中表現了對祖國及中國傳統文化有敬意,但是,香港人的本位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亦十分強烈。這是需要承認的。
相對于中國內地電影,香港電影一方面是“文化的局外人”,另一方面又是國族主義的共同想象者、參與者,是中國電影的國際性知名符號;香港電影的成形,最重要的一個基本點就是中華民族的情懷。相對于香港電影,內地電影一方面有一種疏離感,將其完全拋在腦后,并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又覺察到要以不同的方式來組織。電影生產的存在問題,并沒有特定意識與自覺。內地電影和香港電影縱橫糾葛,香港電影“很中國式的結構”,意義非比尋常,對于整個中國電影來說不是抽象,而是特殊的經驗和生命的形式,具有同源感、具體感和形塑感。香港電影的敘事,源于早期中國電影經驗,然而卻是一種特別的敘事與想象,是世俗的、探索自己的外在處境及內心世界的人為的寫真與檢驗。
中國的電影水平要提高。十年前,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的地位不高,一直到現在,我們中國電影人仍總覺得自己的電影不如外國電影。我們要把這種心理改過來。我們往往會說每年拍二百多、三百多部,甚至四百部電影,但其中絕大多數上不了院線,進不了觀眾市場,幾乎是不賺錢的。但是,大家是否知道,“好萊塢拍攝的每10部電影中,其實只有1部能夠在電影院上映后收回投資。即使通過家庭錄影帶或電視播放,也只有4部能做到收支平衡。”(P6) 我們的電影作品可以做得有自己的民族特點,甚至可以做得和外國電影一樣好,有的時候,也可以比他們還要好。我們處在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內地電影和香港電影融合、混雜、對話、共處,中國電影是完全可以出一批人才、出一批電影精品、電影經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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