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劍院長讓我在這里講幾句話，我想他也許找錯人了，因為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收不到激勵人心之效。按這個時代公認的標準，成功人士就是要有很多錢，住很大的房子，開很大的車子，如果你是女的，脖子上要戴條幾十斤的鏈子；如果你是男，身邊要帶個女的，女的脖子上要戴條幾十斤的鏈子。這些東西我一樣也沒有，我是個作家，照大多數人的理解，作家這種東西有三個特點：一是窮，二是臟，三是騷。有些青春文學作家窮倒不窮，但后兩個特點依然還保留著。就我所見，“作家”這個詞跟落魄、潦倒有很大關系，跟二奶和二奶的鏈子屁關系也沒有。我唯一的成就，就是出過幾本書，有人覺得還行，有人覺得這純粹是浪費木材，所以今天站在這里，我自己都有點羞愧，因為我不是什么好榜樣。但最后，我還是鼓足勇氣站了上來，原因只有一個：我想你們也許需要聽一點不同的聲音，不同于這時代的主流價值觀，不教你發財，也不教你成功，只是幾個簡單的祝福，祝你正直，祝你聰明，祝你活在某種文明之中，而不是只為了一堆臭錢活著。

　　19年前，我和你們一樣，背著大包小裹，告別故鄉來北京讀大學。幾天之后，系里請了一位長相猥瑣、穿著米黃色西裝的家伙給我們做入學演講，我那時比較單純，也就是傻，在交流環節舉手提問：老師，你認為我們大學四年應當怎樣渡過？這位老師反問：你想聽真話還是聽假話？我說聽真話，他說，如果要聽真話，那你就要好好學習馬列主義、毝澤崬思想、郰尒岼理論，奮發圖強，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當學生干部，入黨，力爭做一個對國鎵、對人民、對社會都有貢獻的有用人才。我又問：那假話呢？他說：如果要聽假話，我勸你別問這種傻問題了。生活應當怎么過，哪有什么標準答案？生活不是你自己的嗎？干嗎要聽別人的？要我說，大學四年就該率性而活，喝喝酒，跳跳舞，談談戀愛，如果你喝完酒、跳完舞、特別是談完戀愛之后還有多余的精力，那不妨讀讀書學學文化。我也不勸你貢獻國鎵社會，不，你首先應該對自己有所貢獻，其次貢獻家人，再次貢獻親戚朋友，最后才輪得到國鎵和社會。你也不一定要做個有用的人，“有用”是一個特別糟糕的詞兒，它簡單粗暴，把人當成某種東西。你不是一根木頭，不應該考慮自己能打人還是能做劈柴，你有知覺、能感受，是個有血有肉的活人，萬物的“有用”都為你而設，你只需要去感受這種幸福，但你自己不應該有用。

　　按照某種正統的觀念，這位老師就要算是誤人子弟，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有著大好的前途，可以當律師、商人或者煤老板，就算當不上，至少也能活得抖擻，就像勵志書里寫的，每天起來數一遍口袋里的鈔票，然后賊心不死地沖向更多的鈔票。可是被他一番誤導，我不幸地走上了邪路。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最后居然成了一名作家。19年后，當我想起這幾句所謂的假話，我必須承認，它對我的一生至關重要。也就是從那時起，我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別的什么。

　　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至死都不明白。21世紀的中國有許多特產，最顯著的有三種：第一是麻將，第二是陰謀詭計，第三就是形形色色的官。如果把這些官全部關到籠子里，肯定比北京動物園要有趣得多。這些官，人們稱呼他張局長、李書記，然后他就會活在局長、當書記的自豪感中，全然忘了自己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個官。還有那些野蠻的拆遷隊員，那些毒打小販的城管，大概都是忘記了這個：他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城管。還有一類人無以名之，只能叫“大義滅親者”，對這種人來說，如果他爸爸和公社的木頭同時掉進水里，他選擇去撈公社的木頭，然后看著他爹淹死；如果在媽媽垂危和進京唱紅歌之間選擇，他選擇唱紅歌。這種人在我們的文化中一直稱為英雄，我不反對，但我還是覺得他不是人。大學中也有這種現象，因為我們獨特的國情，大學不可避免地被金錢和政治污然，變得臭氣熏天。兩年之后，你們中的某人會當上學生會主席，他本是好人家的孩子，當上主席之后就會變成另一個人，說話一套一套的，不過多半都是官腔；辦事有板有眼的，不過多半都是表演，他有很多口頭禪，包括“緊跟、狠抓、全面落實、團結一致”，好像被宣傳部附體了，至少也是被校團委附體了。如果到那時，你還能記得我的話，你就可以這么想：當上個破主席，他就不是人了。共5頁，當前第1頁1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