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才看到那個“不要逼我”，我第一個想講的是不要逼我開講，確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壓力，我先聲明一個東西，就是我講的東西通常都是實話實說，不一定對每個人都有用。它是我這一輩子的一個原則，也幫了我到今天這步路，我也不希望在不停地講好話。因為人生不是都美好的，很多都是很殘酷很悲哀的，但是悲哀里面也有快樂的地方，所以我先此聲明。
我們回去講戲里面的有一句對白，是我非常非常感動的，編劇寫給我的，“究竟是我們改變了時間，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們”。(編輯推薦：中國合伙人經典臺詞)年輕的時候，大部分人都覺得，我一定得改變世界。當你到中年，要是你很幸運地，你 成功，達到你的夢想，往往回頭一看，往往你被世界改變了，而不是你改變了世界。這是一個很悲哀的事情，但是確實世界就是這樣。
那說回我自己，我跟我爸爸的關系很好，所以他給了我一個很正確的價值觀，我覺得那個是最重要的。我家里，因為是華僑家庭，我爸爸媽媽在泰國出生，50年代回國建國，他們在北京認識，結了婚去香港，然后呢，在香港，我出生了，我就糊糊涂涂地變成了一個香港人，因為他們的背景跟我這個在香港又是有點奇怪的背景，使得我成長的時候特別順應身邊的環境。說白了，就是我表面很圓滑，也很會附和大家的審美，也好像是個很乖的孩子。但是我里面也是非常有自己的主見，后來，甚至乎這些東西影響到了我這輩子，都有一個非常順應這個規則的方法，去做人跟做事。
回去說到我的電影吧，我經歷了很多的階段，包括香港電影的黃金期，最輝煌的時候，我很幸運，從低做起，從一個翻譯做到一個副導演，制片，小工，基本上買咖啡啊，跑腿啊，什么都做。當時我們都不太懂，也不是才華橫溢，也不是一個天才，一路爬起來，也爬的很快，過了七八年，就第一次做導演。當我來到內地，我也被迫拍了很多、很大的商業片，但是為什么要拍大片呢?就是中國電影在這10年的發展，從張藝謀導演的《英雄》開始，給了觀眾一個回到戲院的概念，但其實觀眾還是沒有習慣回到戲院。我問個問題，都看過《甜蜜蜜》，有多少人在電影院看過《甜蜜蜜》的?沒有，你們年紀太小了。但是我問過年紀很大的，都沒有。我從小在戲院看電影，那個跟一千個人一起笑，一起哭的感覺，我覺得是多少金錢都換不回來的感覺。那什么電影我得去戲院呢?《英雄》我得去戲院，因為畫面大，人多，有特效，有爆破，所以電影不大，我就不去戲院，這是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就是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是非常困難地去接地氣，我必須得找到很好的團隊，很好的內地編劇，給我很好的素材、對白，我才能拍。所以變成了我必須得拍大片，大家都會覺得他隨波逐流，大家要拍大片才拍大片。但是我都講了幾次，今天再清楚一點講：其實我第一部在內地拍電影是《如果，愛》。它是一個非常小眾的愛情片，因為他講的不是美滿的愛情，講的是失戀，而它講的那個東西其實跟《甜蜜蜜》非常非常像的。金城武的角色跟黎明的角色是一模一樣的，一個很單純的男人。張曼玉的角色跟周迅的角色也是很像，一個比較有目的性，甚至比較功利，一個比較理性的，比較現實的女孩。其實兩部電影是人物也一樣，很多東西都一樣，只是背景不一樣，職業不一樣，時代不一樣。我本來拍《甜蜜蜜》，你們覺得是文藝片，其實《甜蜜蜜》是一個商業內核的東西。然后呢，我拍《如果，愛》，大家都說，又歌舞，又大明星，又那么多宣傳，那么多營銷，那個不代表這部電影就商業了，就不文藝了。其實你拿電影的內核來講，《如果愛》絕對比《甜蜜蜜》文藝得多。因為它是不討好的電影。所以我講了這么多是為了什么，其實我想表達，你外面可能好像妥協了，其實你里面沒有妥協，所以人生不是那么肯定，你是給世界改變了，還是你改變了世界。
我不覺得，我真不覺得我們能改變世界，但是我覺得我們能夠在表面可以給世界改變，可以世故，可以比較圓滑，但是其實只要里面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你從小知道你要什么，這個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覺得我很幸運，我從小我就喜歡了電影，我有一個夢想。夢想是什么?夢想不是為了達到夢想，夢想是為了你有夢想。夢想是你堅持就會感覺到幸福的東西，那就是夢想。
其實除了不要逼我演講之外，我最想講的一句就是：“不要逼我做大導演”。因為其實做大導演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壓力非常大，以前我們拍戲30個人都認識，當我拍《投名狀》的時候，800個人，我覺得那個跟我們以前拍電影完全不一樣。有些導演喜歡那種大導演的東西，我記得我以前做副導演的時候，跟過一個導演，他這么跟我說：“皮特，你知道我為什么做導演嗎?你看，我一走，多少人跟著我”。那后來呢，我拍戲，我做導演，我其實挺緊張的，我拍完一個鏡頭，我一走，都有很多人跟著我。我說我去洗手間，你們跟著我干嗎?我就非常討厭很多人跟著我。我覺得我做一個不錯的導演，做個好的導演就好了。完全不需要做一個大導演，但是那幾年，因為整個社會，整個產業，觀眾觀影的習慣，我就被大導演了一回。
其實我人生完全不是大家看著的那么順利。但是我沒有試過一敗涂地，《武俠》對我來說，完全是一敗涂地。完全就從票房到評論等等，都非常非常壞，因為我又拍得特別hi，自己特別滿意，也覺得自己特別突破了自己的一個框框。因為是一個挺謹慎的人，我通常都是喜怒不太形于色，因為我很怕我過了，然后給人抓住，給人看到，原來你露餡了，我非常怕。所以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大的打擊。我又是一個非常實事求是的人，所以呢，我只看罵我的評論，我基本上不看夸我的評論，因為我覺得夸沒什么好看的，都是夸你總是那兩句，也沒什么特別的。但是罵你就有千方百計，很多不同的罵法。我那時候，差不多49歲了，剛剛要過50歲，我一路做了那么多年的人，所有的東西好像在那時候崩潰了。再加上那時候我媽媽也病重，就是《武俠》在北京首映那個晚上她進醫院，然后我第二天就得跑回去。在那個過程里面，一周里面我本來是要跑宣傳的，結果我都取消了，我就一路在我媽媽的醫院病床旁邊，陪到她一個月后去世。就《武俠》下片的時候，差不多她去世了。所以突然間我覺得整個世界毀了。盡管成年之后我想了一百遍，我親人離開我的時候我會怎么樣，但是我都想不到，原來你怎么想象都想不到。
到了50歲，她去世沒多久，我50歲生日，我就覺得我應該有個改變，所以那時候我就回到一個我比較擅長的領域里面，就決定拍《中國合伙人》。我學會上微博之后，我看了一個東西，看過之后挺感動。就說有一個60年代，就是反戰的時候，有一個老兵，有個學生，每天去那個軍人的紀念碑去示威抗議，從很多人還在抗議的60年代，到70年代，已經沒人抗議了，他每天晚上還拿著一個蠟燭，去抗議。然后就有記者來問說，我看了那么多年，你都來，你真以為你拿著這個蠟燭，一個人來，你就能改變世界嗎?他說，我來并不是為了改變世界，我只希望這個世界不會改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