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我是汪涵，來自湖南電視臺的一位節目主持人。我主持了18年的節目，像這樣的舞臺、這樣的燈光、這樣的攝像師、這樣的觀眾、這樣的氛圍，我應該特別地熟。但今天，一個人站在這個舞臺上的感覺非常地奇妙，甚至說奇怪，還好有你們，有現場諸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主持人待在舞臺上，應該像春風一樣，他能夠讓舞臺上所有的一切變得那么自然，那么妥帖，就像顧城詩寫的一樣：“草在結它的籽，風在搖它的葉，我們站著什么都不說，就十分地美好。”我有時候特別希望，我站在舞臺上什么都不說，就十分美好。
其實，我在這里特別希望跟年輕朋友分享的就是，不要輕視行動的力量，也不要輕視個人的力量，用心地去做你認為該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是1996年中專畢業，我沒有讀過大學，我讀的是湖南電視播音專科學校。后來我去了湖南經視，就是到目前為止，我的人事關系依然還在那個電視臺。我在這個電視臺，開始是做劇務，當時我們劇務組有兩個人，我和李維嘉。
做劇務的時候，我們倆是最快樂的劇務，每天往這個演播廳扛椅子。扛椅子的時候，我就說：“今天我扛的椅子，有可能會是毛寧坐的。”維嘉說：“那我這個椅子還有可能是林依輪坐的呢。”那個時候現場有256個觀眾，每個觀眾來看節目的時候都發個塑料袋，每個塑料袋里面有50多件禮品：鹵蛋粉、電燈泡、水龍頭、面條、醬油……我們每天就往塑料袋里放禮品，我們每天做得特別快樂。
后來我當了現場導演，給現場的觀眾講一些笑話，活躍現場的氣氛，帶領全場的朋友鼓掌。我記得，在當現場導演的時候，我是每期鼓掌鼓得最厲害的。有一次，我們臺長到現場來看節目，就問身邊的人：“這哪兒來的現場導演?”然后對我說：“小伙子，你過來。”我就過去了，說：“臺長，你好!”“把倆手伸出來。”臺長說。我說：“啊，怎么做節目還檢查指甲蓋洗沒洗干凈?”我一伸手，手拍得特別紅。他說：“你們看，這個現場導演多么地投入，鼓掌鼓得多么賣力。”
后來，我又當導演，可以讓我特別欣賞的節目主持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節目，還有什么比這更開心的呢。沒過多久，臺里面做內部的晚會，臺長說汪涵是學播音主持的，讓他去試試吧。可以在全臺同事的面前主持節目，開心得不得了。后來做了一個節目叫《真情》，臺長就問當時的一個節目主持人：“汪涵當搭檔可以嗎?”那個主持人說：“可以。”然后臺長還問了一個燈光師：“小廖，你覺得汪涵可以嗎?”燈光師說：“不錯，暖場的時候，全場觀眾都樂成那樣，讓他去吧。”太開心了，我可以當主持人。
所有的事情，我都特別開心地去做。不管是什么情況，我都接受;再尷尬或者再難堪的局面，我都一定要扛下去。因為面對困難無非三點：度過困難，你有度過困難的智慧;面對困難，你有面對困難的勇氣;繞過困難，你有繞過困難的狡猾。多好，你還要生命教你什么?你還要這個舞臺教你什么?就像塞內加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何必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見全部的人生，都讓人潸然淚下。”但是，我想他所呈現的應該是這樣的一種情緒：既然我們都知道最終的歸宿是那樣，我們何不開開心心地，歡聲雀躍地，一蹦一跳地，朝著那樣的一個歸宿去。
叔本華好像也說過同樣類型的話：如果你的眼神關注的是整體，而非一己的生命的話，那么你的行為舉止看起來會更像一個智者，而不是一個受難者。所以我特別地在這里花這么長時間，所要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是：不管怎么樣，我們還這么健康;不管怎么樣，我們還能夠這么自由地呼吸也好，鼓掌也好，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好，你什么都不會失去。就算你有一天經歷了所有的東西，你會覺得：“哇，生命有太多苦難了!”恭喜你!你知道生命有苦難了。很多哲學家窮其一生，他們有可能就是為了告訴大家，其實生命有太多的苦難，我們應該用微笑去面對它。
“舍得”這個詞，我去查了一下。最開始，有兩個人，說要投胎到人間去，有兩種人生，一種是“舍”的人生，一種是“得”的人生。然后閻王爺問兩個人，你們兩個分別選什么樣的人生，其中一個說，我要過“得”的人生，另一個人說，行吧，那我就過“舍”的人生吧。
于是乎兩個人來到人間，過“得”的人生的那個人，最終成了一個乞丐，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別人給他的，他得到別人的資助，得到別人的憐憫。而說要過“舍”的人生的那個人，成了一個特別富有的人，他把自己的財富，自己的知識，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一點一點地去給了別人。但是我想，我今天這么多年輕的朋友，80后，90后，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在腦子里，建立這個“舍”和“得”的概念?后來一想，不應該，與其在這里跟大家強調“舍”和“得”，還不如去考慮舍得背后的另外一個詞——接受。
上天拋給你的東西，用自己的雙肩去承受，不管拋給多少先扛著，扛著的目的是為了讓你的身體更加堅強，雙臂更加有力。這樣的話，有一天它饋贈給你更大禮物的時候，你能接得住。在一生當中，如果你希望有一天回過頭的時候，你或往前，或往后，或停下來的每一個腳印，都成為詩句的話，你就踏踏實實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