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鑒戒原文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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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鑒戒原文及翻譯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慎，無為后所嗤！”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征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有盜發，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斬決。大理丞張元濟怪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勝苦痛，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二千人內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諳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不執奏，并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茍求悅譽？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空虛。愿公等善始克終，恒如今日！”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魏征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后人笑爾。”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召侍臣賜宴于兩儀殿，謂房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庶幾于獲安也。”魏征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采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瓷情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諫。張子房，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終不敢復有開說。況陛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系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寧戚四人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奉觴而起曰：‘愿公無忘出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于魯時，使寧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征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征上疏曰：

　　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禮》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士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禮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鳳凰之墟，襪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圣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于南巢，漢祖登壇，成帝功于垓下。若夏桀不棄于伊尹，項羽垂恩于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陳《洪范》于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于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弒齊莊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為己亡，非其親昵，誰敢任之？’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踴而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仇。”雖臣之事君無二志，至于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主者，安可以無禮于下哉？

　　竊觀在朝群臣，當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鄰秦、晉，或業與經綸，并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為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茍且。心懷茍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圣，一無所間。然但寬于大事，急于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啟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唐、虞戰戰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于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治，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茍求免禍。大臣茍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至治矣。

　　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為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于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于疏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治矣。當今群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眾，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

　　太宗深嘉納之。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征曰：“朕克己為政，仰企前烈。至于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幾自勉。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征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愿陛下自強不息，必可致也。”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生長深宮，少居富貴，未嘗識人間情偽，治國安危，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于主，朕則歸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無才行，藉祖父資蔭遂處大官，德義不修，奢縱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弒逆。此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無愆過，即家國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

　　譯文

　　貞觀三年，唐太宗對侍臣說：“無論國家安定還是混亂，安全還是危險，君臣都應該同舟共濟。如果君主能接受忠言，臣子能夠直言進諫，那么君臣之間就會非常默契，這是自古以來治國所重視的方法。如果君主賢明，而臣子卻不匡正輔佐，想要不亡國，是不可能的。君主要是失掉了江山，臣子也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像隋煬帝，他為人非常暴虐，臣下不敢進言，這使他不知道自己的過失，最后國破家亡，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殺死。這個慘痛的教訓離我們并不遠，我和各位大臣能不謹慎嗎？我們不能被后人所恥笑啊。”

　　貞觀四年，唐太宗談論隋朝統治的時候，魏徵對答說：“我過去在隋朝，曾聽說有盜竊案發生，煬帝派於士澄追捕。只要發現可疑的人，就苦苦拷打，被迫含冤承認自己是盜賊的有二千多人，隋煬帝下令在同一天全都斬決。大理丞張元濟感到奇怪，試查有關案件的文書，竟有六七人在盜竊案發生的那天，原先就關押在別的地方，盜案發生后才放出來，可也被審問拷打，受不了痛苦，自己屈認行盜。張元濟因此再進行推究，這二千人中只有九個人當時行蹤不清楚。官吏中有熟悉這些人的，證明九個人里有四個不是盜賊。有關部門因為煬帝已下令斬決，就不把真相上奏，結果把這兩千人統統殺掉。”太宗說：“這不僅是隋煬帝暴虐無道，臣下們也不盡心辦事。他們應當匡正諫諍，不怕有殺身之禍，怎能一味諂媚奉迎，不講原則地去討皇上的歡心和稱譽。隋朝君臣都是這樣，怎么能不失敗？我依靠你們共同輔佐，就能使監獄空無一人。希望你們能善始善終，常像今天一樣。”

　　貞觀六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我聽說周朝與秦朝剛得到天下的時候，治理國家的方法是一樣的。但是周朝推行仁政，積累功德，所以能夠將自己的基業保持八百年。而秦朝恣意妄為，驕奢淫逸，所以只經歷了兩代帝王就滅亡了。這難道不是行善可以延長福祚，作惡可使國運衰敗嗎？我又聽說桀、紂是帝王，但是凡夫俗子都對他們的行為感到羞恥，顏回、閔損是普通百姓，但帝王卻以他們的言行為榮耀。這也是帝王應該感到羞慚的。我時常用這些事對照自己的行為，并經常告誡自己，擔心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被人恥笑。”魏徵聽后，意味深長地說：“我聽說魯哀公對孔子說：‘有個人很健忘，他換了住宅就把自己的妻子給忘了。’孔子說：‘還有比這個人更健忘的，我看桀、紂這些君主，他們就非常健忘，連自己都給忘了。’希望陛下以此為戒，以免被后人恥笑。”

　　貞觀十四年，唐太宗因為平定了高昌，在兩儀殿招待各位大臣。席間，唐太宗對房玄齡說：“高昌如果不喪失作為臣子的禮節，怎么會遭到滅亡呢？我每次平定了一個地方，都心懷畏懼，勉勵自己切莫驕奢淫逸，應該把接納忠言、糾正自己的錯誤作為自己的責任。治理國家就要任用賢良正直的人，罷免奸邪諂媚的人，不要聽信小人的謠言，以免誤解了正人君子。無論做什么都要謹慎，國家就可望得到太平。”魏徵趁機進言道：“我觀察自古以來的帝王，他們在創業的時候，都能夠有所警戒，傾聽老百姓的呼聲，采納忠臣的意見。天下太平之后，他們就開始窮奢極欲，只喜歡聽諂媚討好的話，厭惡逆耳的忠言。張良是漢代的開國元勛，漢高祖稱帝之后，想廢掉嫡出的太子另立庶出的公子，張良說：‘這件事不是口頭說說就可以決定的。’之后，張良就再也不敢開口提這件事了。況且陛下目前功德這樣卓越，漢高祖還不足以與您相提并論。陛下即位已有十五年，圣德廣播，現在又平定了高昌，還能夠心懷憂患意識，采納忠言，廣開言路，真是國家的大幸。過去齊桓公和管仲、鮑叔牙、寧戚四個人一起飲酒，齊桓公對鮑叔牙說：‘我的國家能夠長壽嗎？’鮑叔牙舉起酒杯站立著說：‘愿主公不忘過去逃亡在莒時的情形，管仲不忘在魯國被囚禁的情形，寧戚不忘當年在車下喂牛時的情形。’齊桓公聽后，站起來感激地說：‘我和管仲、寧戚如果能不忘你這番話，那么國家就不會有危險了。’”唐太宗聽了，感激地對魏徵說：“我一定不會忘記自己身為平民的時候，你也一定不要忘記鮑叔牙的為人。”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書說：

　　為臣聽說國君就像是一個人的腦袋，大臣就像是一個人的四肢，只有同心協力地配合起來，才能構成一個人的整體。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人。腦袋雖然高貴重要，但必須有四肢的配合，才能成為一個整體。國君雖然英明，但必須依靠大臣的輔佐才能把國家治理好。《禮記》上說：“百姓把國君看成是自己的心，國君把百姓看成是自己的體，內心端正，身體才會舒暢健康，內心肅穆，面容才會恭敬。《書經》上說：“國君英明！大臣賢良！百姓安康！”又說：“國君無能，大臣懶惰，萬事不成！”所以，國君拋開大臣而獨斷專行地把國家治理得很有條理，這樣的事從來沒有聽說過。

　　君臣要配合協調、相得益彰，自古以來就是一件難事。就像把石頭投進水中，讓石頭順從流水，千年才能碰上一回；而讓流水順從石頭，則時刻都在發生。君臣能夠秉持公正的道義，讓天下人才發揮各自的才能，國君在內盡心盡力，大臣在外竭力輔佐，二者融洽得就像湯中的鹽和梅，堅固得就像金石一樣。達到這樣的境界，不是靠高官厚祿，而在于以禮相待。過去周文王游鳳凰臺時，系襪的帶子開了，他看了看周圍的人沒有一個可以使喚的，便自己把襪帶系好了。難道周文王的朝臣全都賢良，而今天的圣明時代倒沒有君子嗎？只不過是了解不了解，禮遇不禮遇罷了。伊尹是有宰國的陪嫁之臣，韓信是從項羽手下逃亡的大將。商湯給伊尹以禮遇，在伊尹的幫助下，成就了帝業；漢高祖請韓信登壇拜將，于是在垓下成就了帝功。如果夏桀不嫌棄伊尹，項羽施恩于韓信，難道會喪失已成之國而做亡國之虜嗎？還有微子，他是商紂王的骨肉同胞，武王滅商以后受封于宋；箕子是位良臣，為周武王陳述《洪范》，孔子稱贊他的仁德，沒有人不贊成。《禮記》上說：“魯穆公問子思：‘被放逐的朝臣，仍為原來的君主服喪，古來有這種情況嗎？’子思說：‘古代的君主，用人時以禮相待，辭退時也以禮相待，所以量不在朝，仍有為君主服喪的禮儀。然而現在的君主，用人時恨不得摟在懷里，辭退時恨不能推下深淵。不興兵討伐他就不錯了，還談得上什么服喪之禮？’”齊景公問晏子：“忠臣是如何對待君主的？”晏子說：“君主有難不以身殉，君主流亡不相送。”齊景公說：“君主為臣子分封土地，加官晉爵，為什么臣子要這樣對待君主呢？”晏子說：“忠臣的建議被采納，君主就會終身無難，忠臣還為誰而死呢？忠臣的規勸被接受，君主就會終身太平，臣子又去為誰送行呢？如果忠言不被采納，有難而死，這是妄死；如果臣子不進獻良言，等君主死了去相送，那是虛偽的忠誠。”《春秋左氏傳》上說：“崔杼殺死了齊莊公，晏子站在崔府大門外，有人問他：‘齊莊公死了嗎？’晏子說：‘難道只是我的君主死了嗎，我也死了。’那人又問：‘送別了嗎？’晏子說：‘是我的罪嗎？君主為了國家而死，我也會跟著死。如果君主是為了自己死的，不是他的親戚，誰會為他痛哭，為他而死呢？’于是開門而入，抱著齊莊公的尸體痛哭，過后，又站起來大步離去。”孟子說：“君主把臣子看成手足，臣子就會視君主如心腹；君主把臣子看做犬馬，臣子就會把君主視做陌路人；君主把臣子看做糞土，臣子就會把君主視做仇敵。”雖然臣子對待君主沒有二心，至于進退的禮節，應當以君主對臣子的恩德而定，然而作為君主，怎么可以對臣下無禮呢？

　　我私下觀察在朝身任要職的眾大臣，有的是在西北地區擔任過邊防的重臣，有的是在朝廷參與朝政的要員。他們都建功立業，功勛卓著，都是當代優秀的人才。他們處在最關鍵的重要地位，責任非常重大。朝廷給他們的責任雖然重，但對他們的信任卻不深。這樣就會使人有時產生疑慮，有疑慮就會懷有得過且過的態度，懷有得過且過的態度，就樹立不起忠君報國的節義，節義樹立不起來，綱常名教就不能振興，名教不能振興，而想鞏固太平基業，保住七百年的大唐國運，是不可能的事。我又聽說國家愛惜功臣，對他們過去的過錯不再計較。這與以前圣明的國君所做的沒有什么區別。但是陛下對大事寬大，對小過錯反而嚴厲處理，有時發脾氣訓斥人，不免帶有偏見。這樣是不能處理好朝政的。國君法令嚴厲，還有些臣子敢于觸犯，更何況在上位的人帶頭違犯，下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就像河水沖垮堤壩，泛濫成災，傷害的人一定很多。那黎民百姓又該怎么辦呢？這就是說，國君開啟了一個弊端，下面就會出現一百個弊端，這樣一來，天下就沒有不亂的地方。《禮記》上說：“喜歡一個人要知道他的缺點，不喜歡一個人要知道他的優點。”如果憎惡一個人就抹殺了他的優點，那么做善事的人一定會產生恐懼情緒；如果喜愛一個人就包庇他的缺點，那么做壞事的人就會越來越多。《詩經》上說：“國君如果發起怒來，作亂者就會很快收斂。”然而，古人的震怒，是為了懲處邪惡的人，當今的嚴厲懲罰，卻助長了奸邪的風氣。這不是堯、舜那樣圣明君主的本意，也不是禹、湯那樣賢明的國君所應該做的事。《尚書》中說：“愛撫我的人就是我的國君，殘暴地對待我的人就是我的仇人。”荀子說：“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載船，也可以覆船。”所以孔子說：“魚失去了水就會死，水里沒有了魚還是水。”所以，堯、舜這樣圣明的君主總是小心翼翼地治理國家，一天比一天謹慎。因此，治理國家怎么可以不深思？怎么可以不熟慮呢？

　　讓大臣負責國家大事，讓小臣負責具體的小事，這是治國的普遍道理，也是處理政務的正確法則。現在委任職權時，卻是重視大臣而輕視小臣，遇到事情時，又輕信小臣而懷疑大臣。這是信任自己所輕視的而懷疑自己所重視的。這種做法，怎么能實現天下大治呢？再者，朝政貴在有穩定的規范，不能經常變化。現在有時責令小臣辦大事，有時又責令大臣去管理小事，小臣處在他不該占據的位置，而大臣又失去他應當擔當的職責。大臣或者因為小過錯而獲罪，小臣或者因為大事故而受罰。職責和職位不相符合，所懲罰的事情，不屬于他們各自的職責。要求他們沒有私心，竭盡全力，豈不是很難嗎？小臣不可以讓他們做大事，對大臣不能因為小過錯就治罪。給予很高的職位，追究細小的罪過，于是那些刀筆小吏就會順著陛下的旨意，捕風捉影，舞文弄法，曲成其罪。大臣為自己辯解表白，就認為他是不肯服罪；不辯解表白，就以為都是事實。真是進退兩難，不能自己分辨，于是只好茍且免禍。大臣茍且免禍就會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就會虛偽成風，虛偽成風就不能實現天下大治啊！

　　朝廷任命大臣，都是想讓他們竭盡全力。而大臣卻有所避諱不敢講話，這就叫未盡全力。如果選拔的官員得當，即使是故舊又有什么關系。如果選拔的官員不得當，即使關系疏遠也不算可貴。自己不給予別人充分的信任，又怎能要求別人忠恕呢？臣子雖然有時會犯過錯，可是國君如此對待也不算得當！皇上既然對臣下不信任，那么必然認為臣下無可信之處。如果臣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么皇上必然也有讓人可疑的地方。《禮記》上寫道：“地位高的人互相猜疑，那么百姓就感到無所適從；臣子言行莫測，那么國君就會不放心。”國君與臣子之間互相不信任，就談不上天下大治了。如今諸位臣子天各一方，相距遙遠，對于三番五次的謠言而不信以為真的人，據我所知還未曾有過。我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難道連一兩個值得信賴的人都沒有嗎？用信任的態度去選擇人，就沒有絕對不能用的人；用懷疑的態度去選擇人，就選不到信得過的人，難道這只是臣子的過失嗎？即使普通人，一旦結為朋友，都可以用生命來報答，縱然死也不會改變，更何況君臣之間默契得如同魚和水的關系呢？如果國君像堯、舜那樣，臣子像稷、契一樣，怎么會有遇到小的事情就改變志向，碰到小的利益就變心的道理呢？這雖然是由于臣下不夠忠心耿耿，也是由于國君心懷猜疑、對待下屬過于苛求的緣故。這怎么談得上君以禮待臣、臣以忠事君呢？憑陛下的聰明才智和現在的成就，要是能誠懇廣泛地尋求賢能的人，君臣同心同德，就會天下大治，就可以與三皇五帝相提并論了。夏、商、周、漢，又算得了什么！太宗十分贊許并采納了這個意見。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我克制個人的私欲，仰慕效法前代圣賢。至于積德、累仁、豐功、厚利，我時常把它們放在首位，用于勉勵自己。世上每個人都苦于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不知這四個方面，我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差呢？”魏徵回答說：“德、仁、功、利四個方面，陛下都在做。在我看來，陛下對內平定各種禍亂，對外消滅了戎狄對邊疆的威脅，這是陛下的功勞。安撫百姓，使他們生活有依靠，這是陛下的功德。從這方面看，陛下的功利占了多數，只是德與仁這兩方面，希望陛下自強不息，必定可以做到。”

　　貞觀十七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從古以來開創基業的君主，到他子孫手里往往發生禍亂，這是什么緣故？”司空房玄齡說：“這是因為幼主生長在深宮之內，從小過著富貴生活，并不知道民間事情的真偽、治理國家的安危，所以當政就多禍亂。”太宗說：“你的意思是把過失推之于君主，我則要歸罪于臣下。那些功臣子弟多數無才無德，靠祖父、父親的資蔭就做上大官，不修身養性，只愛奢侈放縱。君主既然幼弱，臣下又沒有才能，遇到國家傾危不能匡正扶持，怎能不發生禍亂？隋煬帝記取宇文述在自己當晉王時的功勞，把他的兒子宇文化及提升為高官顯位，可是宇文化及不考慮如何報效，反而叛逆弒君。這難道不是臣下的罪過嗎？我講這話，希望你們訓誡勉勵自己的子弟，使他們不要犯嚴重的過錯，就是家國值得慶幸的了。”太宗又說：“宇文化及和楊玄感，都是隋朝大臣中間受恩深重者的子孫，后來都謀反，這是什么緣故？”岑文本回答說：“君子才能夠感恩戴德，楊玄感、宇文化及之流，都是小人。古人所以要看重君子而鄙視小人。”太宗說：“你說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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