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經·利害的原文及翻譯

時間：2023-01-07 10:19:50 宗睿古籍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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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經·利害的原文及翻譯

　　《反經》由唐人趙蕤著，原名《長短經》，有是非、得失、長短、優劣的意思。紀曉嵐編撰的《四庫全書·〈長短經〉提要》說：“此書辨析事勢，其言蓋出于縱橫家，故以‘長短’為名。小編帶來的反經·利害的原文及翻譯。

　　原文：

　　孫子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又曰：“雜于利而務可伸，雜于害而患可解。”何以明之?

　　漢將韓信攻趙，趙盛兵井陘口。信乃引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音蔽)而望見趙軍。誡之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我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行出，倍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之。(太公曰：“智與眾同，非人師也;伎與眾同，非國士也。動莫神于不意，勝莫大于不識。”使趙軍識韓信之勢，安得敗哉?故笑之而敗也。)

　　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于是信與張耳棄旗鼓，走水上。水上軍開壁入之，復疾戰。趙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兩千。趙軍不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太公曰：“夫兩陣之間，出俾陣矣。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此之謂矣。)，以為漢皆已得趙主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擊斬之，不能禁也(孫子曰：“以治待亂，以靜待嘩，此治心者。”夫眾心已亂，雖有良將，亦不能為之計矣。)。于是漢兵夾擊，大破之，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

　　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中，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夫處死地者，謂力均勢敵，以死地取勝可也。若以至弱當至強，投弱兵于死地，自貽陷矣。故孫臏曰：“兵恐，不可救。”又《經》曰：“大眾陷于害，然后能為勝敗。”是知死地之機，必用大眾矣。)?且信非得素撫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曰：“善。非所及也。”

　　(孫子曰：“兵甚陷則不懼，不得已則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投之無往者，諸將之勇也。此之謂矣。)

　　魏太祖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果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戰必勝。”繡收散卒，赴追太祖，戰果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皆如公之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軍勢百途，事不一也。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魏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其后，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還，必國內有故也。既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后，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也。故雖用敗兵而勝也。”繡乃服其能。

　　此利害之變，故曰：“陷之死地而后生，雜于害而患可解。”此之謂也。

　　文言文翻譯:

　　孫子說：“讓士卒陷入‘不疾戰則亡’的‘死地’然后可以得生;把士卒投入危亡之地，然后可以保存。”又說：“在有利情況下考慮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進行;在不利的情況下考慮到有利的方面，禍患就可以解除。”

　　為什么這樣說呢?

　　漢朝大將韓信攻打趙國，趙國在井陘口列兵。韓信于是率軍在距離井陘口三十里的地方，停止前進，安營住下。到了半夜，下達命令，準備出發。

　　韓信選拔了兩千名輕裝騎兵，讓他們每人手持一面紅旗，從小道上山，隱蔽在山中，窺望趙軍。他告誡說：“趙軍望見我軍逃走，一定會全軍出營追趕，這時，你們就迅速撲入趙軍營壘，拔掉趙軍的旗幟，把我軍的紅旗插上。”

　　他又讓他的副將給戰士們送去干糧，并說：“今天打敗趙軍后開飯。”各部將領都不相信會這么容易就取得勝利，嘴上卻答應說：“好。”韓信又對軍吏說：“趙軍已經搶先占據了有利的地勢，并筑起了壁壘。他們在沒有望見我軍主帥的大旗和聽到我軍主帥的鼓聲的時候，是不肯攻擊我軍的先頭部隊的，他們怕我軍行進到險阻的地方就向后撤退。”韓信讓一萬戰士先頭開拔，背著河水列陣。趙軍望見，大笑起來[姜太公說：“智慧與眾人一樣，不能做別人的老師;技藝與大眾一樣，不能做國家級的大師。最神奇的行動是出人意料，最偉大的勝利是讓人難以識破。”如果讓趙軍識破韓信的計謀，趙軍哪會失敗?所以趙軍嘲笑韓信，最終導致了自己的失敗]。到天明之后，韓信樹起漢軍主帥的旗幟，擊起了主帥的戰鼓，率領大軍出了井陘口，趙軍這才打開營門，出來攻擊。雙方惡戰了很久。這時，韓信與張耳故意扔掉了軍旗和戰鼓，向背河列陣的漢軍逃去。背河列陣的漢軍打開營門，把韓、張放了進去。雙方又開始了激戰。趙軍見韓信退逃，果然全營出動，爭著搶奪漢軍的戰鼓和軍旗，爭著追趕韓信與張耳。韓、張已經進入背河扎營的陣地，漢軍官軍，人人拼死沖殺，不可戰勝。韓信事先派出去的兩千名騎兵，乘趙軍全體出動爭功奪利的時候，迅速攻人趙軍留下的空營，把趙軍的旗幟全部拔掉，樹立起兩千面漢軍的紅旗。趙軍不能抓住韓信等人，就想退回自己的營中，可近前一看，營壘上插得都是漢軍的紅旗，十分驚恐[姜太公說：兩陣之間，出現了“俾陣”，放縱士卒四處亂行，出現了“變”的陣勢]，認為漢軍已經把趙王及其身邊的將領都活捉了。于是趙軍大亂，紛紛逃竄。趙軍的將官雖然斬了幾個，也不能約束[孫子說：“以自己的平整來對待敵人的混亂，以自己的鎮靜來對待敵人的嘩恐，這是掌握軍心的方法。”軍心已經混亂，即使有良將，也不會有辦法]。漢軍兩路夾攻，大敗趙軍，在泜水河邊斬殺成安君，活捉趙王趙歇。

　　各部將領呈示俘虜，都前來祝賀勝利，于是問韓信：“按兵法上說，陳兵列陣要右背山陵，前離水澤。現在將軍反而命令我們背水列陣，還說等戰勝趙軍后開飯，我們心里當時都不信服。然而卻勝利了，這是使用的什么戰術啊?”韓信說：“這種戰術兵法上也講過，只是各位不注意罷了。兵法上不是說‘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嗎?處在‘死地’中作戰，是指雙方力均勢敵，將士卒置于‘死地’的一方就可以取勝。如果把特別弱的當成特別強的，把弱兵投向“死地’，那是自找失敗。所以孫子說：“士兵恐懼是難以救助的。”《經》上也說：“把大眾放在地形險要的地方，然后才能決定勝敗’。因此知道，使用‘死地’的戰術，必須要使用大眾。”

　　況且我不是能平素做安撫工作的士大夫，能‘驅市人而戰’，使人人各自為戰。現在如果把士卒投放在可以逃生的地方，遇到死亡的威脅，就會都逃走。

　　我還能指揮使用他們嗎?”各位將領說：“實在高明。我們是難以趕上的。”

　　孫子說：部隊陷入“不戰則亡”的境地，就不恐懼了。因為迫不得已，只能苦斗。所以，這樣的軍隊不用整治就加強戒備，不用要求就能完成任務，不用約束就能親近相助，不用申令就能信守紀律。把他們投放不戰就不能返回的絕境作戰，需要將領有超凡的勇氣。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魏太祖曹操征伐張繡，不多時便領兵撤退。張繡去追擊，賈詡說：“不能去追擊。”張繡不聽，果然失敗回來。賈詡說：“趕快再去追擊，這次肯定能取勝。”張繡于是集合起散亂的士卒，再次去追擊曹操，果然取勝了。

　　勝利歸來后張繡問賈詡：“第一次我用精兵追擊曹操的退軍，而您卻說一定要失敗。我撤退回來，第二次又以失敗的士卒追擊勝兵，您卻說一定能取勝。

　　兩次的結果都象您說的那樣，為什么兩次都不合常理，卻都應驗了呢?”賈詡說：“這個容易解釋。軍事形勢紛壇，具體情況各不相同。將軍雖然善于用兵打仗，但不是曹操的對手。魏軍剛剛撤退，曹操一定守在部隊后面。你的追兵雖然精銳，但為將的既然不是對方的對手，對方的士卒何況也非常精銳，因此知道你一定會失敗。曹操進攻你的時候并無失策，但還沒有全力進攻就撤退了，一定是因為曹操后方出現了問題。曹操既己打敗了你，一定會輕軍快進，留下大將守在后面。留在后面的將領雖然勇敢，但不是你的對手。

　　所以即使用失敗之兵追擊也能取勝。”張繡因此佩服賈詡的才能。

　　這就是利與害的相互轉化。所以讓士卒陷于“不戰則亡”的“死地”，然后可以得生;在不利的情況下考慮到有利的方面，禍患就可以解除。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簡介

　　《反經》是一本實用性韜略奇書，由唐代趙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歷史為論證素材，集諸子百家學說于一體，融合儒、道、兵、法、陰陽、農等諸家思想，所講內容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并且還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邏輯體系嚴密、涵蓋文韜武略的謀略全書。為歷代有政績的帝王將相所共悉，被尊奉為小《資治通鑒》，是豐富、深厚的傳統文化中的瑰寶。《反經》由唐人趙蕤著，具文學、史料、鏡鑒三重價值。原名《長短經》，有是非、得失、長短、優劣的意思。

　　書籍提要

　　唐趙蕤撰。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鈐，長于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唐書·藝文志》亦載：“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與光憲所紀略同。惟書名作《長短要術》為少異。蓋一書二名也。是書皆談王伯經權之要，成于開元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合為十卷。《唐志》與晁公武《讀書志》卷數并同。今久無刊本。

　　王土禎《居易錄》記徐乾學嘗得宋槧于臨清。此本前有“傅是樓”一印，又有“健庵收藏圖書”一印，后有“乾學”一印。每卷之未皆題“杭州凈戒院新印”七字。猶南宋舊刻，蓋即士禎所言之本。然僅存九卷。未有洪武西已沈新民《跋》稱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闕，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案此《跋》全剿用晁公武之言，疑書賈偽托。）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與蕤《序》六十三篇之數不合。然勘驗所存，實為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傳寫之誤也。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題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則有子目而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霸紀上”；第五卷一篇，論七雄之事，題曰“霸紀中”；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霸紀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題曰“權議”；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題曰“兵權”。其第十卷所謂“陰謀”者，則今不可考。篇中注文頗詳，多引古書。蓋即蕤所自作。注首或標以“議曰”二字，或亦不標。體例不一，亦未詳其故也。劉向序《戰國策》，稱或題曰“長短”。此書辨析事勢，其言蓋出于縱橫家，故以“長短”為名。雖因時制變，不免為事功之學。而大旨主于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其言固不悖于儒者。其文格亦頗近荀悅《申鑒》、劉邵《人物志》，猶有魏晉之遺。唐人著述，世遠漸稀。雖佚十分之一，固當全璧視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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