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欄桿拍遍的讀書心得

　　這是一篇寫得很美的散文，有以下特點：

　　一、聯想豐富

　　本文揭示的是古代文學大家的心路歷程，僅靠占有史料和作家本人的作品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大膽的聯想和想象。本文作者就是這樣。或由辛棄疾的事跡，聯想到他的詞作;或由他的詞作，聯想到他所處的的時代、他的事跡和內心世界等等。

　　例如，在第三段簡要述說了辛棄疾南歸的遭遇后，就聯想到他的《破陣子》《水龍吟》兩首詞，引述下來并加以評說，把一個熱切盼望重返沙場痛殺賊寇，而又壯志難酬的愛國將軍的悲憤形象展現在讀者面前。接著，又自然聯想到一個問題：辛棄疾南歸后為什么不為朝廷喜歡？作者引用了辛棄疾本人的話，并且概述了有關辛棄疾的事跡以及朝廷的心態，揭開了其中的謎底，這就是他太愛國、百姓、朝廷了，只要一有機會就真抓實干，時刻準備沖上前線去，這就讓主和茍安的.朝廷心煩，惹來誣陷，皇帝對他也就時用時棄。再如，由“棄疾”這個名，聯想到他憂國的心病，聯想到他表達這種憂思的詞作。

　　總之，作者通過聯想和想象，把辛棄疾由愛國志士到愛國詞人的心路歷程展現了出來。

　　二、以評帶傳

　　梁衡的人物散文，寫的大多是人杰鬼雄，其中大多是名垂宇宙，家喻戶曉的偉人，還有文驚當世，傳之百代的文人。而這些跨越千年、百年的人物卻從作者的筆端一一鮮活起來。

　　梁衡的散文情理并重，以評帶傳，他寫的人物在千年百年中已有定論上又重新給出評價，而這種評價又是不落窠臼的。人們都承認辛棄疾是個大詞人，但能從他的出身到成業的發展史上判定辛棄疾的詞及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歷史上的獨特地位”的，梁衡是第一人。作者還在文中借郭沫若評說陳毅的“將軍本色是詩人”來評說辛棄疾這個人，“詞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說辛棄疾是“詞人”是“武人”是一般人的判斷，而說辛棄疾是“政人”恐怕就是梁衡的獨見了。

　　梁衡說“他的詞是在政治的大磨盤間磨出來的豆漿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終在出世與入世間矛盾，在被用或被棄中受煎熬”。作者還將辛棄疾的為政與陶淵明、白居易的為政作了比較，表明了辛棄疾為政的投入與積極。

　　他能從人性的深層重新來詮釋一位人物，在文章最后一段，作者在分析辛棄疾走上詩詞創作道路的必然性時就作了這樣生動的評說：“他被九蒸九曬，水煮油炸，千錘百煉。

　　歷史的風云，民族的仇恨，正與邪的搏擊，愛與恨的糾纏，知識的積累，感情的澆鑄，藝術的升華，文字的捶打，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腦海翻騰、激蕩，如地殼內巖漿的滾動鼓脹，沖擊積聚。既然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槍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腦地注入詩詞，化作詩詞。他并不想當詞人，但武途政路不通，歷史歪打正著地把他逼向了詞人之道。

　　終于他被修煉得連嘆一口氣，也是一首好詞了。”著名作家梁曉聲在談梁衡的一本散文集時說：“我確信，作為一個勤于思想的人，梁衡對歷史的反思，肯定比他寫出來的以上篇章要更深邃更全面些。而他后來發表的《最后一位帶罪的功臣》、《覓渡，覓渡，渡何處》、《把欄桿拍遍》，證明了這一點。他的思想一游到更遠的歷史中去，一與那些歷史時期中的人物敞開心扉地對話，則就變得火花四濺了。

　　文字也時而激昂;時而惋嘆;時而叩問;時而調侃，姿肆張揚起來了……”

　　一般來說，與政治密切相關的事件、人物，寫其“思想”容易，寫出“美感”來難。常見的通病是嚴肅有余、活潑不足。梁衡在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使“思想和美感”達到了和諧統一。他像一位烹飪大師，非弄出個“色、香、味、形”俱佳才心滿意足。他的那些評說文字完全不是抽象的概括和干癟的教條，而是形象生動又充滿美感的。像“南歸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鋼刀利劍，就只剩下一枝羊毫軟筆，他也再沒有機會奔走沙場，血濺戰袍，而只能筆走龍蛇，淚灑紙箋”;像“辛棄疾的詞不是用筆寫成，而是用刀和劍刻成的。他永以一個沙場英雄和愛國將軍的形象留存在歷史上和自己的詩詞中”;還有“像屈原那樣仰問蒼天，像共工那樣怒撞不周，他臨江水，望長安，登危樓，拍欄桿，只能熱淚橫流”。這些文字多美呀，讀起來令人回腸蕩氣。

　　三、善用對比

　　對比手法是作家們常用藝術手法之一，梁衡也不例外。

　　他在本文中就多處運用了對比，使人物形象更為鮮明突出。

　　第一處運用對比是在引用了《破陣子》之后，作者先將它與岳飛的《滿江紅》比較，認為只有《滿江紅》可以與之媲美，然后又用杜甫的“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盧綸的“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與之對比，認為“這些都是旁觀式的想像、抒發和描述”，從而突出了辛詞的“凜然殺氣和磅礴之勢”。

　　第二處對比是將他與陶淵明、白居易的從政經歷對比，他認為辛棄疾“對待政治”，“不像陶淵明那樣淺嘗輒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樣長期在任，亦政亦文”。因為“對國家民族他有一顆放不下、關不住、比天大、比火熱的心;他有一身早練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勁”。他“不計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讒言傾盆”。所以“隨時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閑，大起大落，大進大退”。

　　第三處對比是將辛棄疾的豪放與蘇東坡的豪放作比較。蘇辛都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因此文學史上是將“蘇辛”連稱的，但梁衡卻在同中見出異來，他認為：“蘇的豪放僅止于‘大江東去’，山水之闊。”因為“蘇正當北宋太平盛世，還沒有民族仇、復國志來煉其詞魂，也沒有胡塵飛、金戈鳴來壯其詞威”。而“真正的詩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會、民族、軍事等矛盾)所擠壓、扭曲、擰絞、燒煉、捶打時才可能得到合乎歷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為正義的化身。

　　詩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風的鼓蕩下，才可能飛翔，才能燃燒，才能炸響，才能振聾發聵”，而辛棄疾的詩正是這樣的詩。第四處對比是將辛棄疾的婉約詞與柳永、李清照的婉約詞作比較，他認為“柳、李的多情多愁僅止于‘執手相看淚眼’、‘梧桐更兼細雨’，而辛詞中的婉約言愁之筆，于淡淡的藝術美感中，卻含有深沉的政治與生活哲理”。這些都是很有見地的精辟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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