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名人故事：董輔礽持之以恒的創新
在董輔礽先生的學術精神中，銳意創新與實事求是密切相關。正如他于1985年在回答一位記者采訪時所指出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創新，因為實踐在發展。實踐中不斷有新經驗，需要總結、概括成理論。同時，實踐又提出新問題，要求理論作出回答。老經驗不夠了，舊理論不行了。理論追尋實踐發展。只有這樣，理論才能起到指導實踐的作用。”
也正如他于1980年所寫道的：“實踐在前進，理論也要前進。實踐是常新的，理論也應該是常新的。停頓、僵化，就是科學的生命的終結。經濟科學必須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沿著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路線不斷前進！”
然而，實事求是本身并不等同于創新。董輔礽先生的銳意創新所強調的就是，作為一個經濟理論工作者，在求實的同時更應有理論上的創新或學術上的創造性。這也就是說，對于一個經濟理論工作者來說，不能簡單地就事論事，而是要從理論的高度去回答經濟過程“實際怎樣”的問題。
1985年，他接受一位記者采訪時談道：“理論工作難在頭腦沒有理論武裝不行，社會現象非常復雜，你怎樣去辨別真偽，去假存真，去粗取精。沒有理論，就無法駕馭復雜的現象。理論工作者的任務在于，要善于從復雜的經濟現象中抓出問題來，問題抓不住，就沒有辦法進行研究。抓住一般問題不行，要把主要問題抓出來，然后進行分析推理。”“現在，理論界有些人往往抓不住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主要問題，也就是本質的、內在的問題。而恰恰是反映事物內在的、本質的聯系的東西，經過論證，才能反過來說明最一般的、最大量的、最普遍的經濟現象。”
董輔礽先生也深知，要從理論的高度去回答經濟過程“實際怎樣”的問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這不僅要求我們的經濟理論要與經濟現實相符，而且要求我們“自己所主張的各種理論能相互銜接一致，而不是彼此否定。”不過他強調：“這雖然也是不易做到的，但我們確實應該這樣去努力。”
我觀董輔礽先生銳意創新的另一層含義是：經濟理論要發展，就要敢于突破已被實踐證明為錯誤的傳統的經濟理論或教條，敢于跳出原來的理論框架，敢闖理論禁區。
這一點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董輔礽先生曾于1987年在《光明日報》編輯部召開的一個座談會上指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一開始就是障礙重重的，而“其中一個嚴重的障礙”就是“人們的思想障礙”。“造成思想障礙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一些過時的理論，它們根基于我們對社會主義的一些不正確認識，并且構成舊的經濟體制的理論依據。經過長時間的宣傳，這些過時的`經濟理論已經深入人們的頭腦，使人們誤以為它們是不可動搖的。實踐證明，這些過時的經濟理論束縛了生產力，一旦被破除之后，生產力便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這些過時的經濟理論仍舊會在一段時間里繼續盤踞在一些人的頭腦里，從而使人們在改革中疑慮重重，一步三回首，一有變動，就懷疑改革的正確性。我們從事經濟理論工作的同志對于破除過時的經濟理論負有特殊的責任。”
董輔礽先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改革開放以來，他闖入了一個又一個理論禁區，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突破傳統的經濟理論教條的新觀點。這都是有文可查的。
眾所周知，早在1978年下半年，董輔礽先生就率先闖入了一個理論禁區，即有關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問題。按照當時被奉為天經地義的正統的經濟理論觀點，“政企合一”的國家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當然形式，且是最完善的所有制形式；“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且是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最佳形式。
董輔礽先生透過大量的事實發現，原有經濟體制的弊端大多發端于所有制方面，于是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在全國率先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國家所有制形式”的精辟論點，并大膽地提出了“政企分開”和“政社分開”的政策性建議。
熟悉內情的人都知道，董輔礽先生關于國家所有制形式的論點，以及“兩個分開”的政策性建議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極“左”還有很大市場的情況下發表的，當時確實驚動了不少人，引起了極為強烈的反響。
在一個短時期內，董輔礽先生曾受到相當大的壓力。然而，實踐檢驗了他的觀點和建議。如今，“政企分開”已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環節；“政社分開”的主張已變為現實，且已寫入憲法。
有趣的是，事情過了七八年，大家都認為要改革所有制了，當時逼董輔礽先生檢討者卻當著他的面對外國朋友說∶“改革所有制問題是他最早提出來的，但是他提得太早了。”現在來看，所謂“提得太早”，不就是理論創新嗎?人們總說“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偉大的”，須知，在當代中國，第一個突破某一傳統經濟理論教條的人，是無異于“第一個吃螃蟹者”的。
科學發展的歷史規律表明∶一門科學要是沒有突破，就不會有創新，就不會有發展。以闡述“科學革命模式”而著稱的當代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說得在理∶當一門科學有了系統理論之后，這門科學就進入了常規科學階段。這時人們用共同的“規范”去解決理論和實驗中發現的問題。當原有的科學規范遇到愈來愈多無法解決的難題時，危機就到來了，直到舊的規范遭到決定性的破壞，新的規范產生了，新的常規科學又沿著新規范指引的方向向前發展。所以他認為在科學的發展中必須“強調新理論拋棄并取代與之不相容的舊理論的革命過程”。
自然科學的發展是這樣，經濟科學的發展也是這樣。強調創新實際上就是“強調新理論拋棄并取代與之不相容的舊理論的革命過程”。如果不強調這一革命過程，經濟科學同樣不可能有發展。
在董輔礽先生的銳意創新學術精神中，還有一點值得提及，這就是，創新同時也包括突破自我。他曾在好些場合闡述過以下觀點和事實：“不能說哪一位經濟學家是一貫正確的……誰都不能說自己一貫正確，在一本書里我就寫道，我自己就有失誤。其中一個特別的失誤在于發展股票方面∶當時我贊成個人購買股票，但對個人購買股票我曾有過懷疑。但很快我就轉過來了，說明我自己也不是一貫正確，要找問題可以找出很多。”
這是說得很中肯的。人貴有自知之明。而對于一個經濟學家來說，更貴有自我突破。所以，問題不在于一個經濟學家有無失誤，而在于他是否有勇氣承認和糾正自己的失誤，從而突破自我。董輔礽先生的觀點和經驗也啟示我們：要在理論上有所創新，有時還需要突破自我。而從某種意義上講，突破自我比突破別人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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