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距離觀察理性寫作的名人故事

　　一個年僅26歲的青年，突然寫出一部“自傳”來，已經很不尋常，如果這個青年，原本是一個日本人，自傳卻用中文寫就，就更讓人驚異。近幾年在中國高校中人氣飆升的加藤嘉一，新近出版的《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就正好滿足了這兩個條件。

　　有意味的是，加藤的這部“自傳”，除了寫艱辛的童年、窘迫的家庭，以及他如何來到中國旅居等等這些個人經歷，更多的筆墨還是他用中文寫作的觀察和評論文章。

　　這個被媒體稱作“日本韓寒”的日本80后，正在以他的特立獨行，吸引著國人的關注，而他觀察中國的角度和深度也引人思考。

　　解讀80后

　　社會對80后這個詞匯，有一種特殊的情懷

　　記者：我注意到，你接受采訪時說過，其實日本并沒有80后一說。但你似乎很容易就接受了這個概念。你怎么看中國80后的說法？

　　加藤嘉一：80后、90后或者海歸派，中國社會現在有意分類的做法，其實也有它的理由。因為社會正處于變革時期，很多新鮮事物不斷涌現，大家都愿意很輕易地給出一個框架，貼上一個標簽。雖然都只是在玩一個概念，但它確實能給那些年輕人帶來一種歸屬感。我一直認為，中國現在討論80后，是很正常的現象，因為從生存狀態來說，80后是幸福的一代，他們有很多選擇。

　　記者：是這樣嗎？事實上，80后作為一個群體被質疑的聲音也不少。

　　加藤嘉一：社會或者媒體的質疑———無非就是說80后沒有思考能力、沒有責任感———其實這是把他們的希望和遺憾，全部都壓到80后身上。全世界的80后都是一樣的，都是在困惑中，不斷地做出判斷和選擇。對于中國的80后來說，所謂的社會地位和作用，或者說責任感，都被抬高了。其實80后也很清楚，自己實際上沒有這么大的能力和責任。在這種矛盾之下，才會產生爭議。這是我最基本的解讀。

　　記者：按中國的說法，你其實也是一個80后。很多人也在拿你跟我國80后的代表人物之一韓寒作比較，說你是“日本韓寒”。

　　加藤嘉一：我從來沒說過我是日本的韓寒。但是，我相信媒體那樣比較，是有道理的。畢竟我和韓寒的性格、人的狀態，包括閱歷，都比較相似。但是我們生長的環境不同。你可以在我的書里看到，我是那種看到日本社會不合理的現象，不公平的現象，就忍不住要發言的。可能這點上，我比韓寒更犀利。

　　記者：我個人覺得你比較理智，比較冷靜，韓寒可能是更率性而為一些。

　　加藤嘉一：你的說法讓我很高興，韓寒是自由自在的，他的風格就是這樣，他可以什么也不在乎，這是他的性格和背后的生長環境決定的。我不一樣，我是在沒有歸屬感甚至是無家可歸的狀態下成長的。而且我又是到異國他鄉，必須適應習慣這里的環境。還有我的性格，比較溫和比較理性，我相信我的文章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理性的。所以可能我寫的東西更加的穩重。

　　韓寒的做法很娛樂，狀態很娛樂，我的狀態不是。他是從娛樂的角度去利用媒體，我是從學術的角度去利用媒體。但是我相信我和他的很多觀點，有相近的地方。

　　自說“觀察者”

　　這些年的成功，給予我最大的收獲是自信

　　記者：作為一個外來的“觀察者”，你怎么評價自己所做的事情？多年的觀察之后，回頭再看日本，你是否有一些新的認識與發現？

　　加藤嘉一：我現在所做的事情，說起來無非是八個字：觀察中國，反觀日本。你也知道，現在日本的經濟和日本的對外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中國的。在中國，有超過兩萬個日本企業。也就是說，我們日本的未來，取決于中國發展的怎么樣。所以我相信，我的這段經歷，肯定是非常有用的。

　　記者：在觀察了多年之后，對于中國的整體印象有什么變化？

　　加藤嘉一：說內心話，七年前的時候，我沒有說必須要觀察中國，也沒有想到要扮演一個觀察者或者表達者的角色。何況，那時候我根本沒有想到，我自己是要寫作的。但是環境改變了我，或者說造就了我這個人。

　　作為觀察者，我自身肯定是有所變化的，所以，沒有很直接地與剛到中國時比較過。中國畢竟很大，那些文化味道比較濃厚的城市，它們根本上的東西是不變的。所以，這幾年，我一直在努力地與它保持距離。

　　記者：這種不遠不近的態度，我覺得很值得肯定，因為有距離，才能看的更清。

　　加藤嘉一：我還好，因為從小獨立自主的意識就比較強。別人的意見和勸告，我會非常認真地去聽，但最后還是由自己決定。我相信，只是拍馬屁的文章，讀者肯定不愛看。一味地把問題放大的批評，人們也不會愛看。還是要平衡，還是要距離。

　　記者：你之前說過，來中國時沒有想到會寫作，但是這幾年來，無論是寫時政評論還是對社會熱點的關注，實際上你還是在用你的語言和文字，介入到社會公眾事務中來，這種變化對你個人來說意味著什么？

　　加藤嘉一：說內心話，這個問題我一直在回避。我始終認為，如果沒有我個人的努力和對社會的敏感，那我現在的狀態是不可能發生的。更重要的一點，如果沒有時代、環境的改變，我也不會成為現在的自己。

　　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年的成功，給予我最大的收獲是自信。我覺得白巖松說的特別對，我所做的事情到底意味著什么，可能現在還沒有辦法給你一個答復，對于我這些年做一個評價和總結，我覺得時間還不到。

　　評價“自傳”

　　評論我的過去，把自己當做一個外人

　　記者：在我們的'傳統印象里，年輕人出自傳多少是有些不合時宜的。但你的這本《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一直被當做是你的自傳。

　　加藤嘉一：其實我不太同意它是所謂的自傳。我覺得自傳，可能有兩個含義，一個是相對比較成功，另一個是在一個人的晚年，所有的事業都完成之后，開始著手做的一個東西。從這兩個意義上說，我都不太符合。從某一個時間段來看，我是成功的，但是我現在才26歲，假設我能活65年，那現在還早。

　　我一直把人生大概規劃分成三個階段，一個是成長期，一個是充電期，最后是集大成期。因為我準備去美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可以說是我人生第一階段的自傳。這個說法我是同意的。

　　記者：你在這本書里也提到，其實是因為父親的原因，才有了這本書。那么你寫作的初衷與立意是什么？

　　加藤嘉一：我只是評論我的過去，把自己當做一個外人，拉開距離去寫。如果能通過我的回憶，讓中國的同齡人認識到一些東西，也很好。

　　記者：應該說，在中國，你的這種觀察者的身份，已經十分成功。為什么又會決定到美國去？

　　加藤嘉一：是，在中國，可以說我很成功了。但對我來講，如果我只有中國的經歷，回去之后肯定不太被接受。所以，我希望在美國呆至少兩三年，平衡一下我對外的觀點和看法。

　　不管怎么說，中國和美國，對于日本是兩個最重要的國家，我現在想看看，美國人對待世界的態度。

　　記者：這種離開，就像你在書里也提到了，你是一個規則的破壞者包括你到北京來，也包括，你人還在北大，又批評北大。

　　加藤嘉一：對。但是我覺得（那些問題）是很多人都這么認為的。

　　記者：問題是，這現象并不是北大才有。

　　加藤嘉一：因為我在北大，只了解北大。北大那邊其實沒有人批評我，他們都說寫的非常好。說明什么？說明大家都這么認為。在沒有人否定的情況下，總得有一個突破口總得有人去說。

　　記者：我覺得，拋開北大的問題不談，對中國存在的一些社會問題提出善意的批評，對中國人而言還是很新鮮的，當然可能也有點不信任，那么這種觀察還是不完整的。

　　加藤嘉一：對于這一點，我覺得我把情緒把握的比較好。首先我是用中文寫作的；第二，我尊重中國的國情；第三，我也尊重中國讀者的口味。但另一方面，我的身份決定，我是一個外人，這一點我也很清楚。我恰恰就是利用了這個空間。作為外來的第三者，很多話題我是很樂意去說的，而且我相信，我說了也不會受到什么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