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工業園觀后感范文
建筑師劉家琨為“藍頂實踐”所繪制的“天原圖”， 頗具古風。農田和村舍疏落散開，間中是被汽車圍繞的一塊公共區域，房子不高，有院落相圍，隱身在田地之中，“是在城鄉統籌下建造藝術家村，同時對鄉村的自然風貌進行保護的有趣案例。”
從9月29日到10月30日，成都雙年展中，工業文明博物館承擔了首次國際級別的建筑展。
“物我之境：國際建筑展”成都進行中
“我認為這次展覽提供的是一種思路，而不是設計。而這種田園城市的思路，不僅僅是為成都而設。它創造了讓人們更好地去設想理想城市狀態的可能性。”
——支文軍
展場底樓左側，用數據、圖表、案例呈現的是城市規劃理論中的特定名詞“田園城市”。
該理論從1898年被英國20世紀著名社會活動家、城市學家、規劃師埃比尼澤·霍華德提出后歷經一百多年演變。即便是一百多年后、在完全不同的當下中國語境中，霍華德的理論仍足以打動人心。在其名作《明日的田園城市》中，他這樣寫道：“事實上不只存在兩種選擇，像固定思維那樣——城鎮生活和農村生活——而且存在著第三種選擇，在這里，最富活力和積極性的城鎮生活的所有長處以及農村的所有美景和歡悅，可以獲得完美的結合。”
19世紀末，英國正在經歷工業化帶來的城市迅速發展，出現了住房擁擠、環境逼仄問題；農村雖有開闊的田野、新鮮的空氣，但缺乏工作崗位和社交生活。為了解決兩者矛盾，霍華德提出城市群模型：城市由中心城市和若干個較小的外圍城市構成，它們之間則用森林和農場隔離，城與城之間則用鐵路連接。這一經典模型在日后的演變中對衛星城、新城等規劃理論影響巨大，也飽受詬病。主導梳理“田園城市”理論文獻展的同濟大學城規學院教授孫施文認為，將工業化時代的理論放到后工業化時代，今人對田園城市的誤解不少。“實際上，田園城市不是低密度、每家每戶有花園，也不只是建小城市，也不只是一種城市形態。它是一種變革，在當時的語境下更有一種社會公正的含義在。”孫施文說，霍華德理論中一條重要標準是沒有貧民窟，民眾參與管理也是一大特色。“我們真正應該從中吸取并繼承的，是人口的有序分布、城鄉優點的結合、美好的環境和允許多樣化的城市管理經營方式。”孫施文說。
本屆雙年展無論是藝術展的“溪山清遠”，還是設計展策展人歐寧呈現的“碧山計劃”，都不約而同地回到了土地、傳統、山水這些古老命題上。無論是精神的田園山水，還是現實中的農村和都市，都折射出中國高速城市化過程中的某種焦慮和反思。在建筑展中，都市實踐建筑事務所重寫了魯迅《故鄉》中的章節，名為《新閏土的故事》的作品用連環畫展示了這種焦慮。連環畫中，主人公和閏土曾經是好友，然而卻隨著父母去了城市生活，若干年以后，主人公所負責的未來科技城中心區田園計劃的所在地正好是閏土世代為農的鄉村。最后達成的妥協方法則是在科技城中保留農田景觀，讓閏土重新獲得工作機會。“在這里城市環境中的農田景觀成了彌合城市化帶來的社會問題的措施，然而即使在這種條件下失地農民和城市環境下的各階層如何共處和融合仍然是一個問題。”策展方工作人員劉滌宇評論說。
如果說農業進入城市或者和城市相融合是田園的一種可行方式，解決的主要是高速的'城市化中農民的身份認同，那么對于習慣了都市的便利的城市居民來說，田園又意味著什么？
豎立在展覽入口處的一小片正方形的白色“竹林”或許能夠反映出都市人對于田園都市的想法。這件由集合建筑呈現的作品由白色PVC管做成，創作者之一的建筑師卜冰和同伴向參觀者分發馬克筆，鼓勵大家在“竹林”上書寫對于田園的感想。“小鳥兒在歌唱，花兒在開放”、“采菊東籬下”、“今天天氣真熱啊”，這些樸素的語句道出的是大多數都市人對于田園的看法——景觀、生態、綠色。另外，還有不少參展的項目和設計針對的是如何在城市中引入綠色景觀、生態自然，并關注如何將這些元素和城市架構互相融合。
建筑師童明就認為，城市的擴張并沒有為人們帶來理想的生存空間，“21世紀的現實已經不能允許人們在鄉村中建造田園城市，而只可能在城市的縫隙中謀求綠色空間。”那么怎么做？尤其在城市中心已經被過度開發的上海？童明建議，可將目光投射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大批工人新村，因為當時的房屋材料壽命只有50年，這些新村無法被更新，卻可以成為綠色田園的附屬地塊，當然前提是“克制住貪婪的本性，能夠不在其中植入過多的開發行為”。
在設想和概念以外，展覽中呈現的還有幾個頗為成功、比較接近田園城市理想的案例，其中有來自成都本地的劉家琨團隊、臺灣宜蘭的“田中央”團隊。“田中央”團隊負責人黃聲遠介紹自己的項目時像在念一首詩，他說：“路窄一點人才可以相遇，燈要暗一點鳥才可以休息。”不長的PPT里面有一張照片讓人艷羨——建筑師跳入宜蘭河道中，在清澈的河水中游泳。然而，事實上，要達成這些目標需要時間。他們的許多案例經歷多年，有時候沒有了經費就擱著，再過很久有了經費就繼續，原則是從“田中央”出發，做的設計從宜蘭當地的生活細節入手，讓每個建筑和街區像自然生長出來一般，不想讓宜蘭成為笨拙的城市的附庸，而是一個聰明的鄉村。和“田中央”不同，劉家琨指導的“藍頂實踐”(藍頂是一地名)則是一群藝術家到村鎮中引起的一場共生。負責規劃這片場地的知名建筑師劉家琨索性用一幅頗具古風的平面“天原圖”展示這種共生的場面——農田和村舍疏落散開，中間是被汽車圍繞的一塊公共區域，房子不高，有院落相圍，隱身在田地之中。
“我們要說的是，從藍頂為契機的很大一片地方的發展的事情。”劉家琨說在闡釋這個由藝術家發起、政府之后介入規劃的實踐時說，“我看到它不是城里人降臨到一片鄉村去做的事情，它也不是把原住民趕出去強制性圍一塊地來做的事情，它是一個混生的狀態，你長一下我長一下，你變一下我變一下。”這個實踐的目標則是創造出“山水田園，雞犬之聲，藝術創意，時尚前沿”共處的生機盎然之景色。村民對此也頗為歡迎：“藝術家進來以后，周圍的村民的房子都可以租給藝術家，又有機會打工，大家都很高興。”無論是從藝術家自發的集聚地發展而來的藍頂聚落，還是臺灣建筑師黃聲遠一頭扎進宜蘭，抑或是建筑師馬清運去祖籍所在地、盛產美玉的藍田種葡萄制紅酒，都隱含著一種自然生長或者個人選擇的理想主義色彩，和自上而下由規劃達成的圖景相去甚遠，也不具備可復制性。然而，這些確實提供了實現田園城市理想的某種可能性——從自然生長和個人選擇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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