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讀書筆記

時間：2021-06-01 12:08:51 讀書筆記我要投稿

刑法的讀書筆記

　　刑法讀書筆記【一】

刑法的讀書筆記

　　最近閱讀了《漢書刑法志》的前半部分，本文針對已閱讀部分談談自己的想法。《漢書刑法志》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部敘述刑法制度發展史的專著。作者班固以“德主刑輔”的觀點，評述了夏商周以來法制及其變革的功過得失。《漢書刑法志》的前半部分首先對夏商周、春秋戰國以及秦朝的法治變革進行了闡述，并未詳盡闡述作者自己的觀點，但從作者舉例時引用的一些文獻中，依然能看出其重禮輕刑、輕視法律的思想。

　　文章開篇兩段對中國中國古代刑法的產生的原由進行了說明，“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上身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人說而從之”，“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也”。可以看出，統治者在法與禮制的產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之后三至六段作者以兵刑不分的觀點，闡述了春秋戰國到西漢的刑法的發展過程，由于作者把用兵當做行“行大刑”，所以作者說用兵其實就是闡述刑法的發展狀況，但作者秉承仁義用兵（刑）為上，文武（禮治與法治）相配為立法治國的原則，“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于天下也”。而窮武極詐，濫用刑法則是下策。作者在第七段提出了自己“德主刑輔”的觀點，“文德者，帝王之利器也；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后面幾段主要結合“刑新邦用輕典，刑平邦用中典，刑亂邦用重典”的觀點，引用西漢以前的一些例證來說明法制對治國理政的負面作用。以上就是我目前所閱讀部分的主要內容，下面來談談我的感想。

　　《漢書》的作者班固生活在東漢時期，當時儒家思想已經取得了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理政思想得到了漢武帝的推崇，將其作為西漢的主流統治思想，并作為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班固作為東漢學者，自然尊崇儒家思想。應該看到的是，西漢以后的儒學已經不是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孟子所單純信奉的儒家思想，它根本的目的是為了迎合統治階級的需要，以儒家為基礎，融合了法家、道家、墨家等學派的一個“大雜燴”的思想體系。尤其是融合了法家的思想，相信當時漢朝的學者也是看到了法家思想在維護統一多民族國家中所能夠發揮的作用。同時，從作者筆下也可以看出，他主張的是“德主刑輔”的觀點，對“刑”與“禮”的地位有著明確的劃分，強調“本末有序”，堅持“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法律在當時只是被看作輔助禮制的工具。同時，我想到了漢朝時重要的一個斷案制度——春秋決獄，即在斷案的時候依據儒家經典、春秋大義進行裁決，在審判案件的時候考慮行為人的內心動機，“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可見，法律在當時的司法背景下只是禮制的“輔助者”，禮制對法律的施行有著指導作用，只有在禮制的指導下，法律才能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同時，作者其實是一種兵刑不分的觀點，將軍事制度看成一種“刑法”，謂之“大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撲”，講述了遠古及夏、商、周以兵定天下，以文德教導百姓及編制軍隊，立武治國的歷史。

　　但是，作者主張“德主刑輔”的思想的同時，沒有很好的處理法律的地位以及沒有正確認識法家思想，作者這方面的觀點，我不敢茍同。首先，作者兵刑不分的'論述方式有失偏頗。對外用兵屬于一國的“外交”范疇，而一國的法律則屬于“內政”問題。當今法學界有關于法律“屬地效力”的界分，相信在當時秦國的法律也不會對齊國的人民產生約束力。所以法律根本上屬于一國的“內政”問題，只對其管轄下的人民有普遍約束力，不能與對外用兵混為一談。作者將對外用兵作為用兵刑合一的思想對其觀點進行論述，其所引用的范例也多是涉及軍事用兵方面的例子，卻沒有更多地引用涉及“內政”方面的例子，其論點的說服力上打了折扣。其次，作者沒有很好的認識法家思想的精髓。法家強調君主制定良好的法律治理國家并嚴格執行，強調君主治理國家要將法、術、勢三者有機結合。作者引用的吳起、商鞅等例子，將這些法家學者看成了“狡詐之士”，只看到了他們破壞了“禮制”，“上勢利而貴變詐，施于混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而沒有看到“術治”在治理國家、維護君主權威中所發揮的作用。對于“法治”，作者在叔向與子產的對話中也沒有很好地看待其作用，同樣只看到了“法治”對禮制的破壞，而沒有對“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進行分析，并引用圣人孔子的話來反對子產“鑄刑書”的行為。另外，更為偏頗的是，作者錯誤地將法家思想看成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在第十一段中，對秦國商鞅變法到秦朝重刑治國進行了簡要說明，體現出了法家思想造成秦朝滅亡的觀點。我認為，應該正確區分法家思想在秦國時期與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秦王朝后所發揮的不同作用。在戰國時期，秦國任用商鞅變法，“燔詩書而明法令”，獎勵耕戰，維護君主的無上權威，使秦國迅速成為了當時的強國，為之后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可以說，在這一階段，法家思想是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學界的共識。然而，秦始皇統一全國后，雖然表面上還是遵循法家的思想，但是實際上已經背離了法家的思想宗旨，更多是一種極端的國家主義，同時也沒有根據統一全國后社會狀況的變化相應的修改其法律，違背了法家早期思想家倡導的“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的思想。同時，到了秦二世時期所實行的嚴刑峻法已經背離了法家所倡導的“以刑去刑”的精神以及重刑主義的要求，完全變成了一種裸裸的國家恐怖主義。因此，秦朝由于嚴刑峻法不得人心而被推翻不假，但是，認為是法家思想造成了秦朝的滅亡，這種看法是有失偏頗的。

　　當然，漢書作為官方編著的史書，必然要打上時代的烙印，折射出統治者的意志，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江山穩固。因此，必然要為自己政權的合法性找出一個論點，所以，在思想領域批判法家、尊崇儒家，把秦朝滅亡的原因歸結為法家思想的錯誤也就不難理解了。畢竟，歷史歷來都是由取得江山的人來書寫的。

　　刑法讀書筆記【二】

　　用是規則的生命，執行是法律的目標與果實，更是法律的確證。

　　得以執行的法律才是真正具有效力的法律。，法律有效力國民便昌盛。

　　造法易，執法難。

　　因為很多人不勤于解釋法律而善于批評法律，不僅背棄了自己的使命，而且降低了法律的權威。

　　法律不是嘲笑的對象，而是法學研究的對象；法律不應受裁判，而應是裁判的準則。

　　我并不絕對主張惡法亦法，但也不贊成非正義的法律不是法律，而是主張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

　　既然信仰法律，就不要隨意批判法律，不要隨意主張修改法律，而應當對法律進行合理的解釋，將“不理想”的法律條文解釋為合理的法律規定。

　　裁判者只有適用法律的職務，卻沒有批評法律的權能。裁判者只能說出法律是怎樣怎樣，卻不能主張法律應該是怎樣怎樣。

　　在過去的10多年里，刑法學實際上演變為刑事立法學，而不是刑法解釋學。

　　惡法亦法（Dura lex, sed lex）：該格言中的Dura lex能否譯為“惡法”還值得研究，因為拉丁語dura中的基本含義是粗略、粗糙、僵硬。日本不少學者取其僵硬的含義，將該格言釋為“峻法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