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橫貫終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時代形成的，可惜在那個至關重要的時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的鼓動永遠是為成功而搏斗，而一般所謂的成功總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記。結果，臉頰上還沒有皺紋的他們，卻在品德上挖下了一個個看不見的黑洞。
中年是對青年的延伸，又是對青年的告別。這種告別不僅僅是一系列觀念的變異，而是一個終于自立的成熟者對于能夠隨心所欲處置各種問題的自信。
人類最愛歌頌和贊美的是初戀，但在那個說不清算是少年還是青年的年歲，連自己是誰還沒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種關及終身的情感選擇?因此，那種選擇基本上是不正確的，而人類明知如此卻不吝贊美，贊美那種因為不正確而必然導致的兩相糟踐;在這種贊美和糟踐中，人們會漸漸成熟，結識各種異性，而大抵在中年，終于會發現那個“唯一”的出現。但這種發現多半已經沒有意義，因為他們肩上壓著無法卸除的重擔，再準確的發現往往也無法實現。既然無法實現，就不要太在乎發現，即使是“唯一”也只能淡然頷首、隨手揮別。此間情景，只要能平靜地表述出來，也已經是人類對自身的嘲謔。
我不贊成太多地歌頌青年，而堅持認為那是一個充滿陷阱的年代。陷阱一生都會遇到，但青年時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險。
老人歌頌青年時代，大多著眼于青年時代擁有無限的可能性。但他們忘了，這種可能性落實在一個具體個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條。錯選了一種可能，也便失落了其他可能。說起來青年人日子還長，還可不斷地重新選擇，但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是由種種社會關系和客觀條件限定在那里，重新選擇的自由度并不是很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劇處處發生，只不過多數失足看起來不像失足而已。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態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記自己的年齡。一會兒要別人像對待青年那樣關愛自己，一會兒又要別人像對待老人那樣尊敬自己，他永遠活在中年之外的兩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齡里落腳。
某個時期，某個社會，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壞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記了自己是中年。
一般情況下，老年歲月總是比較悠閑，總是能夠沒有功利而重新面對自然，總是漫步在回憶的原野，而這一切，都是詩和文學的特質所在。老年人可能不會寫詩或已經不再寫詩，但他們卻以詩的方式生存著。看街市忙碌，看后輩來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綠，而思緒則時斷時續，時喜時悲，時真時幻。
老人的年齡也有積極的緩釋功能，為中青年的社會減輕負擔。不負責任的中青年用不正當的寵溺敗壞了老人的年齡，但老人中畢竟還有冷靜的智者，默默固守著年歲給予的淡然的尊嚴。
年齡本不該被太多利用的，因為它帶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無法辯駁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現了霉氣十足的年齡霸權，那也不要怕，不知什么地方銀發一閃，冷不丁地出現一個能夠降伏它們的高神。煙塵散去，只剩下這位高神的笑容隱約在天際，而此時天下，早已月白風清。一雙即將握別世界的手，向我指點了一種詩化的神圣。余秋雨作品
中青年的世界再強悍，也經常需要一些蒼老的手來救助。平時不容易見到，一旦有事則及時伸出，救助過后又立即消失，神龍見首不見尾。這是一種早已退出社會主體的隱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隱柔中沉積著歲月的硬度，能使后人一時啟悟，如與天人對晤。老年的魅力，理應在這樣的高位上偶爾顯露。不要驅使，不要強求，不要哄抬，只讓它們成為人生的寫意筆墨，似淡似濃，似有似無。
什么季節觀什么景，什么時令賞什么花，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顛大倒，就會把兩頭的況味都損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外國對中國文化的盜版，是由我們的盜版開始的，他們對我們的文化不了解，是和我們自己的不了解有關，我們首先錯讀了，外國才會錯讀。
文化不是學歷，文化不是一些概念，文化也不是文言文，文化也不是古詩，文化最后的沉淀是人。
什么是江湖?江湖就是遠離法律的地方，什么是好漢，好漢就是遠離法律的人群。江湖為什么開心?因為江湖上沒有法律。
只有章子怡和劉翔他們的犧牲，才能換來我們科學家的安靜。
中國文化什么不好?就是一直沒有戲劇?孔子孟子沒有看過戲，曹操、陶淵明沒有看過戲，李白杜甫也沒有看過戲，而且連蘇東坡他們也都沒有看過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