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
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鸛雀樓早已不存，故址在蒲州（今山西永濟縣西）西面，黃河中的一個小島上，高三層，前瞻中條山，下瞰黃河水，為唐代登覽勝地。許多詩人都曾登臨賦詩。暢當這首詩在宋代曾獲很高評價，與王之渙同題名作并舉。
前二句寫樓高以寄胸懷。詩人站在鸛雀樓上，望遠空飛鳥仿佛低在樓下，覺得自己高瞻遠矚，眼界超出了人世塵俗。從藝術表現看，這里把視覺反差運用到景物描寫中，以遠處物體似低小的感覺來反襯近處物體的高大，饒有意趣。從思想境界看，則詩人自有一種清高、俊逸的情懷，志氣凌云，而飄飄欲仙，大有出世之想。第二句一作“高謝世人間”，則高蹈的情懷更明確。
后二句寫四圍景象以抒激情。中條山脈西接華山。從鸛雀樓四望，天然形勢似乎本來要以連綿山巒圍住平原田野，但奔騰咆哮的黃河卻使山脈中開，流入斷山，浩蕩奔去。這概括的描寫，勾勒出山河的形勢和氣勢，同時也顯示出詩人開闊的胸襟和奔放的激情，目光遠大，志向無羈。這二句與前二句一氣相貫，既以顯出樓高望遠，更以見出詩人志高氣逸的情懷。
宋人沈括稱贊這詩和王之渙詩都“能狀其景”（《夢溪筆談》）。但景以情見，物由志顯，能狀壯闊山河，正因詩人胸懷高尚。這詩和王詩都是這樣的情景交融的好詩。由于時代、遭遇、處境的不同，因而兩詩的意境不同。王之渙是盛唐詩人，而暢當則是經歷戰亂的中唐詩人。他在唐代宗大歷七年（772）進士擢第后，仕途淹滯，有志不騁，也曾隱游，“拙昧難容世，貧閑別有情”（《天柱隱所重答韋江州》）。他自視清高，志不茍俗，又不甘困頓，有一股沖決樊籬的激情。因而登臨賦詩，抒懷勵志，矚目高遠，激情迸發。從當時歷史條件看，應當說，這詩的思想內容是進步的。而這種勵進的精神，在今天也是可取的。 （倪其心）
詩因樓出，樓因詩名，唐代兩位詩人王之渙和暢當分別寫過一首《登鸛雀樓》，由于王詩在前，名聲較大，幾乎掩沒了暢詩的影響，后世論詩常把兩首同題詩比較而談，囿于成見，沿襲舊說，褒王抑暢者居多，論者認為暢詩不如王詩是因為暢當的《登鸛雀樓》純粹寫景（或者說景中少人），無理無情，無勢無志；而王詩則是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理入景勢，志由物出。果真如此嗎？筆者經過反復再三的涵泳玩味，的確不敢茍同這種觀點，試申述理由如下：
暢當的《登鸛雀樓》是這樣寫的：“迥臨飛鳥上，高出塵世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前二句寫樓高以寄懷。鸛雀樓拔地而起，直插云霄，高空飛鳥似乎也只能望“高”興嘆，低棲其下。站在鸛雀樓上的詩人居高臨下，縱目遠眺，仿佛覺得萬丈高樓，頂天立地，橫空出世。這兩句以飛鳥難以飛臨反襯鸛雀樓高及云天，以塵世景物的低矮渺小反襯鸛雀樓的高高在上，夸張和想象相結合，靜態和動感相交融，營構了一幅高遠遼闊、雄渾蒼茫的壯觀圖景。寫樓，有遠離飛鳥，出世超塵之想，寫人有高蹈塵外，遺世獨立之思，化靜樓為動感，寓情勢于景物。
詩人孤高傲世、獨步青云的風姿，詩人豪情滿懷、壯志凌云的胸襟，詩人高瞻遠矚、超群脫俗的情志，全在這精心營構的雄渾圖景之中展露無遺。
后二句寫四圍景象以抒激情。崇山峻嶺，連綿起伏，如銅墻鐵壁鎖住平原田野，似萬千雄兵圍抄高樓曠野；南來東向的黃河奔騰咆哮，如驚龍騰空，似銀蛇起舞，排山倒海，呼嘯而來，洶涌而去，以雷霆萬鈞之勢，憑鬼斧神工之力，把橫梗在前的山脈攔腰斬斷。這兩句概括描寫，勾勒山河的形貌氣勢。以“圍”寫山，凸現山巒起伏，連綿不斷的地理形貌；以“入”寫河，彰顯黃河萬里奔騰，滔滔向前的強勁力量。“斷”字入詩，耐人尋味。李白有詩“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望天山門》），“斷”字氣貫長虹：長江洶涌澎湃，虎吼雷鳴，似倚天長劍把天門山一分為二。同樣，暢當用“斷”字也傳神地表現出黃河驚天動地、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任何艱難險阻，任何崇山峻嶺，都阻擋不了黃河一瀉千里，滾滾向前的潮流。如此恢宏壯闊的場面，如此壯浪奇絕的氣勢，如此震天動地的偉力，活脫脫地烘托出詩人開闊高遠的胸襟和激越奔放的豪情，這兩句與前兩句一氣相貫，既以顯出樓高望遠，更能見出詩人志高氣逸的情懷。
宋人沈括稱贊這首詩和王之渙的《登鸛雀樓》都“能狀其景”（《夢溪筆談》），但景以情見，物由志顯，能狀壯闊山河，正因詩人胸懷高尚。暢當才情卓異，自視清高，不茍流俗，不甘困頓，有一股沖決樊籬，大展宏圖的激情。因而登臨賦詩，抒懷勵志，矚目高遠，激情迸發。這種志存高遠，積極進取，挑戰困難，向往自由的精神，不是通過王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樣的句子傳達出來，而是作為一種情操氣度滲透在山川景物當中，不可目遇只可神會，涵詠品味，自然能夠體察出來。可見暢詩寫景狀物，圖形繪貌之中亦暗含情志理勢，決非一般論者所言的“純粹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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