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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與胡適的家族交往史
張愛玲一生最為鐘情兩部小說—《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為前者她寫了一本《紅樓夢魘》，為后者她花了很大的功夫?qū)⒅g成國文和英文。這或多或少是胡適研究白話小說工作的延續(xù)。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張愛玲與胡適的家族交往史，歡迎閱讀。
張愛玲與胡適的家族交往史
1954年秋，身在香港的張愛玲將她新出版的小說《秧歌》寄給胡適，并附信說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贊許的《海上花》那樣“平淡而近自然”。由此，張愛玲和胡適開始了短暫的書信聯(lián)系。次年11月她去紐約后，和胡適有了更多直接的交往，得敘兩家的前緣。
“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
胡適和豐潤張家，有多重關(guān)系。
張愛玲在《憶胡適之》里回憶說，童年時代她看《胡適文存》是在父親的書桌上，與較不像樣的書并列。而她的母親黃逸梵，還“跟胡適先生同桌打過牌”。她和胡適認(rèn)識，很可能是她在英國留學(xué)的時期，當(dāng)時胡適以“中英庚款”委員的身份赴歐，在英倫逗留數(shù)月之久，多和留學(xué)生見面。但同桌打牌，則更可能是胡適到上海就任中國公學(xué)校長之后。胡適1928年2月17日抵達上海，4月30日正式接任中國公學(xué)校長，后來發(fā)生《人權(quán)論集》事件，于
1930年5月15日辭去校長之職。兩人長達兩年的時間同在上海，很可能有機會見面。
1955年張愛玲與胡適在美國相會，張愛玲得知“他父親認(rèn)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里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dāng)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張愛玲所說的“小忙”，在胡適11月10日的日記中有一段簡要介紹：
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張愛玲，author of《秧歌》。始知她是豐潤張幼樵的孫女。張幼樵(佩綸)在光緒七年(1881)作書介紹先父(胡傳，字鐵花)去見吳愙齋(大澂)，此是先父后來事功的開始。幼樵貶謫時，日記中曾記先父遠道寄函并寄銀二百兩。幼樵似甚感動，故日記特書此事。幼樵遺集中竟收此介紹一個老秀才的信—我曾見之—可見他在當(dāng)時亦不是輕易寫此信也。
關(guān)于張佩綸作書介紹胡傳給吳大澂，張經(jīng)甫代胡適兄弟撰寫的《胡鐵花先生家傳》里有一段記述：
“先嚴(yán)素志四方，嘗言中國之患在西北，而發(fā)端始必東北。苦東北圖志闕如，遂慨然欲游歷東三省，考其形勢，以備非常。族伯嘉言先生(善文)愿以三千金助三年游資。先嚴(yán)受二百金，留百金于家，攜百金以行，時光緒七年七月也。抵京師，某鉅公一見傾心，問曰：‘東邊僻遠，設(shè)游未遍而資罄，奈何?’對曰：‘邊軍多淮人，資罄則投軍充軍吏或防勇，積半年餉，可復(fù)游。’某公壯之，作書介于吳太仆(大澂)。”(見《臺灣紀(jì)錄兩種》，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51年)
文中所稱的某鉅公，即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吳大澂，字清卿，號愙齋，和張佩綸同為光清流黨成員，兩人為莫逆之交。《澗于日記》中記載，光緒初他們同在京師，酬唱無虛日，往來非常密切。他們和張之洞、黃國瑾等構(gòu)成清流派的骨干力量。
胡傳步入仕途的關(guān)鍵人物
光緒六年初，吳大澂奉旨以三品卿銜前赴吉林，隨同吉林將軍銘安(字鼎臣)幫辦一切事宜，四月中旬他入都陛見后首途吉林。赴東北前，吳大澂本在辦理中俄伊犁交涉，因東邊俄又越界設(shè)卡，形勢急迫，遂有調(diào)派吳大澂之命。此前的光緒四年，崇厚以全權(quán)大臣身份使俄，張佩綸上折《大臣奉使宜策萬全折》,對崇厚取道海路及“以全權(quán)大臣便宜行事”提出異議,后果如張佩綸所料，崇厚上當(dāng)受騙，雖然收回伊犁城，卻割讓大片土地。消息傳回國內(nèi)，輿論大嘩，“更遣曾紀(jì)澤往俄更約，爭回伊犁南路七百余里。”(《清史稿·崇厚傳》)吳大澂曾被派往西北左宗棠麾下差遣，雖然未成行，但可見他和張佩綸都對中俄交涉異常關(guān)注。吳大澂幫辦吉林，仍然是俄事的延續(xù)。胡傳既“嘗言中國之患在西北，而發(fā)端始必東北”，必然和張、吳都容易產(chǎn)生共鳴。
科舉是清代士人步入仕宦的正途。胡傳在科舉上卻極不得意，他先后五次參加鄉(xiāng)試，皆未中舉。光緒七年，他已經(jīng)四十一歲，胡家在上海經(jīng)營的店鋪適遭火災(zāi)，他前往上海處理，為身在南京的族兄嘉言招去。嘉言問他未來的打算，他表示，“上年朝廷遣崇地山侍郎為全權(quán)大臣出使俄羅斯，議收回伊犁地，辦理不善，眾議嘩然。南皮張香濤侍御彈之，語尤剴切，其疏中有‘東不能薄寧古塔’語……鈍夫揣摩天下大勢，俄人已占據(jù)東北邊地，逼近東三省，豈有不薄寧古塔之理?”遂決定放棄科考，另辟蹊徑，前往當(dāng)時人員稀少的苦寒之地謀發(fā)展。
胡傳于光緒七年七月抵達天津，訪問了績溪同鄉(xiāng)章洪鈞(字芹生)，到北京后又見到族兄胡寶鐸(字虎臣)。早在同治六年江南鄉(xiāng)試時，胡傳和胡寶鐸、曹汝濟、章洪鈞四人被同時薦卷，其他三人皆中，獨他落榜。胡傳抵京時，吳大澂已升太仆寺正卿，改為督辦。胡寶鐸與吳大澂為戊辰同年，但不很熟識，他建議他轉(zhuǎn)求章洪鈞。與此同時，胡傳的同門姚子良也愿意請彭福孫(字頌田)為他通融，因為彭受業(yè)于吳大澂，有說話的機會。
到吉林后，胡傳成為吳大澂的幕僚。一年后，吳保舉他為知縣，從此進入官場，最后官至臺灣省臺東知州。上述舉薦他的三人當(dāng)中，以張佩綸分量最重，是胡傳得以步入仕途的關(guān)鍵人物，正如后來胡適日記中所說，“此是先父后來事功的開始。”
十年后不忘引薦之誼
張佩綸性格峻刻，即使對朋友也不稍稍假借，他能這么大方地推薦與他素昧平生的胡傳，和他的業(yè)師夏壽人有很大的關(guān)系。夏壽人，名如椿，上元人，是張佩綸中舉前的老師。張佩綸幼年跟隨父親張印塘在浙江生活，咸豐四年張印塘病逝于徽州后，家屬仍在南方。張佩綸等得到張人駿的父親、曾任華亭知縣的張澤仁照顧，并為延請塾師，張佩綸的業(yè)師夏如椿、陸廷英都是江蘇人。同治六年胡傳鄉(xiāng)試下第后，曾進入劉熙載主講的龍門書院就讀，同門中就有夏壽人。張佩綸在稍后致吳大澂的另一封信中略提及這層關(guān)系：“胡君傳與敝業(yè)師夏壽人同在龍門，其去吉林欲在麾下自效。佩綸未敢力薦，愿私布其下忱，倘可收錄，乞即與六廄馬群并供驅(qū)策耳。”
張佩綸的推薦信寫得相當(dāng)?shù)皿w，舉薦一個未深交之人，重點突出他重經(jīng)世之學(xué)的可貴，并以古義相勵，也未說過分吹捧的話，還將胡傳的基本情況以及他和胡寶鐸、章洪鈞的關(guān)系托出，使得吳大澂能夠重視這位遠道投奔的落魄秀才。
胡傳和張佩綸再次聯(lián)系已是四年之后。光緒十年，張佩綸在中法馬尾海戰(zhàn)中戰(zhàn)敗，次年四月初譴戍張家口。
光緒十六年，張佩綸早已從塞上賜還，并成為李鴻章的女婿。胡傳也于兩年前由吳大澂札調(diào)鄭州襄辦黃河工程，大工合龍，吳奏保胡傳襄助有功，得旨“以直隸州知州分發(fā)省分補用”。 胡傳十六年赴京候補，得簽分發(fā)江蘇。離京后路過天津，他去拜訪了張佩綸。《澗于日記》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初四日：“午后……胡守三直牧傳過談。琴生舊交，清卿故吏，入都引見。”從張佩綸舉薦胡傳，到這次見面，將近十年過去了，兩人都今非昔比。胡傳雖僅是地方官員，但相較十年前境況是天壤之別。而張佩綸卻幾淪為廢人，雖然在李鴻章幕中，但過得并不愉快，且仍為朝中所忌。胡傳不忘十年前張佩綸的引薦之誼，專程去看望故人，可見當(dāng)年張的一紙書信，對他一生是多么重要，所以他一直溫暖地記在心頭。
張愛玲對那一段因緣不很關(guān)心
對于張胡兩家歷史上的這一段佳話，在張佩綸這邊，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他日記中提到胡傳不過兩次，文集中也僅僅兩三次。時過境遷，到他那不很關(guān)心祖上事的孫女張愛玲，就更不曉得這一段因緣了。
但是在胡家，這件事不僅胡傳記著，到了他的兒子胡適，也依然如此。胡適留意這件事，并不是始自1955年他和張愛玲在美國相會之后。至少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對世人提起過張佩綸引薦父親的掌故。
胡傳于光緒十八年應(yīng)臺灣巡撫邵友濂之奏調(diào)，赴臺灣供職，最后官至臺東直隸州知州。甲午戰(zhàn)敗，清政府被迫割讓臺灣，“詔臣工內(nèi)渡”(胡祥木《鐵花胡公家傳》)，胡傳于1895年8月離臺內(nèi)渡，22日病逝于廈門。胡傳病逝時，胡適年僅三歲八個月。三十多年后，胡適已是名滿華夏。胡家和張家的下一代也有了交往。除張愛玲《憶胡適之》里提到的黃逸梵與胡適同桌打牌外，胡適和張佩綸的侄子、張愛玲的堂伯父張志潭(字遠伯)也有短暫的往來。這在胡適的日記里有多處記載。
記載與張志潭交往的日記，是在胡適離開上海中國公學(xué)，到北平出任北京大學(xué)文學(xué)院院長兼中國文學(xué)系主任期間。日記中提到的楊昭雋，是張志潭延請的家庭塾師。張志潭的父親張佩緒，清季曾出任過安徽蕪湖道尹，是張佩綸的親弟弟。10月11日那天，胡適“八時二十五分搭平吉直通車來天津。自北京直達吉林，昨日第一次通車，共計需三十六點鐘，回想五十年前先父鐵花先生由北京到寧古塔，坐騾車走了四十二天，約一千點鐘，不能不說是進步”。胡適應(yīng)該知曉張佩綸即是張志潭的伯父。當(dāng)天的晚宴上，胡適是否像多年以后他和張愛玲在紐約相會那樣，與張氏兄弟敘敘張佩綸、胡鐵花那一段舊，大概是很可以想象的罷。
最后一次看見胡適先生
胡適1949年4月離開中國大陸赴美，在美國逗留長達九年，直到1958年4月回到臺灣。據(jù)學(xué)者研究，1955年胡適與張愛玲在紐約敘舊那段時間，是胡適一生中最暗淡的歲月。曾經(jīng)名滿天下的胡博士，而今是門前冷落鞍馬稀，這種落寞和失落，也許不僅是胡適個人的遭遇，更是時代的一個象征。張愛玲提到“適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又說正在給《外交》雜志(“Foreign 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他們這里都要改的。’”張愛玲無愧為微物之神，即使這樣微末而意味深長的細(xì)節(jié)，也被她輕巧抓住：
我送到大門外，在臺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fēng)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么笑瞇瞇地老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yán)嚴(yán)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里，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dāng)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里面暖氣太熱，只穿著件大挖領(lǐng)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只覺得風(fēng)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fēng)，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1958年，胡適離美回臺，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0年2月16日晚上，胡適寫了一篇《張佩綸的澗于日記》，回顧張佩綸和胡家的因緣，引述了張佩綸日記中有關(guān)胡傳的文字。文中說他曾于1946年在北京東安市場書店翻閱《澗于日記》，“隨手翻開，即見先父的姓名。”他還抄錄了《澗于日記》中記載章洪鈞逝前逝后的內(nèi)容，稱贊幼樵先生對章琴生的友誼使人感佩。這大概是胡適最后一次提到張佩綸。
張愛玲一生最為鐘情兩部小說—《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為前者她寫了一本《紅樓夢魘》，為后者她花了很大的功夫?qū)⒅g成國文和英文。這或多或少是胡適研究白話小說工作的延續(xù)。“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適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適之先生不在了。”張愛玲之于胡適，與胡傳之于張佩綸的關(guān)系，何其類似，交往雖然并不多，但何嘗不是吾黨中人。
張愛玲與胡適的愛情故事
最初，張愛玲與作家唐朝曾經(jīng)有過一段深刻的感情，但這段感情因為唐朝的家庭背景及其家人對他的反對而告吹。之后，張愛玲又愛上了作家金岳霖，兩人曾經(jīng)熱戀過，但最終還是分道揚鑣。隨后，張愛玲曾與其后來的丈夫、文藝評論家茅盾有過短暫的戀情，但兩人最終也未能在一起。
然而，張愛玲和胡適之間的戀愛和婚姻最為人所知。胡適是當(dāng)時著名的學(xué)者和作家，他們最初見面的情景被張愛玲以小說《半生緣》的形式描寫出來，并留下了許多為人津津樂道的佳話。然而，胡適和張愛玲的婚姻并不愉快，他們的性格和價值觀存在很大的差異，最終以離婚收場。
張愛玲和胡適是經(jīng)常一起出現(xiàn)在上海文藝圈的一對，當(dāng)時的文學(xué)界稱他們?yōu)椤昂鷱埛驄D”。據(jù)說，他們最初是在胡適的求學(xué)期間相識的。他們的戀情獲得了不少人的祝福，結(jié)婚后也生下了一個女兒。然而，兩人的婚姻并不幸福，因為他們的性格和價值觀存在很大的差異，最終以離婚收場。
盡管婚姻破裂了，但兩人卻在文學(xué)上煥發(fā)出了更為出色的光芒。張愛玲的小說中，胡適成為她筆下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金鎖記》一書，通過描寫胡適與前妻的故事，為愛情和婚姻關(guān)系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而胡適則執(zhí)筆為張愛玲的故事提供了評價，成為她作品的最佳書評者
張愛玲與錢鐘書 感情糾葛
張愛玲和錢鐘書的愛情故事始于1940年代初期的上海文藝圈。當(dāng)時，張愛玲已婚，而錢鐘書則是一名教授。他們在聚會和酒會上相識，經(jīng)常談?wù)撐膶W(xué)和生活，慢慢地建立了感情。
據(jù)傳聞，張愛玲和錢鐘書在張愛玲與前夫胡適離婚后很快陷入了戀情。他們交換著彼此的作品，互相評論改善對方的寫作，聚會、寫信、相約約會，在一段時間里彼此深切地思念著對方。
盡管兩人的感情非常微妙，甚至未被公開認(rèn)可，但是他們的互動和情感交流仍然對彼此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錢鐘書親筆寫下了張愛玲的小說《小良家姑娘》的序言，稱贊其文學(xué)才能和獨特的思想深度。張愛玲則在小說中描述了城市人的情感苦悶和復(fù)雜心理，展現(xiàn)出女性寫作家的獨特視角。
盡管他們之間的戀情未能持續(xù)下去，但張愛玲和錢鐘書的故事成為了一代文化人心中的經(jīng)典形象，成為了中國文學(xué)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
張愛玲的婚姻經(jīng)歷十分坎坷，但正是這些經(jīng)歷為她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提供了極大的靈感。她在小說和散文中頻繁地探索婚姻和愛情的主題，從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中汲取創(chuàng)作靈感，呈現(xiàn)出極具細(xì)膩度和戲劇化的情感世界，深深地打動了讀者。可以說，張愛玲的婚姻經(jīng)歷是她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為了她成為獨特、卓越文學(xué)家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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