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我看蘇青》

　　張愛玲原名張煐，筆名梁京，祖籍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生于上海，中國現代女作家。7歲開始寫小說，12歲開始在校刊和雜志上發表作品。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張愛玲《我看蘇青》相關內容，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張愛玲《我看蘇青》

　　蘇青與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密切的朋友，我們其實很少見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敵視著。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況都是女人 ——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這里有點特殊情形。即使從純粹自私的觀點看來，我也愿意有蘇青這么一個人存在，愿意她多寫，愿意有許多人知道她的好處，因為，低估了蘇青的文章的價值，就是低估了現在的文化水準。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并論是我甘心情愿的。

　　至于私交，如果說她同我不過是業務上的關系，她敷衍我，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為了要稿費，那也許是較近事實的，可是我總覺得，也不能說一點感情也沒有。我想我喜歡她過于她喜歡我，是因為我知道她比較深的緣故。那并不是因為她比較容易懂。普通認為她的個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話既多，又都是直說，可是她并不是一個清淺到一覽無余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舊喜歡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書可以有許多不大懂它的好處的讀者。許多人，對于文藝本來不感到興趣的，也要買一本《結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寫。我想他們多少有一點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罵的資料。大眾用這樣的態度來接受《結婚十年》，其實也無損于《結婚十年》的價值。

　　在過去，大眾接受了《紅樓夢》，又有幾個不是因為單戀著林妹妹或是寶哥哥，或是喜歡里面的富貴排場?就連《紅樓夢》大家也還恨不得把結局給修改一下，方才心滿意足。完全貼近大眾的心，甚至于就像從他們心里生長出來的，同時又是高等的藝術，那樣的東西，不是沒有，例如有些老戲，有些民間故事，源久流長的;造形藝術一方面的例子尤其多。可是設法子使這個來做創作的標準。迎合大眾，或者可以左右他們一時的愛憎，然而不能持久。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寫不出蘇青那樣的真情實意的書。

　　而且無論怎么說，蘇青的書能夠多銷，能夠賺錢，文人能夠救濟自己，免得等人來救濟，豈不是很好的事么?

　　我認為《結婚十年》比《浣錦集》要差一點。蘇青最好的時候能夠做到一種“天涯若比鄰”的廣大親切，喚醒了往古來今無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憶，個個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實在是偉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但是我忽然想到有一點：從前她進行離婚，韌出來找事的時候，她的處境是最確切地代表了一般女人。而她現在的地位是很特別的，女作家的生活環境與普通的職業女性，女職員，女教師，大不相同，蘇青四周的那些人也有一種特殊的習氣，不能代表一般男人。而蘇青的觀察態度向來是非常的主觀，直接，所以，雖然這是一切職業文人的危機，我格外為蘇青的慮到這一點。)

　　也有兩篇她寫得太潦草，我讀了，仿佛是走進一個舊識的房間，還是那些擺設，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很 惆悵。有人批評她的技巧不夠，其實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覺中，喜歡花俏的稚氣些的作者讀者是不能領略的。人家拿藝術的大帽子去壓她，她只有生氣，漸漸的也會心虛起來，因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她是眼低手高的。可是這些以后再談吧，現在且說她的人。她這樣問過我：“怎么你小說里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我的?我一直留心著，總找不到。”

　　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紙人，放在書里比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發現人家的短處，不過是將立體化為平面的意思，就像一技花的黑影在粉墻上，已經畫好了在那里，只等用墨筆勾一勾。因為是寫小說的人，我想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來龍去脈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惡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眼中所見，有些天資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錯了一步，后來怎么樣也不行了，因為整個的人生態度的關系，就壞也壞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壞，只是沒出息，不干凈，不愉快。

　　我書里多的是這等人，因為他們最能夠代表現社會的空氣，同時也比較容易寫。從前人說“畫鬼怪易，畫人物難”，似乎倒是圣賢豪杰惡魔妖婦之類的奇跡比較普通人容易表現，但那是寫實功夫深淺的問題。寫實功夫進步到托爾斯泰那樣的程度，他的小說里卻是一班小人物寫得最成功，偉大的中心人物總來得模糊，隱隱地有不足的感覺。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說了，總把他們的好人寫得最壞。所以我想，還是慢慢地一步一步來吧，等我多一點自信再嘗試。

　　我寫到的那些人，他們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夠原諒，有時候還有喜愛，就因為他們存在，他們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見他們，因為我的幼稚無能，我知道我同他們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處的，如果必須有接觸，也是斤斤較量，沒有一點容讓，總要個恩怨分明。但是像蘇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會記根的。 ——并不是因為她是個女人。她起初寫給我的索稿信，一來就說“叨在同性”，我看了總要笑。——也不是因為她豪爽大方，不像女人。

　　第一，我不喜歡男性化的女人，而且根本，蘇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女人的弱點她都有，她很容易就哭了，多心了，也常常不講理。譬如說，前兩天的對談會里，一開頭，她發表了一段意見關于婦女職業。“記者”方面的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可是……”她凝思了一會，臉色慢慢地紅起來，忽然有一點生氣了，說：“我又不是同你對談——要你駁我做什么?”大家哄然笑了，她也笑。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愛的。

　　即使在她的寫作里，她也沒有過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過是常識——雖然常識也正是難得的東西。她與她丈夫之間，起初或者有負氣，得到離婚的一步，卻是心平氣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簡單。她丈夫并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里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系是可以維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會制度的崩壞，暴露了他的不負責。他不能養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職業上的發展。而蘇青的脾氣又是這樣，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開。

　　這使我想起我自己，從父親家里跑出來之前，我母親秘密傳話給我：“你仔細想一想。跟父親，自然是有錢的，跟了我，可是一個錢都沒有，你要吃得了這個苦，沒有反悔的。”當時雖然被禁鋼著，渴望著自由，這樣的問題也還使我痛苦了許久。后來我想，在家里，盡管滿眼看到的是銀錢進出，也不是我的，將來也不一定輪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幾年的求學的年齡反倒被耽擱了。這樣一想，立刻決定了。這樣的出走沒有一點慷慨激昂。我們這時代本來不是羅曼蒂克的。

　　生在現在，要繼續活下去而且活得稱心，真是難，就像“雙手擘開生死路”那樣的艱難巨大的事，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對于物質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夠多一點明了與愛悅，也是應當的。而對于我，蘇青就象征了物質生活。

　　我將來想要一間中國風格的房，雪白的粉墻，金漆桌椅，大紅椅墊，桌上放著豆綠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團，每一只上面點著個胭脂點。中國的房屋有所謂“一明兩暗”，這當然是明間。這里就有一點蘇青的空氣。

　　這篇文章本來是關于蘇青的，卻把我自己說上許多，實在對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釋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發來解釋。說到物質，與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開的。可是我覺得，刺激性的享樂，如同浴缸里淺淺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熱氣上騰，也得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終究淺，即使躺下去，也設法子淹沒全身，思想復雜一點的人，再荒唐，也難求得整個的沉涵。也許我見識得不夠多，可以這樣想。

　　我對于聲色犬馬最初的一個印象，是小時候有一次，在姑姑家里借宿，她晚上有宴會，出去了，剩我一個人在公寓里，對門的逸園跑狗場，紅燈綠燈，數不盡的一點一點，黑夜里，狗的吠聲似沸，聽得人心里亂亂地。街上過去一輛汽車，雪亮的車燈照到樓窗里來，黑房里家具的影子滿房跳舞，直飛到房頂上。

　　久已忘記了這一節了。前些時有一次較緊張的空襲，我們經濟力量夠不上逃難(因為逃難不是一時的事，卻是要久久耽擱在無事可做的地方)，轟炸倒是聽天由命了，可是萬一長期地斷了水，也不能不設法離開這城市。我忽然記起了那紅綠燈的繁華，云里霧里的狗的狂吠。我又是一個人坐在黑房里，沒有電，瓷缸里點了一只白蠟燭，黃瓷缸上凸出綠的小云龍，靜靜含著圓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聽見房間里一只鐘滴嗒滴嗒定。蠟燭放在熱水汀上的一塊玻璃板上，隱約照見熱水汀管子的撲落，撲落上一個小箭頭指著“開”，另一個小箭頭指著“關”，恍如隔世。

　　今天的一份小報還是照常送來的，拿在手里，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是親切，傷鋤。就著燭光，吃力地讀著，什么郎什么翁，用我們熟悉的語調說著俏皮話，關于大餅、白報紙、暴發戶，慨嘆著回憶到從前，三塊錢叫堂差的黃金時代。這一切，在著的時候也不曾為我所有，可是眼看它毀壞，還是難過的——對于千千萬萬的城里人，別的也沒有什么了呀!

　　一只鐘滴嗒滴嗒，越走越響。將來也許整個的地面上見不到一只時辰鐘。夜晚投宿到荒村，如果忽然聽見鐘擺的滴晤，那一定又驚又喜——文明的節拍!文明的口子是一分一秒劃分清楚的，如同十字布上桃花。十字布上桃花，我并不喜歡，繡出來的也有小狗，也有人，都是一曲一曲，一格一格，看了很不舒服。蠻荒的日夜，沒有鐘，只是悠悠地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日子過得像軍窯的談青底子上的紫暈，那倒也好。我于是想到我自己，也是充滿了計劃的。在香港讀書的時候，我真的發奮用功了，連得了兩個獎學金，畢業之后還有希望被送到英國去。我能夠揣摩每一個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樣功課總是考第一。

　　有一個先生說他教了十幾年的書，沒給過他給我的分數。然后戰爭來了，學校的文件記錄統統燒掉了，一點痕跡都沒留下。那一類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罷?在那邊三年，于我有益的也許還是偷空的游山玩水，看人，談天，而當時總是被逼迫著，心里很不情愿的，認為是糟蹋時間。我一個人坐著，守著蠟燭，想到從前，想到現在，近兩年來孜孜忙著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應當有數。

　　后來看到《天地》，知道蘇青在同一晚上也感到非常難過。然而這末日似的一天終于過去了。一天又一天。清晨躺在床上，聽見隔壁房里嗤嗤嗤拉窗簾的聲音;后門口，不知哪一家的男傭人在同我們阿媽說話，只聽見嗡嗡的高聲，不知說些什么，聽了那聲音，使我更覺得我是深深睡在被窩里，外面的屋瓦上應當有白的霜 ——其實屋上的霜，還是小時候在北方，一早起來常常見到的，上海難得有——我向來喜歡不把窗簾拉上，一睜眼就可以看見白天。即使明知道這一天不會有什么事發生的，這堂堂的開頭也可愛。

　　到了晚上，我坐在火盆邊，就要去睡覺了，把炭基于戳戳碎，可以有非常溫暖的一剎那;炭屑發出很大的熱氣，星星紅火，散布在高高下下的灰堆里，像山城的元夜，放的煙火，不由得使人想起唐宋的燈市的記載。可是我真可笑，用鐵鉗夾住火楊梅似的紅炭基，只是舍不得弄碎它。碎了之后，燦爛地大燒一下就沒有了。雖然我馬上就要去睡了，再燒下去于我也無益，但還是非常心痛。這一種吝惜，我倒是很喜歡的。

　　我有一件藍綠的薄棉袍，已經穿得很舊，袖口都泛了色了，今年拿出來，才上身，又脫了下來，唯其因為就快壞了，更是看重它，總要等再有一件同樣的顏色的，才舍得穿。吃菜我也不講究換花樣。才夾了一筷子，說：“好吃，”接下去就說：“明天再買，好么?”永遠蟬聯下去，也不會厭。姑妨總是嘲笑我這一點，又說：“不過，不知道，也許你們這種脾氣是載福的。”

　　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時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狽地拎著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驚醒她們，只得在黑漆漆的門洞子里過夜。(也不知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畫得這么可憐，她們何至于這樣地苛待我?)。風向一變，冷雨大點大點掃進來，我把一雙腳直縮直縮，還是沒處躲。忽然聽見汽車喇叭響，來了闊客，一個施主太太帶了女兒，才考進大學，以后要佐讀的。

　　汽車夫砰砰拍門，宿舍里頓時燈火輝煌，我趁亂向里一鉆，看見舍監，我像見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稱了一聲“Sister”。她淡談地點了點頭，說：“你也來了?”我也沒有多寒瞳，徑自上樓，找到自己的房間。夢到這里為止，第二天我告訴妨姑，一面說，漸漸漲紅了臉，滿眼含淚;后來在電話上告訴一個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這個夢，寫到這里又哭了。簡直可笑——我自從長大自立之后實在難得掉眼淚的。

　　我對姑姑說：“姑姑雖然經過的事很多，這一類的經驗卻是沒有的，沒做過窮學生，窮親戚。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樣，都是我那班同學太闊了的緣故。”姑站說：“你什么時候做過窮親戚的?”我說：“我最記得有一次，那時我剛離開父親家不久，舅母說，等她翻箱子的時候她要把表姐們的舊衣服找點出來給我穿。我連忙說：‘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紅了臉，眼淚滾下來了。我不由得要想：從幾時起，輪到我被周濟了呢?”

　　真是小氣得很，把這些都記得這樣牢，但我想于我也是好的。多少總受了點傷，可是不太嚴重，不夠使我感到劇烈的憎惡，或是使我激越起來，超過這一切，只夠使我生活得比較切實，有個寫實的底子;使我對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愛借，使這世界顯得更豐富。

　　想到貧窮，我就想起有一次，也是我投奔到母親與姑姑那里，時刻感到我不該拖累了她們，對于前途又沒有一點把握的時候。姑姑那一向心境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興，因為我想吃包子，用現成的芝麻醬作餡，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來。包子上面皺著，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皺了起來，一把抓似的，喉嚨是一陣陣硬咽著，東西吃了下去也不知有什么滋味。好像我還是笑著說“好吃”的。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愿意想起。

　　看蘇青文章里的記錄，她有一個時期的困苦的情形雖然與我不同，感情上受影響的程度我想是與我相仿的。所以我們都是非常明顯地有著世俗的進取心，對于錢，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我們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個性的關系。

　　姑姑常常說我：“不知道你從哪里來的這一身俗骨!”她把我父母分析了一下，他們縱有缺點，好像都還不俗。有時候我疑心我的俗不過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時候又覺得是天生的俗。我自己為《傾城之戀》的戲寫了篇宣傳稿子，擬題目的時候，腦子里第一個浮起的是：“傾心吐膽話傾城”，套的是“苜蓿生涯話廿年”之類的題目，有一向是非常時髦的，可是被我一學，就俗不可耐。

　　蘇青是——她家門口的兩棵高高的柳樹，韌春抽出了淡金的絲。誰都說：“你們那兒的楊柳真好看!”她走出走進，從來就沒看見。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種無意的雋逸，譬如今年過年之前，她一時錢不湊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輛黃包車，載了一車的書，各處兜售，書又掉下來了，《結婚十年》龍風帖式的封面紛紛滾在雪地里，真是一幅上品的圖畫。

　　對于蘇青的穿著打扮;從前我常常有許多意見，現在我能夠懂得她的觀點了。對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眾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對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蘇青的作風里極少“玩味人間”的成分。

　　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試樣子的時候，要炎櫻幫著看看。我們三個人一同到那時裝店去，炎櫻說：“線條簡單的于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領首先去掉，裝飾性的榴桐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頭過度的墊高也滅掉。最后，前面的一排大鈕扣也要去掉，改裝暗鈕。蘇青漸漸不以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說道：“我想……鈕扣總要的罷?人家都有的!沒有，好像有點滑稽。”

　　我在旁邊笑了起來，兩手插在雨衣袋里，看著她。鏡子上端的一盞燈，強烈的青綠的光正照在她臉上，下面襯著寬博的黑衣，背景也是影撞撞的，更顯明地看見她的臉，有一點慘白。她難得有這樣靜靜立著，端相她自己，雖然微笑著，因為從來沒這么安靜，一靜下來就像有一種悲哀，那緊湊明債的眉眼里有一種橫了心的鋒棱，使我想到“亂世佳人”。

　　蘇青是亂世里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個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紅樓夢》里的孫媳婦那么辛苦地在旁邊照座著，招呼人家吃萊，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她的家族觀念很重，對母親，對弟妹，對伯父，她無不盡心幫助，出于她的責任范圍之外。在這不可靠的世界里，要想抓住一點熟悉可靠的東西，那還是自己人。她疼小孩子也是因為“與其讓人家占我的便宜，寧可讓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

　　她的戀愛，也是要求可信賴的人，而不是尋求刺激。她應當是高等調情的理想對象，伶俐倜儻，有經驗的，什么都說得出，看得開，可是她太認真了，她不能輕松，也許她自以為輕松的，可是她馬上又會怪人家不負責。這是女人的矛盾么?我想，倒是因為她有著簡單健康的底子的緣故。

　　高級情調的第一個條件是距離——并不一定指身體上的。保持距離，是保護自己的感情，免得受痛苦。應用到別的上面，這可能說是近代人的基本思想，結果生活得輕描談寫的，與生命之間也有了距離了。蘇青在理論上往往不能跳出流行思想的圈子，可是以蘇青來提倡距離，本來就是笑話，因為她是那樣的一個興興轟轟火燒似的人，她沒法子伸伸縮縮，寸步留心的。

　　我純粹以寫小說的態度對她加以推測，錯誤的地方一定很多，但我只能做到這樣。

　　有一次我同炎櫻說到蘇青，炎櫻說：“我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總覺得他們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安心。”然而蘇青認為她就吃虧在這里。男人看得起她，把她當男人看待，凡事由她自己負責。她不愿意了，他們就說她自相矛盾，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舊式女人的權利她也要。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劇，可是蘇青我們不能說她是自取其咎。

　　她的豪爽是天生的。她不過是一個直戴的女人，謀生之外也謀愛，可是很失望，因為她看來看去沒有一個人是看得上眼的，也有很笨的，照樣地也壞。她又有她天真的一方，輕容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發現他卑劣之點，一次又一次，值撮破滅了。

　　于是她說：“沒有愛。”微笑的眼睛里有一種藐視的風情。但是她的諷刺并不徹底，因為她對于人生有著太基本的愛好，她不能發展到刻骨的諷刺。

　　在中國現在，諷刺是容易討好的。前一個時期，大家都是感傷的，充滿了未成年人的夢與嘆息，云里霧里，不大懂事。一旦懂事了，就看穿一切，進到諷刺。喜劇而非諷刺喜劇，就是沒有意思，粉飾現實。本來，要把那些濫調的感傷清除干凈，諷刺是必須的階段，可是很容易停留在諷刺上，不知道在感傷之外還可以有感情。因為滿眼看到的只是殘缺不全的東西，就把這殘缺不全認作真實：——性愛就是性行為;原始的人沒有我們這些花頭不也過得很好的么?是的，可是我們已經文明到這一步、再想退到獸的健康是不可能的了。

　　從前在學校里被逼著念《圣經》，有一節，記不清了，仿佛是說，上帝的奴仆各自領了錢去做生意，拿得多的人，可以獲得更多，拿得少的人，連那一點也不能保，上帝追還了錢，還責罰他。當時看了，非常不平。那意思實在很難懂，我想在這樣多解釋兩句，也還怕說不清楚。總之，生命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核的愿望，我總覺得無限的慘傷。

　　有一陣子，外間傳說蘇青與她離了婚的丈夫言歸于好了。我一向不是愛管閑事的人，聽了卻是很擔憂。后來知道完全是謠言，可是想起來也很近情理，她起初的結婚是一大半家里做主的，兩人都是極年青，一同讀書長大，她丈夫幾乎是天生在那里，無可選擇的，兄弟一樣的自己人。如果處處覺得，“還是自己人!”那么對他也感到親切了，何況他們本來沒有太嚴重的合不來的地方。然而她的離婚不是賭氣，是仔細想過來的。

　　跑出來，在人間走了一遭，自己覺得無聊，又回去了，這樣地否定了世界，否定了自己，蘇青是受不了的。她會變得暗啞了，整個地消沉下去。所以我想，如果蘇青另外有愛人，不論是為了片刻的熱情還是經濟上的幫助，總比回到她丈夫那里去的好。

　　然而她現在似乎是真的有一點疲倦了。事業、戀愛、小孩在身邊，母親在故鄉的匪氛中，弟弟在內地生肺病，妹妹也有她的問題，許許多多牽掛。照她這樣生命力強烈的人，其實就有再多的拖泥帶水也不至于累倒了的，還是因為這些事太零碎，各自成塊，缺少統一的感情的緣故。如果可以把戀愛隔開來作為生命的一部，一科，題作“戀愛”，那樣的戀愛還是代用品吧?

　　蘇青同我談起她的理想生活。丈夫要有男子氣概，不是小白臉，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點也不妨，又還有點落拓不羈。他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請客，來往的朋友都是談得來的，女朋友當然也很多，不過都是年紀比她略大兩歲，容貌比她略微差一點的，免得麻煩。丈夫的職業性質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無變化。丈夫不在的時候也可以勻出時間來應酬女朋友(因為到底還是不放心)。偶爾生一場病，朋友都來慰問，帶了吃的來，還有花，電話鈴聲不斷。

　　絕對不是過份的要求，然而這里面的一種生活空氣還是早兩年的，現在已經沒有了。當然不是說現在沒有人住自己的小洋房，天天請客吃飯。——是那種安定時感情。要一個人為她制造整個的社會氣氛，的確很難，但這是個性的問題。越是亂世，個性越是突出，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難當然是難找。如果感到時間逼促，那么，真的要說逼促，她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中國人嘴里的“花信年華”，不是已經有遲暮之感了嗎?

　　可是我從小看到的，僅有許多三四十歲的美婦人。《傾城之戀》里的自流蘇，在我原來的想象中決不止三十歲，因為恐怕這一點不能為讀者大眾所接受，所以把她改成二十八歲(恰巧與蘇青同年，后來我發現)。我見到的那些人，當然她們是保養得好，不像現代職業女性的勞苦。有一次我和朋友談話之中研究出來一條道理，駐顏有術的亥人總是：(一)身體相當好，(二)生活安定，(三)心里不安定。因為不是死心塌地，所以時時注意到自己的體格容貌，知道當心。普通的確是如此。

　　蘇青現在是可以生活得很從容的，她的美又是最容易保持的那一種，有輪廓，有神氣的。——這一節，都是惹人見笑的話，可是實在很要緊——有幾個女人是為了她靈魂的美而被愛。

　　我們家的女傭，男人是個不成器的裁縫。然而那一天空襲以后，我在昏夜的馬路上遇見他，看他急急忙忙直奔我們的公寓，慰問老婆孩子，倒是感動人的。我把這個告訴蘇青，她也說：“是的……”稍稍沉默了一下。

　　逃難起來，她是只有她保護人，沒有人保護她的，所以她近來特別地膽小，多幻想，一個慣壞了的小女孩在夢魘的黑暗里。她忽然地會說：“如果炸彈把我的眼睛炸壞了，以后寫稿子還得嘴里念出來叫別人記，那多要命呢——”，這不像她平常的為人。心境好—點的話，不論在什么樣的患難中，她還是有一種生之爛漫。多遇見患難，于她只有好處;多一點技枝節節，就多開一點花。

　　本來我想寫一篇文章關于幾個古美人，總是寫不好。里面提到楊貴妃。楊貴妃一直到她死，三十八歲的時候，唐明皇的愛她，沒有一點倦意。我想她決不是單靠著口才和一點狡智，也不是因為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具有肉體美的女人，還是因為她的為人的親熱，熱鬧。有了錢，就有熱鬧，這是很普遍的一個錯誤的觀念。

　　帝王家的富貴，天寶年間的燈節，火樹銀花，唐明星與妃嬪坐在樓上像神仙，百姓人山人海在樓下參拜;皇親國戚攢珠嵌寶的車子，路上向里窺探了一下，身上沾的香氣經月不散;生活在那樣迷離恍憾的戲臺上的輝煌里，越是需要一個著實的親人。所以唐明皇喜歡楊貴紀，因為她于他是一個妻而不是“臣妻”。我們看楊據梅紀爭寵的經過，楊把幾次和皇帝吵翻了，被逐，回到娘家去，簡直是“本埠新聞”里的故事，與歷代官閹的陰謀，詭秘森慘的，大不相同。也就是這種地步，使他們親近人生，使我們千載之下還能夠親近他們。

　　楊貴妃的熱鬧，我想是像一種陶瓷的湯壺，溫潤如玉的，在腳頭，里面的水漸漸冷去的時候，令人感到溫柔的倔帳。蘇青卻是個紅泥小火爐，有它自己獨立的火，看得見紅焰焰的光，聽得見嘩栗剝落的爆炸，可是比較難伺候，添煤添柴，煙氣嗆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畫，畫著個老女仆，伸手向火。慘淡的隆冬的色調，灰褐，紫褐。她彎腰坐著，龐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爐四面八方包圍起來，圍裙底下，她身上各處都發出凄凄的冷氣，就像要把火爐吹滅了。由此我想到蘇青。整個的社會到蘇青那里去取暖，撲出—陣陣的冷風——真是寒冷的天氣呀，從來沒這么冷過!

　　所以我同蘇青談話，到后來常常有點戀戀不舍的。為什么這樣，以前我一直不明白。她可是要抱怨：“你是一句爽氣話也沒有的!甚至于我說出話來你都不一定立刻聽得懂。”那一半是因為方言的關系，但我也實在是遲鈍。我抱歉地笑著說：“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有什么辦法呢?可是你知道，只要有多一點的時間，隨便你說什么我都能夠懂得的。”她說：“是的。我知道……你能夠完全懂得的。不過，女朋友至多只能夠懂得，要是男朋友能夠安慰。”她這一類的雋語，向來是聽上去有點過分，可笑，仔細想起來卻是結實的真實。

　　常常她有精彩的議論，我就說：“你為什么不把這個寫下來呢?”她卻睜大了眼睛，很詫異似地，把臉色正了一正，說：“這個怎么可以寫呢?”然而她過后也許想著，張愛玲說可以寫，大約不至于觸犯了非札勿視的人們，因為，隔不了多少天，這一節意見還是在她的文章里出現了。這我覺得很榮幸。

　　她看到這篇文章，指出幾節來說：“這句話說得有道理。”我笑起來了：“是你自己說的呀——當然你覺得有道理了!”關于進取心，她說：“是的，總覺得要向上，向上，雖然很朦朧，究竟怎樣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你想，將來到底是不是要有一個理想的國家呢?”我說：“我想是有的。可是最俠最快也要許多年。即使我們看得見的話，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她嘆息，說：“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時候已經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們變得寄人籬下了嗎?”

　　她走了之后，我一個人在黃昏的陽臺上，驟然看到遠處的一個高樓，邊緣上附著一大塊服脂紅，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卻是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了。我想著：“這是亂世。”晚煙里，上海的邊疆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巒疊障。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郁郁蒼蒼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總是自傷、自憐的意思罷，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廣大的解釋的。

　　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我們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然而我把這些話來對蘇青說，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著我，一面聽，一面想：“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些什么!大概是藝術吧?”一看見她那樣的眼色，我就說不下去，笑了。

　　張愛玲簡介

　　張愛玲（1921-1995），一位中國文學史上的“異數”作家，曾經用她的《半生緣》《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金鎖記》等作品打動了無數讀者。張愛玲原名張瑛，1921 年生于上海一個沒落的官宦世家。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是清末鋒頭極勁的清流人物，其祖母則是洋務重臣李鴻章的女兒。顯赫但又日顯頹勢的家境，讓張愛玲自幼就飽嘗人間冷暖。中學畢業后，張愛玲來到香港讀大學，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她隨之開始了文學創作。兩年后，發表了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一舉成名。

　　張愛玲一生作品頗豐，小說、散文、評論，乃至文學研究，不同體裁，多有涉獵。文字在她的筆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鉆進你的心里去。她的幾部成名小說尤其呈現出張愛玲所特有的優雅、矜持、執著與敏感。

　　張愛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個善于將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享樂主義者，又是一個對生活充滿悲劇感的人；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紅大紫，一時無二，然而幾十年后，她在美國又深居簡出，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以至有人說：“只有張愛玲才可以同時承受燦爛的喧鬧與極度的孤寂。”

　　◎張愛玲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劃復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于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于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游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并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征賦稅，并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了興趣。現在我仍舊保存著我所繪的描畫多幀，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筑，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里有沒有電影院與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著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場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里演奏。對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象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艷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志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學校里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違多年的女兒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癥，”她告訴我，“我寧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發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里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里，我等于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后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聽蘇格蘭兵吹bagpib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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