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童話》

　　一步跨進北歐，立即天高地闊。

　　我們從德國進入丹麥，地緣相鄰，天象殊異。就在剛才，德國的樹林還在以陰郁的灰綠抗擊寒風，轉眼，丹麥的樹林早已抖盡殘葉，只剩下蕭蕭寒枝，就連農家門外的灌木矮墻，也已凍成與泥土同色。因此，天無遮蔽，地無裝飾，上下一片空明。

　　這是我第一次來丹麥，滿目陌生。

　　我驚愕地看著周圍的一切，因為我不能容忍這般陌生，就像不能容忍一位曾經長年通信的長者初次見面時一臉冷漠。我與丹麥算得上“長年通信”了，在人生的荒涼季節，這兒竟然一再地成為我的精神投注地。

　　一點不錯，我童年時的精神陪伴者是安徒生，青年時的精神陪伴者是勃蘭兌斯，中年時的精神陪伴者多了，其中一個是克爾愷郭爾，他們全是丹麥人。

　　我想更多地端詳這片土地，但明明是下午時分，天已黑了。北歐的冬夜如此漫長如此絕望，那些直貫東方的精神難道都是在黑暗中產生第一天夜宿日德蘭半島上的古城里伯市。天下著雨，夜色因濕濡而更加深沉。熬夜不如巡夜，我們在路口跟上了一位更夫。

　　更夫左手提一盞馬燈，右手握一根戟棒，一路上用丹麥話吟唱著類似于“火燭小心”之類的句子。走到河邊特別警惕，彎下腰去觀察水情，岸邊有一枚石柱刻明，一六三四年的洪水曾使小城滅頂，更夫離開河邊又回到街道，偶爾有一二只蒼老的手輕撩窗簾，那是長夜的失眠者聽到了他的腳步聲。

　　與更夫聊天，他說，在丹麥過日子，要學會如何度過長夜。連當今的瑪格麗特女王也試著適應，她說過：“在冬季王宮的長夜里，我把優美的法國散文翻譯成丹麥文，作為消遣。”果然，她成了一位杰出的文學翻譯家。在我眼中，她以女王之尊，現身說法地道出了長夜與文學的關系。

　　第二站便是奧登塞，安徒生的家鄉。我起了個大早穿過市場去找他出生的那間紅頂房。圣誕節又臨近了，特意瀏覽了一下市場，賣火柴小女孩心中的圣誕樹和烤鵝，依然在這里碧綠焦黃。 一轉彎就看到了街那頭的紅頂房。急速趕去，快步踏入，房間非常狹小。當年這里是貧民窟，房頂下住了很多人家。安徒生家更是貧困，祖母做過乞丐，父親是個木匠，母親替別人洗衣……哪種愁苦他沒有受過他把這一切都囫圇咽下，終于明白了這世上唯一可以傾心的，只有孩子。

　　孩子們的眼睛沒有國籍又最善于尋找，很快從世界各地教室的窗口，盯上了這間紅頂房。

　　但是，哪怕是全世界兒童的眼睛集合起來也幫不了安徒生，安徒生還是久久地缺少自信。不僅出身貧寒，而且是小語種寫作，是否能得到文學界的承認他一直想成為當時比較有名的奧倫斯拉格AdamOehlenschlager這樣的丹麥作家，卻受到各方面的嘲笑。

　　他很想獲得丹麥之外的歐洲文學界支持，努力結交文化名人，結果反讓人家覺得有“搖尾乞憐的奴態”。即便他后來終于受到廣泛承認，人們也只認為他是一個善于編制漂亮童話的有趣作家，并不認為他是文學巨匠。因此，直到他臨死之時，還渴求會見任何訪問者，希望在他們的話語中找到賞識自己的點滴信息。他敏感脆弱，極易受傷。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巨匠。那些他所羨慕、拜訪、害怕的名人，沒有一個能望其項背，更不必說像奧倫斯拉格這樣的地區性人物了。

　　今天，當我們早已長大，不再留連童話，那就有資格說了：他是一個永恒的坐標，審核著全人類的文學在什么程度上塑造了世道人心。

　　他肯定已經塑造了世道人心，證據是，很少懸掛國旗的丹麥，把一面國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紅頂房上。

　　漫漫長夜 我們車隊進入哥本哈根才下午三點半，天已黑了。當地朋友說，到明天早晨八點，它才亮。

　　終于知道，什么叫漫漫長夜。

　　黑暗和寂寞能夠幫助深思。一個只有五百萬人的小國在世界科學界成果卓著，尤其在電磁學、光學、天文學、解剖學、醫學、核物理學等方面甚至大師輩出，這大概與長夜有關吧。短暫的白天減少了粗淺型勞動的有效時間，卻不會減少一個國家的智能水平。

　　然而，黑暗和寂寞還有大量的負面效應。人們的憂郁大多在陽光中消遁，在朋友中散發，這種可能在這里大大減少，因此越積越厚，越燜越稠，造成一種群體性的心理傾向，產生廣泛而強烈的自殺欲望。在冥冥之中只有教堂的鐘聲會起一點心理舒緩作用，但這種作用也因習以為常而漸漸減弱。

　　我想起了克爾愷郭爾。

　　哥本哈根對他來說幾乎是一個天生的地獄。父親的驚恐苦悶和行為失檢幾乎打碎了他整個童年，家里災禍不斷，自己體質很差。為從地獄解脫他選擇了神學，而選擇神學又使他不得不放棄初戀。“她選擇了哭泣，我選擇了痛苦”，但令人感動的是，他一生的寫作，都是為了樹立一個悼念愛情的紀念碑。克爾愷郭爾的這一切行止，都與這個城市有關。

　　更重要的當然是他在黑暗中的思考。他最為大家熟悉的思考成果是把人生境界劃分為三個階段，一為審美階段，二為道德階段，三為宗教階段。由淺入深，層層否定，而終點便是第三階段。

　　其實他所說的審美階段，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感性階段，即追求感官滿足的階段。很多人終其一生都停留在這個階段，但也有一些人領悟到其間的無聊和寡德，便上升到道德階段。人在道德階段是非分明、行為完美、無瑕可擊，但更多地出自于一種外在規范，一種自我克制，因此必然因壓抑天性而陷入痛苦。能夠意識到這種痛苦并愿意從更高層面上獲得解脫的人，就有可能進入宗教階段。克爾愷郭爾認為在那個階段一個人就會不受物質誘惑，不怕輿論壓力，掙脫塵世網絡，漠然道德評判，只是單獨站在曠野上與上帝對話，在償還人生債務的劇痛中感受極樂。

　　在我看來，克爾愷郭爾在理論上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對于他認為最高境界的第三階段的描繪，而在于他對第一、第二階段所存在的問題的揭露。其實所謂審美階段和道德階段，很接近于西方哲學家反復論述過的感性階段和理性階段，只不過他把它們引伸到了人生，成為一種人生哲學。西方哲學家早就指出過的感性的片面性和理性的片面性，由他貼合到人生過程中來具體闡述，有力地說明了那兩種人生狀態的致命弊病。因此，他所說的宗教階段，實際上只是為從那兩種人生狀態中奔逃出來的人指出的一塊空地。這塊空地上應該沒有原先的弊病了，但它究竟是什么，卻又只能是抒情性、憧憬性的描述。能騰出這么一塊空地就很不容易，我們不能苛求他在那里建造什么樣的神學樓宇或哲學樓宇。

　　比這一點更值得我們珍視的，是克爾愷郭爾指出了人們在這三個階段面前的“可選擇狀態”。三個階段不是對每個人都依次排列、循序漸進，它只供選擇。而且這種選擇時時存在，處處存在。一個人因選擇的差異而跳躍性地進入不同的人生境界，其間距離，可以判若天壤。不難看出，他的這種主張，已經有了存在主義哲學的萌芽，因此后世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總要把克爾愷郭爾尊為前輩，甚至稱他為“精神上的父親”。

　　可惜，當他還活在哥本哈根的時候，一切都非常糟糕。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只活到四十二歲，在他生命的最后、也最重要的幾年里，真可謂心力交瘁。他是虔誠的基督徒，但越虔誠越厭倦丹麥教會的諸多弊端，因此終于與教會決裂。一般市民只相信教會就是信仰所在，于是也就隨之引起了親朋好友、包括唯一的哥哥與他的決裂，使他空前孤獨。

　　另一件事情是，這位大哲學家不幸與哥本哈根一家誰也惹不起的攻陷性小報發生了磨擦。哲學家當然寸步不讓，小報則恨不得有這么一個學者與他們糾纏，于是一片混戰。遺憾的是，一般市民只相信小報起哄式的謠言和誹謗，于是反倒是他，成了市民們心目中的“第一流惡棍”。

　　我對著窗下黑黝黝的哥本哈根想，克爾愷郭爾具體遇到的對手是兩個，一是教會，二是小報，但最后真正成為對手的卻是廣大市民。市民們總也不會站在大師一邊，因此我要說，這座城市對自己的大師實在不公。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日身心疲憊的哲學大師散步時跌倒，下肢癱瘓，卻拒絕治療，拒絕探望，也拒絕領圣餐，十一月十一日去世。

　　十九世紀最耀眼的哲學星座，熄滅于哥本哈根這過于漫長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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