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饒了我的耳朵吧，音樂》原文賞讀

　　聲樂家席慕德女士有一次搭計程車，車上正大放流行曲。她請司機調低一點，司機說：“你不喜歡音樂嗎?”席慕德說：“是啊，我不喜歡音樂。”

　　一位音樂家面對這樣的問題，真可謂啼笑皆非了。首先，音樂的種類很多，在臺灣的社會最具惡勢力的一種，雖然也叫做音樂，卻非顧曲周郎所愿聆聽。其次，音樂之美并不取決于音量之高低。有些人聽“音響”，其實是在玩機器，而非聽音樂。計程車內的空間，閉塞而小，哪用如此鑼鼓喧天?再次，音樂并非空氣，不像呼吸那樣分秒必需。難道每坐一次計程車，都要給強迫聽一次音樂嗎?其實，終日弦樂不輟的人，未必真正愛好音樂。

　　在臺灣的社會，到處都是“音樂”，到處都是“愛好音樂”的人;我最同情的，便是音樂界的朋友了。像波德萊爾一樣，我不懂樂理，卻愛音樂，并且自信有兩只敏感的耳朵，對于不夠格的音樂，說得上“嫉惡如仇”。在臺灣，每出一次門——有時甚至不必出門——耳朵都要受一次罪。久而久之，幾乎對一切音樂都心存恐怖。噪音在臺灣，宛如天羅地網，其中不少更以音樂為名。上帝造人，在自衛系統上頗不平衡：遇到不想看的東西，只要閉上眼睛，但是遇到不想聽的東西呢，卻無法有效地塞耳。像我這種徒慕音樂的外行，都已覺得五音亂耳，無所逃遁，音樂家自己怎么還活得下去，真是奇跡。

　　凡我去過的地區，要數臺灣的計程車最熱鬧了，兩只音響喇叭，偏偏對準后座的乘客，真正是近在咫尺。以前我還強自忍住，心想又不在車上一輩子，算了。最近，受了拒吸二手煙運動的鼓勵，我也推行起拒聽二手曲運動，干脆請司機關掉音樂。二手曲令人煩躁，分心，不能休息，而且妨礙乘客之間的對話與乘客對司機的吩咐，也有拒聽的必要。

　　在歐美與日本，計程車上例皆不放音樂。火車上也是如此，只有西班牙是例外。我乘火車旅行過的國家，包括瑞典、丹麥、西德、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火車上的擴音器只用來播報站名，卻與音樂無關。不知道什么緣故，臺灣的火車上總愛供應音樂。論品質，則時而國樂，時而西方的輕音樂，時而臺灣特產的流行曲，像是一杯劣質的雞尾酒。論音量，雖然不算喧吵，卻也不讓人耳根清靜，無法安心睡覺或思考。

　　聽說有一次夏志清和無名氏在自強號上交談，夏志清嫌音樂擾人，請車掌小姐調低，她正忙于他事，未加理會。夏志清受不了，就地朝她一跪，再申前請。音樂終于調低，兩位作家欣然重拾論題。但是不久音樂嘈嘈再起，夏志清對無名氏說：“這次輪到你去跪了。”

　　夏氏素來奇行妙論，但是有沒有奇到為音樂下跪，卻值得懷疑。前述也許只是夸大之辭，也許當時他只對車掌小姐威脅說：“你再不關音樂，我就要向你下跪了。”不過音樂逼人之急，可以想見。其事未必可信，其情未必無稽。臺灣的火車上，一方面播請乘客約束自己的孩子，勿任喧嘩，另一方面卻又不斷自播音樂，實在矛盾。我在火車上總是盡量容忍，用軟紙塞起耳朵，但是也只能使音量稍低，不能杜絕。最近忍無可忍，也在拒吸二手煙的精神下，向列車長送上請求的字條。字條是這樣寫的： 列車長先生：從高雄到嘉義，車上一直在播音樂，令我無法入夢或思考。不知能否將音量調低，讓乘客的耳朵有機會休息?

　　三分鐘后，音樂整個關掉了，我得以享受安靜的幸福，直到臺北。我那字條是署了名的，也不知道那一班自強號關掉音樂，究竟是由于我的名字，還是由于列車長有納言的精神。感謝之余，我仍希望鐵路局能考慮廢掉車上的播樂，免得每次把這件事個別處理。要是有人以為火車的乘客少不了音樂，那么為什么長途飛行的乘客，關在機艙內十幾個小時，并不要求播放音樂呢?

　　要是有人以為我討厭音樂，就大大誤會了。相反地，我是音樂的信徒，對音樂不但具有熱情，更具有信仰與虔敬。國樂的清雅，西方古典的宏富，民謠的純真，搖滾樂的奔放，爵士的即興自如，南歐的熱烈，中東和印度的迷幻，都能夠令我感發興起或輾轉低回。惟其如此，我才主張要嘛不聽音樂，要聽，必須有一點誠意、敬意。要是在不當的場合濫用音樂，那不但對音樂是不敬，對不想聽的人也是一種無禮。我覺得，如果是好音樂，無論是器樂或是聲樂，都值得放下別的事情來，聚精會神地聆聽。音樂有它本身的價值，對我們的心境、性情、品格能起正面的作用。但是今日社會的風氣，卻把音樂當作排遣無聊的玩物，其作用不會超過口香糖，不然便是把它當作烘托氣氛點綴熱鬧的裝飾，其作用只像是霓虹燈。

　　音樂的反義詞不是寂靜，是噪音。敏銳的心靈欣賞音樂，更欣賞寂靜。其實一個人要是不能享受寂靜，恐怕也就享受不了音樂。我相信，凡是偉大的音樂，莫不令人感到無上的寧靜，所以在“公元二○○一年;太空流浪記”里，太空人在星際所聽的音樂，正是巴哈。

　　寂靜，是一切智慧的來源。達摩面壁，面對的正是寂靜的空無。一個人在寂靜之際，其實面對的是自己，他不得不跟自己對話。那種絕境太可怕了，非普通的心靈所能承擔，因此他需要一點聲響來解除困絕。但是另一方面，聆聽高妙或宏大的音樂，其實是面對一個偉大的靈魂，這境地同樣不是普通人所能承擔。因此他被迫在寂靜與音樂之外另謀出路：那出路也叫做“音樂”，其實是一種介于音樂與噪音之間的東西，一種散漫而軟弱的“時間”。

　　托馬斯·曼在《魔山》里曾說：“音樂不但鼓動了時間，更鼓動我們以最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時間。”這當然是指精妙的音樂，因為精妙的音樂才能把時間安排得恰到好處，讓我們恰如其分地去欣賞時間、時間形成的旋律與節奏。相反地，軟弱的音樂——就算它是音樂吧——不但懈怠了時間，也令我們懈怠了對時間的敏感。我是指臺灣特產的一種流行歌曲，其為“音樂”，例皆主題淺薄，詞句幼稚，曲調平庸而輕率，形式上既無發展，也無所謂高潮，只有得來現成的結論。這種歌曲好比用成語串成的文學作品，作者的想像力全省掉了，而更糟的是，那些成語往往還用得不對。

　　這樣的歌曲竟然主宰了臺灣社會的通俗文化生活，從三臺電視的綜藝節目到歌廳酒館的卡拉OK，提供了大眾所謂的音樂，實在令人沮喪。俄國作曲家格林卡(Mikhail Glinka)說得好：“創造音樂的是整個民族，作曲家不過譜出來而已。”什么樣的民族創造什么樣的音樂，果真如此，我們這民族早該痛切反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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