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文天祥與梅州客家人

時間：2025-07-08 17:55:06 藹媚文天祥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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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文天祥與梅州客家人

　　引導語：文天祥勤王抗元之際，曾先后三次舉兵，其中兩次都與梅州客家人頗有關(guān)系，所以文天祥與梅州客家人有很大的淵源，我們一起來了解。

詩人文天祥與梅州客家人

　　詩人文天祥與梅州客家人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這是中國人最為熟悉的一首悲壯的英雄史詩。這首詩出自南宋末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過伶仃洋》。文天祥(1236-1283)，江西吉州廬陵人，南宋寶祐四年(1256年)狀元，先后欽任贛州知州、太子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1275年文天祥奉命率部勤王抗元。1278年12月在海豐縣五坡嶺被俘，誓不降元。后于元都被殺害，壯烈就義。

　　以梅州為根據(jù)地舉兵抗元

　　說起文天祥，梅州客家人都肅然起敬。因為文天祥勤王抗元之際，曾先后三次舉兵，其中兩次都與梅州客家人頗有關(guān)系。期間，他都是在閩粵贛邊之贛南閩西梅州三地，利用客家人宗族關(guān)系發(fā)動組織義軍，并曾先后兩次抵駐梅州，以梅州為抗元根據(jù)地。據(jù)史譜載，第一次當在1277年初，時文天祥第二次舉兵，在家鄉(xiāng)贛州“發(fā)郡豪杰，并溪洞山蠻”，號稱二十萬大軍“率之入衛(wèi)”，先在福州、莆田間會合后即兵分二路，掩護南宋王朝王室撤退。一路由張世杰、陸秀夫統(tǒng)領(lǐng)，護端宗昰走海路至泉州、潮州而惠州;一路為陸路，由文天祥率義軍一邊抵抗元兵，一邊護廣王昺，走汀、杭、梅州而惠州。1277年3月抵達梅州后，文天祥即以梅州為根據(jù)地。在梅州，他與知州湯執(zhí)中同授權(quán)蔡蒙吉任梅州簽書事兼統(tǒng)督，組織義兵。三省邊客家人即在此時踴躍投入文天祥隊伍，大批進入梅州。據(jù)《福建通志》及譜史載，足有60余姓七萬余人。4月文天祥即引兵北上，迎擊由江西南進的元將阿樓罕。從梅州鎮(zhèn)平山地出發(fā)，輾轉(zhuǎn)經(jīng)贛粵邊筠門嶺之盤古隘、狼口洞(羊角村)、白埠等要津之地，直指會昌、瑞金，勢如破竹，接著又取得寧都、于都大捷。但是，這時另一路元軍易正大等部已從浙江攻進福建。由于福州、泉州一帶南宋守軍不戰(zhàn)而降，此路元軍很快進占福州、莆田、泉州、汀杭，向廣東推進，攻陷梅州。

　　6月，文天祥亦在江西興國硿坑遭元軍襲擊兵敗，只好依原路后撤，并再次收復、退守梅州。由于撤退倉促，家眷緊張上路，連自己的第二、第三兩個女兒都死在荒亂之中。

　　第二次抵駐梅州后，文天祥在拱衛(wèi)梅州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一面將最為得力的宗姓組成的義軍，分別部署拱守在東北部蕉嶺、武平間(含文福、廣福)和正北面梅平間(今城北梅西一帶)，一面深入百姓之中，進行安撫工作。當他得知蔡蒙吉已盡忠，被元將所殺，即“嘉其忠義，遂遣將詣興(寧)，祭上人抵禮，并迎其柩返梅州葬之”。為表其堅貞，賜以“鄉(xiāng)賢”稱號，迎其神主入梅州學宮至圣先師廟，并賜圣旨金牌，謚曰“忠節(jié)”。文天祥還在蔡原籍松源祖祠內(nèi)，親書“忠孝廉節(jié)”四個大字，以彰其德。再在其門首豎立“三代進士德澤坊”及“童魁坊”以表其家學淵源。文天祥對蔡蒙吉的生平歷史作了很高評價。

　　忠于南宋王室誓死不降

　　此后，文天祥統(tǒng)兵駐梅州達半年之久。1278年春，元軍從海陸兩路追擊宋帝昰。宋帝昰在張世杰、陸秀夫的簇擁下，從潮州走秀山，至南澳，遇颶風，船壞，士兵死者過半，后趙昰因落水驚悸成疾，病死舟中。文天祥即與張世杰、陸秀夫議立趙昺為帝，7月，遷新會南大海中的崖山。為了忠于當時的王室，誓死戰(zhàn)斗，從此年夏起，文天祥再次從梅州起兵勤王，率梅州客家人組成的二萬義兵，轉(zhuǎn)戰(zhàn)“至循州，集散兵，屯嶺南，復惠州”，他忠肝義膽，大義超然，公而忘私。由于長途跋涉，天氣酷熱，長女、六女也病死于河源行軍途中。又“奉其母行，收兵海豐”，結(jié)果其老母病亡，只好復進兵潮陽。在潮陽的戰(zhàn)亂中又死了第四、第五女兒。

　　1278年12月20日，當文天祥再次走海豐，準備在海豐五坡嶺造飯吃、然后再渡海時，被元將張弘范偵知，率騎兵攔截追上，文天祥被俘。隨后被元軍執(zhí)持渡海，過伶仃洋，圍攻崖山，企圖逼使文天祥勸降。文天祥嚴詞拒絕，幾次吞樟腦自殺未遂，后被押解北上元都殺害。此時張世杰、陸秀夫孤軍苦戰(zhàn)，保衛(wèi)宋帝昺，次年(1279)三月，負趙昺投海而死，至此南宋亡。當文天祥在海豐被俘時，隨其擔任前鋒的義軍士兵大多已渡海，文天祥被俘后，他們便散失于伶仃洋域至香港、澳門間及至海外。后衛(wèi)及后續(xù)部隊大多未隨者則幸免于難，其中相當部分亦原路輾轉(zhuǎn)返回，最后到梅州各縣隱居下來。據(jù)眾多姓氏譜史載及不完全統(tǒng)計，此類客家姓氏在梅州開基的足有34姓之多，其中就有如丘姓、廖姓、謝姓、葉姓等等，各姓氏族譜對此都有明確記載。

　　被梅州人奉若“神明”

　　文天祥與梅州客家人于南宋末這一勤王抗元的輝煌歷史，構(gòu)成了梅州歷史文化中獨特的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tǒng)。為了紀念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梅州人民不但一直沒有忘記文天祥，而且把文天祥奉若“宗賢”、“鄉(xiāng)賢”，乃至“神明”。從明朝正統(tǒng)年間起至清朝、民國，梅州人民先后在梅州城內(nèi)不斷建起了“凌風樓”、“雙忠書院”、“五忠祠”、“七賢書院”等，如同紀念梅州至圣先賢一樣，以紀念褒揚文天祥這位偉大的愛國者。但這些紀念設(shè)施后來都因年代久遠或其他原因，先后被毀殆盡，就連最早并最具代表性的“凌風樓”也被拆棄了。目前遺存的只有1937年抗日戰(zhàn)爭之際改建在江北金山頂?shù)摹捌哔t亭”，雖然1987年梅縣人民政府曾撥款作了重修，卻也顯得塵封和冷落。

　　文天祥的文學成就

　　詩歌

　　文天祥詩歌的內(nèi)容和風格前后迥異，成就也大為不同。學術(shù)界一般以德祐元年（1275年）他奉詔起兵勤王為界限，將其詩歌分為前后兩期：

　　（一）前期：酬唱贈答、抒懷言志詩

　　文天祥前期詩歌約有三百余首，因為受生活環(huán)境的影響，所以這一時期大部分都是酬唱贈答與抒懷言志之作，這時候的詩歌在藝術(shù)及思想深度上雖不及他后期的創(chuàng)作，但是也不乏有一些膾炙人口的作品。比如《生日和謝愛山長句》中說“夜闌拂劍碧光寒，握手相期出云表”。這些詩寫得豪邁奔放，雄健壯闊，將文天祥早期的那種蓬勃向上、積極進取的火熱情懷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在他前期的作品中還出現(xiàn)有“何日洗兵馬，車書四海同”（《題黃岡寺次吳履齋韻》）這一類描寫南宋末年外族入侵，表達對恢復中原、統(tǒng)一全國、結(jié)束戰(zhàn)亂的信心和愿望的思想性較深的作品。

　　由于時代背景的影響，杜甫詩歌中所展現(xiàn)出的符合儒家傳統(tǒng)倫理觀的性情，正與文天祥提出的“性情”相契合，文天祥在杜詩中找到強烈的認同感，與杜甫產(chǎn)生了強烈的“共鳴”。文天祥邊塞詩中的渾渾正氣波及甚廣，不僅在當時，對后世也產(chǎn)生了深遠巨大的影響。

　　（二）后期：愛國詩、紀行詩

　　文天祥后期的作品大多收錄在《指南錄》《指南后錄》《吟嘯集》《集杜詩》中，一共有五百七十余首，這一時期文天祥被元兵囚禁，但他忠貞之心并未減少，創(chuàng)作量也很大，這一時期他的詩風主要是效法杜甫，以詩紀時事，以詩紀所遭。《指南錄》中大部分篇章是敘述文天祥被俘北行，雖身處艱難困境，卻依然充滿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以國家命運為己任的紀事詩。《指南后錄》是文天祥詩歌思想深度，表達感情最為強烈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文學史上愛國精神與民族正氣最強烈的表現(xiàn)，是文天祥自勵與忠貞的表現(xiàn)。此外，在《過零丁洋》《正氣歌》中，還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這樣的名句流傳千古，激勵了后世眾多為理想而奮斗的仁人志士。他的《集杜詩》二百余首分別記述了南宋末年抗元斗爭、起兵勤王被俘入獄與追憶前人舊事、感嘆世事的個人生平遭遇，將國家興亡、民族命運與自己的生活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充分表現(xiàn)出他愛國，不愿屈服于外族，誓死與國家命運共存亡的愛國之情。

　　藝術(shù)特色

　　從語言與表現(xiàn)手法等方面，文天祥的詩歌風格被歸納為如下數(shù)點：

　　（一）語言風格

　　文天祥的詩歌大多直抒胸臆，能夠以通俗易懂、口語化的語言表達出深刻的感情，是詩歌極富表現(xiàn)力。如《紀事》這幾首詩，用特別常見的口語化語言將面臨敵人的威逼利誘與壓迫依然能夠慷慨從容，嚴詞相待，終不辱使命的愛國主義形象刻畫的生動形象。以這種外表平易曉暢，意蘊卻深刻綿延的語言，不但顯示出他對于平時生活的認真觀察，同時還顯示出他語言運用能力的精通。在他其他一些詩中還顯示出他獨具特色的一面是雖有些詩句對語言千錘百煉，卻絲毫顯示不出生硬晦澀的地方，還有“風搖春浪軟，礁激暮潮雄”（《亂礁洋》）、“櫓聲人語小，岸影客心長”（《幕客載酒舟中即席序別》）這些詩句，也足以見出他語言極具特色的一面。

　　（二）連用用典

　　用典是歷代文人學者所關(guān)注的一種寫作技巧和方法，文天祥能夠十分貼切的巧用這些典故。在他前期詩歌中，使用較多的是文學典故，如在《閑居和云屋道士》中，反用王羲之蘭亭集會時感嘆時事、感嘆人生的典故，認為有些事不應(yīng)該背后議論，既已事成定局，何不“今朝有酒今朝醉”，豪放曠達一點呢？于豪放曠達之中又透露出絲絲的憂憤之情。在他的后期詩歌中，由于所處環(huán)境的特殊，作為一名愛國志士，詩歌中運用歷史典故較多，他從年幼時候就接受良好的教育，熟讀《左傳》《史記》《漢書》，在他的《正氣歌》中運用一系列蘇武、董狐、張良等名臣烈士的典故來表明他的決心。文天祥的這種連用典故的現(xiàn)象，不但不顯得刻意銜接，詩中的慷慨義氣讓人讀后，反而可以給讀者帶來無限的鼓舞。

　　（三）賦筆、比興手法的運用

　　在宋代，由于當時的理學派倡導質(zhì)直詩風，又由于他從小便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所以此時代的文天祥賦筆與比興的手法在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運用的較多。在他的《指南錄》中，主要是敘述他出使元營，被拘后設(shè)法逃脫歸國的艱苦經(jīng)歷，他在這里采用了杜甫用組詩記事的方法創(chuàng)作，這類以記述自己遭遇，刻畫生活環(huán)境惡劣的詩篇基本都以賦筆的方式完成。在《指南后錄》與《吟嘯集》中，詩人將賦筆與比興二者結(jié)合運用，將自己作比喻，表明了自己希望早日回國恢復自由并對于元人無論怎樣的恐嚇與誘惑都不活動搖他的忠貞之心。詩人將這兩種手法結(jié)合運用，即表明自己遭遇，又表現(xiàn)出自己決心的用法，在宋詩中給后人影響非常深刻。

　　詞

　　文天祥存詞僅數(shù)首，作于抗元和被囚期間的《酹江月·驛中言別》等，直抒胸臆，激越沉痛。王國維《人間詞話》說他的詞“風骨甚高，亦有境界”，遠在王沂孫、張炎、周密諸家之上。

　　后世影響

　　文天祥在《過零丁洋》中所作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勵了后世眾多為理想而奮斗的仁人志士。如明代的名臣于謙、孫燧受到文天祥事跡的影響，在危難之際都能堅貞不屈。“九一八事變”后，文天祥作為抗元典型人物被從歷史記憶中挑選出來鼓舞社會民眾，文天祥的愛國精神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精神的代表，被大力發(fā)掘、塑造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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