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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賞析
汪曾祺這個名字對不少人來說，可能有些陌生，他不是一個高產作家，也沒有寫過什么驚世駭俗的作品。他在文壇上最早引起轟動的作品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受戒》和《大淖記事》。有人可能以為他是個年輕作家，錯了，他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是沈從文的高足。
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汪曾祺先生就在沈從文先生的指導下開始文學創作。建國后，他沉寂了一段時間，后來被劃為“右派”，60年代初寫了幾個短篇；此后又是很長時間的“靜默”，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了一次真正的“井噴”，陸續發表了不少小說和散文，而且引起了轟動，好評如潮。說來也怪，什么樣的老師就有什么樣的學生，汪曾祺先生在文壇上的遭遇似乎也師承沈從文。沈從文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以小說和散文蜚聲文壇，建國后，他從文壇上銷聲匿跡，改行研究起了古代服飾，也成了一代大家。80年代初，他的早期作品再一次走紅文壇，一版再版，有的還被拍成了電影，形成了一股“沈從文熱”。對此，沈從文戲稱自己是文壇上的“出土文物”。這樣看，汪曾祺又何嘗不是文壇上的一個“出土文物”呢？
我對汪曾祺先生的關注，不僅是因為他的小說、他的散文，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與樣板戲的關系。1962年，汪調至北京京劇團任編劇，文革期間，他便開始了樣板戲的創作與改編。家喻戶曉、萬口傳唱的京劇《沙家浜》便是由他參與改編、定稿的。文革期間，“橫掃”的風暴遍及全國，一個摘帽右派為什么會得到如此的重用？我曾經困惑過，后來才知道，是“旗手”江青賞識汪，宣布“汪曾祺先生可以控制使用”，這才使汪曾祺的才華有了“用武之地”。但他本人是否定樣板戲的，同老一代文人一樣，對樣板戲深惡痛絕。
是汪的才華和經歷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開始閱讀和走近汪曾祺先生。由此知道了原來關注和欣賞汪曾祺先生的絕不在少數，無論專家或讀者對汪都非常喜愛。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紀經典60家”文學叢刊，汪的作品收入其中，出版社還請專家和讀者對所選的60家文學大師的作品打分，汪曾祺排名第十一位。而今汪老已作古12年了，他的作品仍然暢銷不衰，我在這里不想、也無力對汪的小說的人物、情節、風格進行探討和研究，只想就其散文的語言，談談我讀后的一些感受。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沒有苦心經營的結構，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如話家常，是其散文的本色。汪曾祺先生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
汪曾祺先生散文的語言總的說來是平和的、沖淡的、生動的、親切的，鮮活的、生活化的、口語化的。當然，有時候也會化用一些成語、詩詞和典故。初讀汪的作品，可能不會給你帶來太大的沖擊，但他的語言有一種悠遠的意蘊，合上書以后，卻能讓你回味，讓你感動。你等不及了吧，來，先開一下胃口——
（表姐們）有時竟是特地為花來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樂于干這項差事，爬到海棠樹上，碧桃樹上，丁香樹上，聽她們在下面說“這枝，唉，這枝這枝，再過來一點，彎過去的，諾，唉，對了對了”。（《花園》）
多么傳神，多么生動！一群雀兒般唧唧喳喳的少女們在樹下要花的神情、語氣，活靈活現，躍然紙上！
再來品品下面的語句——
聽，瞿瞿瞿瞿，哪里？這兒是的，這兒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來了。顧不得螺螺藤拉手，撲，追著撲。（《花園》）
一個孩子從聽到蛐蛐的叫聲，到用盡辦法把它掏出來，再全神貫注地去捕捉，寫得惟妙惟肖，如在目前！
（齊）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飯的米都是老人親自量，用一個香煙罐頭。“一下，兩下，三下……行了”！——“再添一點，再添一點！”——“吃那么多呀！”（《老舍先生》）
白石老人的節儉、慈祥，孩子們略帶撒嬌的請求，老少間的親情、對話，就這樣極為生動真實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難聞死人。（《花園》）
語含孩子氣，甚至女孩子氣，是鮮活的，完全口語化的語言。
汪老的語言有時用筆極簡，寥寥幾字就能表現出極為豐富復雜的含義。
故鄉的鳥啊。
我每天醒在鳥聲里，我從夢里就聽到鳥叫，直到我醒來。（《花園》）
“故鄉的鳥啊”一句獨立成段，表達很模糊，似乎不完整，不清晰。但讀了這樣的句子，心中突然生出一種感動，它包含著多么復雜、多么細密的感情！能揣摩出作者對故鄉風物的眷戀，對美好童年生活的贊美和向往，對失去的童年歲月的追憶和感傷。這是個無主句，但比“我懷念故鄉的鳥”這樣的句子所表述的內容要豐富得多，情感要復雜得多。它也不是一個感嘆句，用一個平平常常的句號收結了句子。若換成感嘆句后，會發現效果反不如這樣淡淡的語氣，它除了有淡淡的憂傷，還有一種隱隱的無奈。再結合《胡同文化》的語言和風格，會發現作者真是個語言大師，一個抒情高手，許多感情都是若隱若現，乍吐還收。一番玩味后，滿口噙香，余味無窮。
文革期間的一個春節，汪曾祺先生的兒子冒著極大風險，把當時正受到林彪迫害的一個空軍的兒子帶回家來過年。汪很是擔心，就責備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我的兒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我們當時立刻就明白了：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從兒子的淚水中，汪曾祺先生一瞬間讀懂了兒子的委屈。這中間省去了多少復雜的思維內容和思維過程！“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不僅省悟到對兒子和同學間的義氣缺乏理解，對兒子的感情不夠尊重，也無情地批判了自己怕擔干系的庸俗和自私。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隨遇而安》）
酸甜苦辣，百感交集，歸于一句。右派是人當的嗎？全國50多萬右派，有多少人魂斷冤屈，有多少人夢涕闌干！不堪回首的歲月，怎么會三生有幸？是反語？是譏刺？是玩世不恭？是俏語含悲？真的不可捉摸。我生也有幸，躲過了右派的年代，但讀了這樣的句子，仍不免喉欲哽，鼻欲酸，泣欲下，心欲碎。汪老是個好用反語的人么？非也。我讀了汪老的許多文章，他很少用反語。為什么會說出這樣一句話來？百思不得其解。
簡約是汪曾祺先生的語言的全部特點嗎？肯定不是。有時候他的語言又會很繁，而且繁的可以，繁的傳神！
（葡萄）卷須這東西最耗養分，凡是作物，都是優先把養分輸送到頂端，因此長出來就給它掐了，長出來就給它掐了。（《葡萄月令》）
沈先生（從文）面色如生，很安詳地躺著。我走近他身邊，看著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的一個人，就這樣的去了。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兩句中畫線的部分都使用了反復的修辭手法，惟其如此，才可以準確地表達出作者的意思，也才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重視從生活中吸收語言的營養，讓自己的語言鮮活、生動，生活化、口語化。如果把前一句改成“只要它一長出來就把它給掐了”，后一句改成“我看了他兩眼”，意思好像沒有變化，但語言的色彩上、感覺上、表達的效果上就差得遠了。作者對語言的運用出神入化，不露痕跡，好像漫不經心，信手拈來；但出手不凡，讓人嘆為觀止。“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對語言不經過長時間的錘煉，不是語感特好的人，是不會有這樣好的語言的。
以上兩句雖然使用了反復的修辭手法，但看上去語言還不是很“繁”。一起看一段不厭其“繁”的語言：
汽車轉過一個山頭，一車的人都叫了起來，“哈”！賽里木湖，真藍！……真藍！
下車待了一會，我心里一直驚呼著：真藍！（賽里木湖）藍得奇怪，藍得不近情理。……湖色略有深淺，然而一望皆藍。
上了車，車沿湖岸走了20多分鐘。我心里一直重復著這一句：真藍。遠看像一湖純藍墨水。
賽里木湖究竟美不美？我簡直說不上來，我只是覺得：真藍。我顧不上有別的感覺，只有一個感覺——藍。（《天山行色》）
一氣呵成，暢快淋漓！非躲在書屋中閉門造車者可為。你嫌行文啰嗦嗎？如果你沒有到過賽里木湖，如果你沒有汪曾祺先生的襟懷和性情，如果你不具備汪老的才華和文筆，你可能會覺得啰嗦，而且啰嗦之至！但如果一切“如果”都成了真實，你還會有這種感覺嗎？讀了這樣一大段盛贊賽里木湖水的藍以后，我不禁擊節贊嘆，大呼過癮！如暑天里一口氣喝了兩大瓢井拔涼，直涼透心里，沁徹心肺！
汪老還有些語言是很形象的，略舉幾例以供欣賞：
有一種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顏色深褐帶綠，有點像一堆半干的牛糞，或一個被踩破了的馬蜂窩。（《昆明的雨》）
還有一種菌子中看不中吃，叫做雞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塊銀元那樣大，的溜圓。（《昆明的雨》）
這里的比喻和類比都非常貼切、新穎、生動、形象，出人意表又很難替代。何為干巴菌？一般人不知道。如果僅去形容，不易模擬得之，必須通過恰當的比喻，才可以比較準確地了解它。
汪老的語言，除了以上談到的幾點外，還有不可忽略的一點，就是文學性。作為一個有著深厚的文學功底的作家，他的語言肯定會具有很強的文學性。有些詞語經他一用，竟別開生面，意味無窮。
我知道皂角仁的“物性”，警告大家不可多吃。一位老兄吃得口爽，弄了一飯碗，幾口就喝了。未及終席，他就奔赴廁所，飛流直下起來。（《草木春秋》）
畫線句，顯然套用了李白的《望廬山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但用在這個特殊的場合，卻讓人“悠然心會，妙處難于君說”。
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翠湖心影》）
汪老對生活的感悟是多么微妙，尋常的景，尋常的人，到了汪老的眼中就有了不尋常的意境，皆可入詩，入畫。讓人聯想到卞之琳的《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邊城》的語言是沈從文盛年的語言，最好的語言。既不似初期那樣的放筆橫掃，不加節制；也不似后期那樣過事雕琢，流于晦澀。這時期的語言，每一句都“鼓立”飽滿，充滿水分，酸甜適度，像一籃新摘的煙臺瑪瑙櫻桃。（《又讀〈邊城〉》）
汪曾祺將沈從文的語言分為三個時期，通過細致的比較，用一個新穎、形象、別致的比喻，概括其特點，而且這個比喻又是個非同尋常的比喻，是通感。對語言的感覺，居然可以用味覺來形容，真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與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和賀鑄的“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有異曲同工之妙。
汪老的很多散文后面都附有小詩或題詞，汪老的詩和題詞我讀得不多，但我所看到的幾首（副），覺得都是精品。
這他在自己畫的一幅“冬日菊花”上題的詩：新沏清茶飯后煙，自搔短發負晴暄。枝頭殘菊開還好，留得秋光過小年。
這是他給張抗抗畫的“牡丹圖”上題的詩：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從來直似斜。見說洛陽春索寞，牡丹拒絕著繁花。
這是他贈恩師沈從文詩中的兩句：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
這是他為武夷山一招待所的題詞：四圍山色臨窗秀，一夜溪聲如夢清。
這是他在云南大理寫的一副對子：蒼山負雪，洱海流云。
夠了，透過這些詩或題詞，可見汪老語言功底的扎實。即使拿到現代詩壇上任何一位詩人面前，也毫不遜色。
好了，要和讀者們說再見了。汪老是一代宗師，筆者閱讀不廣，能力有限，很難將汪老的語言風格和特點，一一向讀者梳理出來，賞析到位。只是由于對汪老的喜愛，才斗膽寫了這樣一片文章，望讀者見諒。末了，試用汪老似的語言來做個結吧——
這樣的一個人，就這樣的去了。掩卷長思，戚然動容，其人已歿，余韻猶存。
“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里。”
這樣的一個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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