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失意的陶淵明

　　歷朝歷代，對陶潛(陶淵明)，許多學者文人對之頂禮膜拜，對其人格贊美，綿綿不絕。大文豪蘇東坡提到陶淵明，永遠以學生的口氣，這樣提到老陶—— “淵明吾師”，說自己“欲以晚節師范其萬一”。陶淵明是具有真性情的人，有修養，有操守，日常生活很隨意。他的隨意，非生活中的隨隨便便。官場的污濁，他看不慣，掉頭就走。他自己在詩中寫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注：韻是氣韻、氣質)。陶潛認為由于現實的人事被高度扭曲，所以丘山倍顯自然，值得愛慕。“愛丘山”三字，是他一生的寫照。

　　幾千年封建史，皇權無處不顯赫，百姓無處不可憐，軍隊是百姓的對立物，政府是人民的壓力源。偶爾出個青天大老爺，草民就感恩戴德。所以在陶淵明描寫的桃花源，那里的社會生活，看不見權力機器的影子;雖有父子，卻無君臣，連個村干部也沒有!可見陶潛的自由精神—— 等級權力渺然無跡;自由與自然一樣，上天賦予。

　　一個人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艱難。二十九歲到四十一歲，陶淵明曾經奔向官場，是為了生計。“投耒去學仕”——十三年里，曾四次去“學仕”!然而官場一套，他覺得很別扭，當官太難，始終不合拍。最后一次當縣令，老陶只當了八十多天。官場有鐵律：想做老爺，先當孫子。呵呵，在官場混，必需習慣假話與奸笑，要花花腸子多，要工心計，擅長爾虞我詐，要學會背信棄義……陶淵明當官，難免有委屈自己的時候，但忍耐是有限度的，上司要他做孫子，他就把官帽一扔，揚長而去。瞧，他何等隨意!對陶淵明來說，喝酒、寫詩，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當官，絕對不是人生的必須。(事實上，酒與詩，伴隨陶潛一生。)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脫下官服，如釋重負，一路“載欣載奔”回家去，幾乎載歌載舞!他，確立了人性的價值。而那些為官者，雖然得好處，錦衣玉食豪車伺候，卻也付出沉重代價：失掉隨意的快樂，失去做人尊嚴的愉悅。我們從陶淵明的為人處世，終于可以發現官方很尷尬的那個定律——要在官場混得好，得有奴才思想;有不把自己當人的準備!

　　仕途不得意者，或郁郁不歡，或心地坦蕩。陶老先生是后者。中國很多知識分子由于死了做官的念頭，反而靜下來讀書了，讀出自己的心得，藝術品味漸漸上升，原來心里的那份忠君報國的妄想，化作了對生活對友情對自然對藝術的親近。社會洪波里的普通人，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為了獲得什么物質與什么位子，而降低自己的人格。那些以尊嚴的代價，去換取一職半官，說到底，可憐呀，令人發笑。所有大權在握的高位者，如果知道有那么一些精神貴族，竟然不對權力低下高貴的頭顱，一定會感到無奈之無奈!

　　陶淵明回到故里(上京里，柴桑城)，躬耕田地，喝酒寫詩;人緣好，行為異常，天命之年名播四方，成為名人。他常頭戴葛巾帽，腰間有個酒葫蘆，打赤腳進城，小孩們喜歡圍觀他。當時有些小隱士，只是“偽粉絲”而已，他們也戴葛巾帽，也掛酒葫蘆，想學習老陶;可是他們心里卻裝著朝廷官府，企圖借著陶老先生的魅力，有朝一日，完成“從隱士到官員”的萬里長征。陶淵明一笑置之，他們有權仿效自己，但是貌似神不似，官府上鉤不上鉤，也是他們的各自的造化，他并不道破。其實陶淵明自己不煉丹，不辟谷，不學長壽術，反對當神仙，陶淵明從來不是隱士。(后人稱老陶是隱士，也是后人自己的事，反正陶先生的文章詩句里，從來沒說過他自己是個隱士。)

　　一個人對官場的格格不入的真性情的人，可愛的偉大的陶老先生，高山也，萬世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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