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一生

　　陶淵明（365—427），字元亮，或云淵明字元亮。別號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潛，卒后親友私謚靖節。東晉潯陽柴桑人（今九江市）人。東晉大詩人、辭賦家、散文家。曾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卒后朋友私謚“靖節”，故后人稱“靖節先生”。陶淵明出身于貴族世家，受儒、道思想影響很深。他生于東晉后期和晉宋交替之際，家勢已漸漸衰落。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年輕時曾懷有“大濟于蒼生”的壯志，又因家境貧寒，二十九歲時走上仕途，歷任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彭澤令等下級官職，每次時間都很短。幾度出仕，使他逐漸認清了當時官場的污濁與黑暗，四十一歲還家歸隱，過起了自由閑適的田園生活。此后二十三年，雖憂憤常積于心，生活困窘多難，但再無出仕之念，最后在貧病交迫中去世，卒年六十三歲。

　　陶淵明一生經歷

　　373年，9歲，失怙。

　　393年，孝武帝太元十八年，29歲，任江州祭酒。

　　400年，隆安四年，36歲，辭征辟，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

　　404年，元興三年，40歲，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

　　405年，義熙元年，41歲，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辭職，同年秋任彭澤令。八十三天后，辭官歸里，賦《歸去來兮辭》，開始過“躬耕自資”的生活，安貧樂道，悠游世外。

　　427年，元嘉四年，63歲，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挽歌詩》三首。

　　陶淵明情感生活

　　詩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開，詩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現。因此，研究一個詩人的感情生活遠比分析他的思想更重要。

　　他和我們一般人一樣，有許多矛盾和沖突；和一切偉大的詩人一樣，他終于達到調和靜穆。從他的詩里，我們可以領悟到他的“沖澹”，卻可能讓不知道這“沖澹”是從幾許辛酸苦悶得來的。他一生飽經憂患，并不像許多人想的那樣悠然自得，極端貧窮時，到了“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的境地，他雖不怨天，但是叫兒子們幼而饑寒，他尤覺良心有愧。窮還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詩集之中多有憂生之嗟，可見遲暮之感與生死之慮時常在淵明心中盤旋。尤其是剛到中年，不但父母都死了，原配夫人也死了，不能不叫他“既傷逝者，行自念也”。這世間還有誰能給他安慰呢？他對于子弟，本來“既見其生，實欲其可”，而事實上“雖有五男兒，總不愛紙筆”，使他嗟嘆“天運”。至于學士大夫中的朋友，大半和他“語默殊勢”，令他起“息交絕游”的念頭。連比較知己的象周續之、顏延之一班人也都轉到劉宋去忙著做官，他送行時說：“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路若經商山，為我稍躊躇”，這語音之中有多少寂寞之感！

　　陶淵明思想性格

　　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是陶淵明思考人生得出的兩個主要結論，也是他人生的兩大支柱。

　　“安貧樂道”是陶淵明的為人準則。他所謂“道”，偏重于個人的品德節操方面，體現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榮木》）。“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其四）。他特別推崇顏回、黔婁、袁安、榮啟期等安貧樂道的貧士，要像他們那樣努力保持品德節操的純潔，決不為追求高官厚祿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視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業，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廣對疏受所說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慮貧富的問題，安貧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發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來求得平衡：“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其五）而那些安貧樂道的古代賢人，也就成為他的榜樣：“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詠貧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貧窮，到了捱餓的程度，但是并沒有喪失其為人的準則。

　　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思考。“自然”一詞不見于《論語》、《孟子》，是老莊哲學特有的范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于近代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的物質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無須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當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抱樸而含真。陶淵明希望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謂“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兮辭序》），說明自己的質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繩墨的約束。所謂“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表達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悅。在《形影神》里，他讓“神”辨自然以釋“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長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義化解它們的苦惱。形影神三者，還分別代表了陶淵明自身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者的對話反映了他人生的沖突與調和。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導出來的順化、養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較完整而一貫的哲學。

　　總之，陶淵明的思想可以這樣概括：通過泯去后天的經過世俗熏染的“偽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支改變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復歸。這在他自己也許能部分地達到，特別是在他所創造的詩境里，但作為醫治社會的藥方卻是無效的。

　　陶淵明是魏晉風流的一位代表。魏晉風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陶淵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來，他的一生卻是很藝術的。他的《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時運》等作品，都是其藝術化人生的寫照。他求為彭澤縣令和辭去彭澤縣令的過程，對江州刺史王弘的態度，撫弄無弦琴的故事，取頭上葛巾漉酒的趣聞，也是其藝術化人生的表現。而酒，則是其人生藝術化的一種媒介。陶淵明可以說是魏晉風流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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