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難》旨趣探微

時間：2024-10-22 01:06:17 蜀道難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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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難》旨趣探微

　　《蜀道難》是中國唐代偉大詩人李白的代表作品。全詩二百九十四字，以山川之險言蜀道之難，給人以回腸蕩氣之感，充分顯示了詩人的浪漫氣質和熱愛祖國河山的感情。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蜀道難》旨趣探微。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蜀道難》旨趣探微

　　《蜀道難》旨趣探微

　　摘要：對《蜀道難》藝術成就的推崇，前人幾乎眾口一詞;而對其立意旨趣，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立足《蜀道難》的思想內容，結合其創作背景、詩人當時的創作狀態和創作初衷對該詩的旨趣進行探究。

　　關鍵詞：《蜀道難》旨趣創作背景創作狀態創作初衷

　　《蜀道難》原為樂府古題，多詠蜀地山川之險，歷代詩人曾反復詠嘆。至于李白，藉古出新，標新立異，創造出一篇“奇之又奇”的文字。杜甫贊曰“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明代王世貞亦直言“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仙”，清代沈德潛亦言“(太白)筆陣縱橫，如虬飛蠖動，起雷霆于指顧”，諸多贊美之辭無以復加。

　　對于這首詩藝術成就的推崇，前人幾乎眾口一詞，萬人同喙。然而關于其立意旨趣，歷來眾說紛紜：一曰為憂房�g、杜甫而作;二曰諷刺安史之亂后唐玄宗入蜀;三曰諷刺四川軍閥章仇兼瓊;四曰“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前二說與《蜀道難》的創作時間對不上，不攻自破。據唐代孟侗臼率》載：“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于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亦載：“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清代顧炎武《日知錄》則斷言：“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根據以上所載，這首詩的創作時間應該在李白第一次到長安之前，最晚不超過唐玄宗天寶初年;而上述前兩說皆言及安史之亂，自不能成立。至于第三說，僅僅根據《蜀道難》“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這一句，就斷定李白是為了諷刺四川軍閥章仇兼瓊，未免斷章取義，太武斷了;更何況根據明胡震亨《李詩通》所載“兼瓊在蜀，無據險跋扈之跡”，此說就更離譜。總之，前三說或于時間不對，或與史實不符，都站不住腳。至于第四說，亦難以讓人信服;因為在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上很難找出一個在藝術上登峰造極而在思想上毫無寄托的作品。如果《蜀道難》是一個例外，那么它就是跛足的巨人，詩歌史上的怪胎。

　　那么《蜀道難》的旨趣到底是什么呢?最靠譜的恐怕是從詩作本身去找答案。從思想內容看，這是一首送別詩無疑，即前人所謂“送友人入蜀”。從詩歌所透露出來的情感看，既有對友人旅途艱險的擔心、對友人涉足陌生地的憂慮，又摻雜些許含蓄而執著的惜別之情。然而，如果簡單地把它看做是本詩的旨趣，則未免流于淺薄。其實要把握《蜀道難》的思想內容，最要緊的莫過于“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這一句。這句詩在詩中一詠三嘆，且貫穿全詩始末;它不僅僅是詩意轉折和抒情變化的標志，更是詩人刻意詠嘆的主題。單憑這一點，就可斷定這不是一首一般意義上的送別詩。詩人極盡想象、夸張之能事，極言蜀山之險、蜀道之難，難道僅僅是為了抒發惜別之情和牽掛之意?這未免太小題大做了，太不像李太白了吧?顯然，李白不過是借送友入蜀之名，狀寫蜀道之難罷了。因此，準確把握《蜀道難》之旨趣，首先必須抓住詩歌所狀寫的、所歌詠的蜀道這個重點探尋。李白以變化莫測的筆法，藝術地展現古老蜀道逶迤、崢嶸、高峻、崎嶇的面貌，描繪出一幅色彩絢麗的山水畫卷。他筆下的蜀道，不僅僅具有高、奇、險的特點，更被賦予詩人特有的情感氣質和思想品格。這條蜀道，是李白的蜀道，從頭至尾融貫著澎湃的浪漫主義激情。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誦讀《蜀道難》會產生偉大、崇高的情感，產生景仰、膜拜的沖動。因此，通過分析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詩人的情感傾向，我們不難洞見本詩之旨趣，即借“送友人入蜀”之題，狀寫蜀道之難，以贊蜀山蜀水之大美，嘆蒼天造化之神功。

　　其次，探尋詩歌的旨趣，前人首推“知人論世”這個辦法。若論《蜀道難》創作時的這個“世”，這可不是一個一般的世。此時正處盛唐的頂點――開元、天寶之交，在這樣的宏大背景之下，詩人贊美自然造化之大美神功與大唐恢宏氣度頗為契合。若論李白這個“人”，這也不是一個等閑之輩。此時的李白正懷揣理想、信心滿滿地奔赴長安，此時的他既有道家對自然的那種崇拜，又有游俠對山水的那種任氣，更有儒家對功名的那種熱衷。狀態如此高昂、飽滿的李白，創作出來的《蜀道難》必然一洗前代眾多詩人同母題詩作所流露出來的卑怯、柔弱、哀婉之小氣，從而呈現出崇高、偉岸、豪邁之大氣。因此，結合知人論世，不難探究出贊美自然造化之大美神功這個旨趣。

　　最后，我們還可以從《蜀道難》的創作初衷分析。《蜀道難》是一首投贈詩，古代文人若想順利入仕，往往會帶上自己得意的詩作拜謁當時的權勢人物，希望得到他的賞識、提攜或引薦。白居易獻給顧況的《賦得古原草送別》、錢起獻給裴舍人的《贈闕下裴舍人》和柳永呈給孫何的《望海潮》都是同類。既是投贈詩，當然不能造次，恨不得把先天異秉和后天所學濃縮于方寸之間，恭呈于貴人之前。李白亦不能免俗，因為李白不愿走科舉仕進之路，而是想通過貴人提攜迅速入仕，平步青云，實現匡時濟世的偉大抱負。既然如此，李白在《蜀道難》上，就必須做足功課。首先，他在詩歌形式上選擇歌行體，因為他清楚自己最擅長的就是歌行體，最能發揮自己藝術才能的也是歌行體。其次，他清楚在詩歌主題的確立上，更要小心謹慎;再次，必須回避那些敏感的、容易引起猜測和誤解的題旨，而最穩妥、最安全、最保險的莫過于歌詠大自然。歌詠山川之大美、自然造化之神功，永遠是積極、陽光、正面的，絕不會產生消極、陰暗、負面的聯想。因此，前人所主張的暗諷、影射、傷離別、無寄托的種種說法，在這里就不靠譜了。

　　探究詩歌的旨趣，首先要從思想內容入手，所謂實事求是，既不能先看前人專家的見解，因為難免落入先入為主的陷阱，又不能先“知人論世”，因為先從“人”和“世”入手，極易犯主觀臆測和形而上學的毛病。因此，要弄清楚《蜀道難》的旨趣是什么，老老實實從詩歌本身探究。知人論世的方法和前輩專家的觀點固然重要，但只能作為輔助手段和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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