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是我國詩歌的光輝起點
相傳，我國古代有“采詩”的制度。遠在堯、舜、禹、夏、商、周的時代，朝廷就設有專門采詩的官員，每年的正月或者八月，在民間征集群眾口頭流行的歌謠，然后把采集
來的歌謠獻給樂官太師，樂官再配上樂譜，演唱給天子聽。天子則依靠這些詩歌體察風土人情，了解民間疾苦以及老百姓對朝廷政治設施的反映和意見。《詩經(jīng)》就是周代樂官們收集并經(jīng)過加工整理的歌謠，它前后醞釀了五百多年，并且被不斷地潤色和刪減，精心編選，分門別類，按“風”(民間詩歌)、“雅”(貴族官吏詩歌)、“頌”(宗廟祭祀詩歌)三大類，進行加工整理，最后選出三百零五首，編成一部詩歌總集。當時，這部詩歌總集就叫《詩》，或按其詩篇之整數(shù)，稱《詩三百》。
春秋時代，群雄并起，各諸侯之間，交往頻繁。許多王侯貴族、公卿大夫，為加強自己的外交辭令，使語言含蓄婉轉且優(yōu)美動人，常常借用詩句來表達意見和態(tài)度。這種風氣越演越烈，以至一時形成風氣，上層人物說話辦事，多引詩傳情達意，證其得失，否則就覺得大失面子。
《左傳》襄公十六年還記載，晉平公即位不久，一次大宴諸侯，讓赴宴的諸位大夫，賦詩并配樂舞，還提出“詩歌必類”，即要求所賦詩歌，應符合宴會內容。誰知齊國大夫高厚，賦詩“不類”，晉大夫荀偃立即拍案而起，怒聲喝道：“諸侯有異志矣!”認為齊國有叛逆之心，于是和赴宴的其他大夫盟誓：“同討不庭!”只因賦詩不當，幾乎引發(fā)一場大禍，可見稔熟《詩》在春秋時期，是何等重要!據(jù)后人統(tǒng)計，一部《左傳》，記載春秋時期政治、外交活動時，引詩之句，竟達二百五十條，其中百分之九十五，都出自《詩三百》。
正是在如此時代氛圍中，孔子對《詩》推崇備至，不只授徒講學，把它作為主要課本，還多次對兒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到了漢代，朝廷采納董仲舒的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開創(chuàng)者孔子的地位，一下子被抬得很高，直至奉為“圣人”。愛屋及烏，孔子推祟的《詩》，也被看作重要經(jīng)典，因而出現(xiàn)了《詩經(jīng)》這一名稱，并廣為流傳，沿用至今。
《詩經(jīng)》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也是中國詩歌的光輝起點。它是中國上古時代社會生活的藝術反映，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
兩千多年來，《詩經(jīng)》如巨眼噴泉，一直流澤和滋潤著中國詩歌這條源遠流長的長江大河，哺育著眾多才華卓絕的文人墨客。它不僅是中國文化的一份寶貴遺產(chǎn)，而且早在古代就流傳到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十八世紀時，還傳播到了歐洲，時至今日，世界上各種主要文字，都有了《詩經(jīng)》的翻譯本。《詩經(jīng)》已成為世界文化寶庫中的一份珍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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