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春秋繁露》古詩詞原文及譯文

時間：2024-08-05 19:27:04 煒玲詩詞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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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春秋繁露》古詩詞原文及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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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春秋繁露》古詩詞原文及譯文

　　原文：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于人，義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眾人不察，乃反以仁寬己，而以義設人，逆其理，鮮不亂矣。莫欲亂，而大抵常亂，以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為仁。

　　仁者，愛人也。昔者晉靈公殺庖廚以善飲食，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人者，不愛人也。不愛，奚足謂仁？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春秋》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于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至明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

　　義者，非謂正人，謂正我也。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非不能正人也，而《春秋》弗與，不得為義者，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于諸侯，無所能正，《春秋》謂之有義，以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

　　是義與仁殊。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君子求仁義之別，然后辨乎內外之分。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此之謂也。故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法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法自治，是為禮不敬也。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仁義之處可無論乎？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圣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取材于董仲舒《春秋繁露》）

　　注釋：

　　【1】潞子：小部落的首領。

　　譯文：

　　《春秋》研究的，是別人和自己（的關系）。用來研究別人和自己（之間關系）的，是仁和義。用仁安定別人，用義端正自己。仁對于別人（的作用），義對于自己的作用，是不可以不明察的。許多人不明察（這一點），竟然反過來用仁寬待自己，用義要求別人，違背了這個道理，（社會）少有不混亂的。沒有人愿意混亂，（社會）卻大多常常混亂，是因為不明白別人和自己的分別，不明白仁義（分別施用）在何處。所以《春秋》提出仁義的法則，仁的法則在于愛別人，不在于愛自己；義的法則在于端正自己，不在于端正別人。自己不端正，即使能夠端正別人，也不能稱為義；別人沒有蒙受他的愛，即使（他）非常愛自己，也不能稱為仁。

　　仁，就是愛別人。從前，晉靈公殺廚子來改善飲食，并非不厚愛自己，這樣卻不能算是善良的人，是因為（他）不愛別人。不愛（人），哪里值得稱為仁呢？敵人已經來攻打了，才去救他，那么《春秋》就不贊美（這種做法）。（敵人）沒到（的時候），預先防備，（《春秋》）就贊美他，贊美他能事先預防禍害。在（禍害產生）之前就先預防，那么禍害就無從產生，天下就沒有禍害了。觀察事物的發展，事先發現它的苗頭，把禍亂消滅在將要發生而沒有成形的時候，（這）是《春秋》的思想。這（智慧）極高明啊。所以智慧高明能預先（知道事物的發展），仁愛就能更深遠。所以稱王的人仁愛惠及四方夷狄，稱霸的人仁愛惠及諸侯，能安定（國家）的人仁愛惠及本國，使（國家）危急的人（只）愛身旁的人，使（國家）滅亡的人（只）愛自己。（只愛）自己的人，即使處在天子、諸侯的位置，（也只不過）是獨夫罷了，沒有臣民讓他差遣。像這樣的人，沒有人滅亡他，他自己（也會）滅亡。所以說：仁是愛別人，不在于愛自己，這就是仁的法則。

　　義，不是端正別人，而是端正自己。即使是亂世中的邪曲不正的君主，沒有人不想端正別人。哪里算是義呢？從前，楚靈王討伐陳國、蔡國的叛賊，不是不能端正別人，但是《春秋》并不贊許，不能稱他為義，是因為他自身不端正。潞子對于諸侯，不能端正什么，《春秋》（卻）稱他有義，是因為他自身端正。所以說：義在于端正自己，不在于端正別人，這就是義的法則。

　　這就是義和仁的不同。愛用在別人（身上），叫做仁；義（用在）自己（身上），叫做義。君子尋求仁和義的區別，這之后辨明對自己與對別人的區別。所以要求自己就要依據道理來端正自身，依據禮的規矩（行事）來求得幸福；對待別人，擴大恩施、廣布恩惠，用寬容的原則來容納眾人。《春秋》指責居上位者的過錯，憐惜下層百姓的疾苦。用仁（的法則）對待別人，用義（的法則）對待自己，對自己（的過錯）嚴厲（地責備）而輕微地責備別人（的過失），說的就是這個。所以對自己要求嚴格，叫做寬厚；對別人要求嚴格，叫做刻薄。用全面（的標準）要求自己，叫做明智；用全面（的標準）要求別人，叫做糊涂。所以用要求自己的標準去要求別人，這是居上位卻不寬容；用要求別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這是執行禮制不恭敬。居上位不寬容，就損害了寬厚（的德行），百姓就不會親近；執行禮制不恭敬，就損害了品行，百姓就不會尊重。（百姓）不親近就不會相信（他），（百姓）不尊重就不會敬畏（他）。仁義的分別可以不思考嗎？即使有天下最好的食物，不咀嚼，就不知道它的美味；即使有圣人最高明的道理，不思考，就不知道它的意義。

　　作品介紹

　　春秋繁露

　　在西漢中期，董仲舒的學說在其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春秋繁露

　　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說《春秋》事得失，作《聞舉》《玉杯》《蕃露》等數十篇。《蕃露》是他講《春秋》諸篇中的一篇。“蕃”與“繁”古字相通。《史記》說“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種裝飾，綴玉而下垂。賈公彥在《周禮·春官大司樂》中作疏說：“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認為《春秋繁露》是對《春秋》大義的引申和發揮。

　　現存《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書中篇名和《漢書·藝文志》及本傳所載不盡相同，后人疑其不盡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輯錄董仲舒遺文而成書，書名為輯錄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書名出現。

　　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江右計臺刻本，現藏于北京圖書館。注本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等。

　　主要內容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公元前179年一公元前104年）撰。仲舒，廣川（今河北棗強）人，西漢哲學家，今文經學大師，專治《春秋公羊傳》；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膠西王相，漢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他對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為武帝所采納，開此后兩干余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的先聲；除此書外，尚有《董子文集》。此編為作者闡釋儒家經典《春秋》之書，書名為“繁露”，《四庫全書總目》云：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

　　《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為說也。此書篇名與《漢書·藝文志》及《漢書·董仲舒傳》的記載不盡相同；《漢書·藝文志》只言《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漢書·董仲舒傳》所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皆為所著書名，數十篇，十余萬言；今存《玉杯》《竹林》則為《春秋繁露》中之篇名。因此，后人疑其不盡出董仲舒一人之手，宋儒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庫全書總目》卻認為，書雖未必全出仲舒，但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

　　董仲舒在書中極力推崇《公羊傳》的見解，闡發“春秋大一統”之旨，把封建統一說成是天經地義而不可改變。他認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學目的論學說，把人世間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權的統治都說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將天上神權與地上王權溝通起來，為“王權神授”制造了理論根據。同時，又以陰陽五行學說將自然界和社會人事神秘化、理論化，作出各種牽強比附，建立“天人感應”論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神學體系。如董仲舒創造的“人副天數”說，將人身的骨節、五臟、四肢等等，比附為一年的日數、月數，以至五行、四時之數，人身五臟與五行符、外有四肢與四時符，從而得出“為人者，天也”的理論，認為人類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給予。用天有陰陽來比附人性，謂“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備著陰陽兩種作用，人身也兼備著貪仁兩種本性等等。概括而言，董仲舒的神學體系包括“三綱”、“五常”、“三統”、“三正”、“性三品”諸說。在《基義》篇里，謂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之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綜合前論，即是所謂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并把“仁、義、禮、智、信”五種封建道德倫理規范，與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則為“五常”。“三統”與“三正”實際上是董仲舒的歷史觀。

　　秦漢以前古書記載有夏、商、周三代，董仲舒遂認為夏是黑統，商是白統，周是赤統，改朝換代只不過是“三統”的依次循環，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歷法和禮儀上作形式上的改換。夏以寅月為正月，商以丑月為正月，周以子月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歷法上規定不同，故被其稱作“三正”。在董仲舒看來，一個新王朝出現，無非在歷法上有所改變，衣服旗號有所變化，此即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個新王朝重新享有天命。

　　從“三統”、“三正”論中不難看出，董仲舒否認歷史的發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變，實質上卻是絕對不變的。所謂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來性善，小人生來性惡，中人之性，則可善可惡，性善圣人則是天生的統治者，中人之性則可以教化，逐漸變善，至于小人則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統治。總之，此書內容反映了作者的整個哲學思想體系，這種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學說的思想體系，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與影響。傳本很多，主要有清《四庫全中》本，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附張駒賢《校正》十七卷，又有《四部備要》本及1975年中華書局鉛印本。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點校本收入到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裏面。

　　創作背景

　　秦政成功的經驗為漢政所繼承，秦政失敗的教訓為漢政所吸取。漢初對外和親避戰，對內平定外姓藩王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文景之時刑罰大省，用賢納諫，輕徭薄賦。在此基礎上，武帝強化中央集權，頒行推恩令，建立中央、地方，設立刺史制度，使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在思想文化方面，武帝時期相對寬松，廣開獻書之路，使大批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隱藏起來的典籍得以再現，大批隱退于民間的學者得以重新回到學術領域，出現了繁榮局面。

　　《春秋公羊傳》的作者是戰國齊人。公羊春秋大一統思想與齊國大一統思想有著密切關系。齊威王、宣王時期，國力強大，“諸侯東面朝齊。”（《史記·孟荀列傳》）當時游學齊國的孟子，就認為齊國有希望統一中國。他說：“諸侯之三寶：土地、人民、政事。”（《孟子·盡心》）齊國已據有二，“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民不改聚也。”只有在“政事”上“行仁者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孫丑上》）因為當時“天下方務于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荀列傳》）齊國統治者勵精圖治，懷有統一天下的強烈愿望，廣招學士，優厚待遇，使之講習議論，著書立說，言治亂之事。稷下學士，盛極一時，各家雖異說，但對全國統一，形成共識。孟子主仁政而王，認為“以齊王，由反手也。”（《公孫丑上》）《黃帝四經》說：“唯余一人，兼有天下。”（《十六經·成法》），“抱道執度，天下可一也。”（《道原》）《文子》說：“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王者以道蒞天下，執一無為，“君必執一而后能群矣。”（《道德》）《管子》對統一大勢，描繪了種種藍圖。如《霸言》中對霸業和王業的設想，《君臣》中提出“天子出令于天下……書同名，車同軌”的大一統思想。《荀子》“四海之內若一家”的構想（《儒效》），以及向齊閔王相田文獻策，“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強國》）。

　　公羊春秋大一統思想，是通過實行統一歷法來標志的。《漢書·王吉傳》載王陽上疏中說春秋大一統政治含義很明確，“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大一統在這里，成了天經地義的古今常道。它不僅表現在“改正朔”的歷法一統天下，而且包括各個方面。顏師古對此作注說：“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系統天子，不得自專也。”師古之注，本于董仲舒。董仲舒說：“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漢書》本傳）“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為萬物之本也。”所以，“唯圣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春秋繁露·重政》，以下只具篇名）一是數之始，物之極，“謂一元者，大始也。”（《玉英》）春秋為什么貴乎元而言之呢？“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道》）這里的“一”，“元”和“天者萬物之祖”的“天”。

　　天下變，道也不變與不變故易常

　　人們常認為，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也不變”是形而上學，是為腐朽的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這種斷章取義的評論，對董仲舒是很不公正的。董仲舒此話是在回答漢武帝策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董仲舒認為，“禹繼舜，舜繼堯，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三代圣王，因循繼統，從容中道，王道條貴，故不言其所損益，因此說“天不變，道也不變”。三代之后，情況不同，夏桀殷紂，逆天暴物，殷之繼夏，周之繼殷，是繼亂世而治，天命改變了，王道也要改變。他對上述兩種不同情況的結論：“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三代所守道一，故天不變道也不變，圣王繼亂世，則“掃除其跡而悉去之”，今漢繼秦后，“如朽木糞墻”，必解而更張之，必變而更化之。

　　董仲舒認為，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并征引“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要漢武帝“退而更化”，其更化方案是“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以上見本傳）“更化”是董仲舒獨特的思想，不變之道只有通過更化“變”取得。《黃帝四經》說：“夫天地之道，寒熱燥濕，不能并立；剛柔陰陽，固不兩行。兩相養，時相成……若夫人事則無常，過極失當，變故易常，德則無有，措刑不當。”（《姓爭》）人事是變化不定的，在處理其事務時，擅自改變一貫的制度和政策，德教就無收獲，刑罰也會不當，因此要不變故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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