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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聞一多詩詞的文章
聞一多是著名的愛國詩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也許有很多人不知道,他寫的愛情詩也很出名。

記得在大學校園里的現代文學課上,嬌小玲瓏的現代文學老師在用看似平淡的語調來向我們介紹聞一多先生的詩,她沒有選取我們在中學時代就耳熟能詳的《死水》、《一句話》等等愛國情緒高漲的詩,而是向我們介紹了他的愛情詩——《紅豆篇》:
其一
紅豆似的相思!
一粒粒的
墜進生命的磁壇里了……
聽他跳激的聲音,
這般凄楚!
這般清切!
……
但是,我最喜歡是他的那一首——《也許》,那是聞一多先生在他的愛女聞立瑛夭折之后所寫的,讀來唯美幽婉,感情深摯,那輕柔沖淡的問句,顯得那樣摧人心碎。聞一多先生對愛女那一份深深的悼念之情,讓人讀完也覺得,在當時那樣的黑暗社會,死亡比生來顯得那么幸福,與——美麗!
也 許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叫夜鷹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撥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能驚醒你,
撐一傘松蔭庇護你睡。
也許你聽這蚯蚓翻泥,
聽這小草的根須吸水,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著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文/清荷婉兮
赤子丹心:從《紅燭》到《死水》的愛國抒情
聞一多的詩詞始終貫穿著一條熾熱的愛國主線,這種情感并非空泛的口號,而是扎根于生命體驗的深情吶喊。1923 年出版的《紅燭》,是他留美期間精神苦悶的結晶 —— 作為 “弱國子民”,異國他鄉的歧視與孤寂讓他將祖國視為 “生死不渝的精神戀人”,在《太陽吟》中以 “太陽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陽!/ 又逼走了游子的一出還鄉夢” 傾訴思鄉之切,在《憶菊》中以 “我要贊美我祖國底花!/ 我要贊美我如花的祖國!” 抒發對東方文明的眷戀。此時的愛國情感,是理想化的慰藉與堅韌的自勉,正如他在詩集序中所言:“人就全靠這點不肯絕望的剛強性,才能夠活下去,活著奮斗下去”。
1925 年回國后,軍閥混戰的黑暗現實擊碎了詩人的浪漫憧憬,1928 年出版的《死水》標志著其抒情風格的驟變。如果說《紅燭》是 “相濡以濕” 的溫情告白,《死水》便是泣血錐心的悲憤詰問。《發現》開篇即石破天驚:“我來了,我喊一聲,迸著血淚,/‘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將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化為撕心裂肺的吶喊;同名詩作《死水》以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里斷不是美的所在” 喻指腐朽社會,用冷峻的筆觸揭露黑暗,卻在字里行間暗藏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 的憤激與不甘。從《紅燭》的憧憬到《死水》的絕望,聞一多完整記錄了現代中國人愛國情感的曲折歷程,正如熊佛西所言:“與其說你是新月派的詩人,毋寧說你是愛國派的詩人”。
格律革新:“三美” 主張與新詩的形式覺醒
在五四新詩 “自由散漫” 的創作潮流中,聞一多以 “新格律詩” 主張為新詩注入了形式美的靈魂。1926 年,他在《詩的格律》中明確提出 “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 的創作原則,將格律從 “束縛” 轉化為 “表現的利器”,實現了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音樂美體現為音節的和諧與韻律的鏗鏘,《一句話》中 “/ 有一句話能點得著火”,句式整齊、節奏明快,讀來朗朗上口,暗含火山噴發般的力量;繪畫美源于詞藻的色彩張力,《死水》中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以鮮明的色彩對比勾勒荒誕圖景,既諷刺現實又具藝術感染力;建筑美則表現為章節的勻稱與句式的均齊,《七子之歌》各節結構一致、長短相宜,如同精心搭建的建筑,既規整有序又飽含情感張力。
這種形式革新并非僵化的教條,而是服務于情感表達的藝術創造!断匆赂琛芬钥谡Z化的節奏模擬洗衣勞作的場景,“你說洗衣的買賣太下賤,/ 肯下賤的只有唐人不成?” 的反復詰問,將憤怒與不屈藏于整齊的句式之中;《靜夜》則以舒緩的韻律、凝練的意象營造靜謐氛圍,“這燈光,這燈光漂白了的四壁” 與 “墻外的蛙聲和著笛聲” 形成動靜對比,暗合詩人內心的掙扎。聞一多的 “三美” 主張,不僅糾正了早期新詩的散漫弊病,更確立了新詩的藝術尊嚴,使其成為既能承載深刻思想,又具審美價值的文學形式。
生命詩學:從詩性創作到精神殉道
聞一多的詩詞本質上是一部 “生命詩學”,他始終強調 “藝術底靈魂” 在于 “內涵的思想和精神”,而非單純的形式技巧。這種詩性精神貫穿其一生 —— 從早年的詩歌創作,到中年的古典文學研究,再到晚年的民主斗爭,始終保持著極致的真誠與執著。《紅燭》中 “蠟炬成灰淚始干” 的自喻,既是對藝術的虔誠,也是對生命的承諾;《七子之歌》中對澳門、香港等失地的深情呼喚,將個人情感升華為民族集體記憶,成為跨越時空的精神共鳴。
尤為可貴的是,聞一多的詩歌創作始終與時代同頻共振。五四落潮后,他以 “火山的緘默” 積蓄力量,在《一句話》中預言 “等火山忍不住了緘默,/ 不要發抖,伸舌頭,頓腳”,預示著民族覺醒的曙光;抗戰時期,他的詩歌褪去個人悲喜,融入 “國家至上” 的時代洪流,成為鼓舞民眾的精神火炬。1946 年,他在《最后一次的講演》中怒斥獨裁、呼喚民主,最終為理想殉道,用生命踐行了詩歌中的誓言。這種 “以詩為命、以命踐詩” 的精神,讓他的詩詞超越了文學范疇,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征。
結語:不朽的詩魂,永恒的回響
聞一多的詩詞是中國新詩史上的豐碑,它既有著 “三美” 主張的藝術革新,更有著赤子愛國的精神內核。從《紅燭》的溫情與堅韌,到《死水》的悲憤與覺醒,他用詩歌記錄了一個民族的苦難與抗爭,用格律賦予了情感最精準的表達。時至今日,《七子之歌》的旋律仍在回響,“咱們的中國” 的吶喊仍在激蕩,他所倡導的藝術理想與愛國情懷,依然是照亮后世的精神燈塔。正如朱自清所言,聞一多的愛國情懷 “格外強烈”,這種強烈的情感與精湛的藝術完美融合,使其詩詞具有了跨越時代的生命力,成為永遠值得我們品讀與傳承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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