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散文

　　散文總體的主要特點:1.形散而神不散 2.意境深邃 3.語言優美凝練，富于文采。

　　洪水與猛獸

　　二千二百年前，中國有個哲學家孟軻，他說國家的歷史常是“一亂一治”的。他說第一次大亂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亂是三千年前的猛獸，后來說到他那時候的大亂，是楊朱、墨翟的學說。他又把自己的距楊、墨比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驅猛獸。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說楊、墨之害，甚于洪水猛獸。后來一個學者，要是攻擊別種學說，總是襲用“甚于洪水猛獸”這句話。譬如唐、宋儒家，攻擊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擊陸王派，也用他;現在舊派攻擊新派，也用他。

　　我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沖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濫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對付洪水，要是如鯀的用湮法，便愈湮愈決，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導法，這些水歸了江河，不但無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有利無害的。孟氏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這正是舊派對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孟氏引公明儀的`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現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么?現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么?

　　所以中國現在的狀況，可算是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服了，來幫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

　　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5號

　　夢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著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著一柄短短的軍刀，騎在很高大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心里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著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夸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著，臨走時才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里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炮彈，旋進炮腔里。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卻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并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里的小姑娘，穿著大紅大綠的衣裳，裹著很小的腳。匆匆一面里，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過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里，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涌出慷慨的快樂眼淚呢?

　　批評的三昧

　　梁實秋在《文藝批評論》一書的《自序》里，說編這書的經過道：當時手邊參考書可說等于零，故很有一部分是憑記憶寫的。簡略闕漏之病，自知甚多。然而，手邊若是有充分的參考書，這一本小冊子也許根本寫不成了。我對于批評這一門學問若是知道得較多些，這一本小冊子也許又根本寫不成了。像文藝批評論這樣性質的書，大概只能在自己學識尚淺和手邊缺乏參考書的時候才會寫得成的罷。

　　兩個“若是”，一個“大概……的罷”，真勾人迷離恍惚了。可是雖然是“大概……的罷”的句法，但“罷”字的`底下，沒有用疑問號，就用句號，想來是肯定的而非假定的了。

　　依此類推，“大概”也可說是“大概只能在自己沒有學識和手邊沒有參考書的時候才會不寫而成的罷”“的罷”。那么，就是這一本《文藝批評論》，也是多寫的了。

　　“手邊參考書可說等于零，故很有一部分是憑記憶寫的”，可知還有“稍有一部分”，是憑什么寫的呢?

　　批評與罵人

　　近來十個做文章的人，就有九個喜歡批評;十個做文章批評的人，就有九個喜歡罵人。一般關心世道人心的人，都個個搖頭嘆息;然而，做文章來批評，是很好的現象;批評的時候罵人，是正常的行為。

　　我最愛看的，是兩個超等的批評家相罵;我怕看的，是兩個劣等的批評家講規則;說什么批評只能就事論事，不可越出范圍;什么批評只能批評，不可罵人。你想，如果批評只能批評，一個批評家如何還能成其為批評家?批評不能罵人，這種批評還有什么價值?新近報紙上常引法國大文學家法郎士的話，說：批評是“靈魂的冒險”。既是一個“靈魂”，“冒險”，還能受什么范圍?再讀讀世界上有名批評家的文章，看看他的內容是怎樣?你費了幾年的苦心，寫成了一本書;他替你做了一篇批評，寫了幾百行的好文章，沒有一字，提到你的大著;等到了末了的一節，方才把你的書名提出來，還沒說到三五句，他的文章已竟完了!然而他的這篇文章是一篇批評，往往是一篇很好的批評。如果一個人批評一部歷史，你只“應當問他里頭的敘事確實不確實，不應涉及這件事情值得值不得替他做一部歷史的問題”;設或這部歷史又是一本翻譯，你又“只當問譯的對不對，不當挑剔人家的文格”，如唐擘黃先生所說，(見《努力周報》第七十五期，唐先生是個學者，并不是一個劣等批評家，他的這篇文章也寫得很好，不過未免太忠厚了。)試問，一個批評家和坐在印刷房里的那位校對先生還有什么大的`分別?

　　講到批評的時候免不了罵人，那道理更加明顯。如果一個人的文筆不佳，我們只好說他不佳;一個人的文理不通，我們只好說他不通;如果一個人在那里胡說，我們只好說他是胡說;如果一本書毫無出版的價值，白糟踏了紙張筆墨，我們也只好說他是的毫無價值，白糟踏了紙張筆墨。我想我們都不能不承認“不通”，“胡說”，“糟踏紙張筆墨”，是罵人，我們都不能不承認在相當的情形之下，這些話是最恰當的批評;那么，還說什么批評不可以罵人?

　　然而，批評的時候，雖可以罵人，罵人卻不就是批評。兩個洋車相撞，車夫回過頭來，你一句，我一句，那是罵人，那不是批評;聽差的打破了一件古玩，老爺捶幾拍桌，口口聲聲，那是罵人，那不是批評;說人家做文章有用意，說人家的批評為的是出風頭，為的泄憤，為的報仇，為的“三角戀愛”，為的謀奪位置，那也是罵人，不是批評。一個人因為肚里有點氣，想發泄發泄，于是乎罵人，是個很壞的習慣，我們應當“有則戒之，無則加勉”。

　　一個朋友看了我的這篇文章，很嚴厲的責備我;說“你還要在那里教人罵人!你看見了本月七日《政治生活》上毛壯侯罵胡適的那篇文章沒有?什么‘新思潮中的巨子，卻不想做人’，什么‘胡適人格降下’，什么‘這位精蟲化的灰色酸秀才，得意忘形’，這真是什么話?”我說，別忙，別忙，我贊成的是一個批評家罵《人》，甚而至于丟《人》的臉，我決不贊成一個人亂罵人，因而丟了自己的臉。

　　發表于《現代評論》1卷2期19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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